■ 杨睿 朱俊达 艾佳 李贤彬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成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枢纽城市，正加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本文系统分析了成都的区位优势与经济地位，依托双机场、中欧班列等基础设施，构建了“一港三网”开放格局，并借助自贸试验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四大开放平台，推动国际物流、数字贸易、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成都的战略定位聚焦“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门户枢纽城市”，通过提升交通网络能级、优化要素配置、深化产业协同、拓展国际交往等路径，强化全球竞争力。然而，成都也面临国际经贸环境波动、区域竞争加剧、人才虹吸效应及RCEP规则适应性等挑战。为此，建议加强制度创新、完善风险防控、培育人才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以把握RCEP机遇，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高地的转型。”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覆盖15个成员国，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20个章节。协定通过系统性削减关税壁垒、简化通关程序、统一原产地规则等制度安排，致力于构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市场。据测算，协定全面实施后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预计到2030年将带动区域GDP增长约2.4万亿美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需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创新。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税收优惠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已突破3.2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增长极。在此背景下，各省市应充分把握RCEP生效机遇，通过“三驾马车”协同发力：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型消费业态；二是加快贸易数字化转型，构建“双循环”枢纽节点；三是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自2022年RCEP正式生效以来，成都依托“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定位，开启了对外开放2.0时代。通过实施“国际门户枢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成都已构建起“一港三网”开放格局：国际铁路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00万标箱，国际航空客货运量稳居中西部首位，数字贸易服务平台覆盖RCEP成员国90%主要城市。数据显示，2024年成都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额达8760亿元，占全市外贸总值的58%，较协定生效前提升12个百分点。在制度创新方面，成都自贸试验区率先推出“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RCEP原产地规则智能判定系统”等18项创新举措，推动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40%。这些实践表明，成都正从内陆腹地向开放高地加速转变，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创新样本。
一、成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现状
（一）战略定位与未来展望
成都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立足新发展阶段，系统擘画“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战略布局：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和改革开放高地，打造现代化产业基地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基地，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全会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四个更”维度深化高水平开放（更高起点谋划开放战略、更大范围配置要素资源、更宽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更深层次创新体制机制），在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中展现成都担当。
全会明确未来五年重点推进三大工程，首先是平台能级跃升工程：构建“枢纽 + 通道 + 网络”开放体系，重点打造天府国际空港枢纽、中欧班列（成渝）集结中心、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三大核心载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其次是要素运筹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全球资源要素“引进来 + 走出去”行动计划，建立跨境数据流动试验区、国际人才自由港等制度创新平台，力争到2030年集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500家。最后是营商环境优化工程：推行“极简审批”改革2.0版，建立RCEP政策智能推送系统，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通过实施“五大攻坚行动”（开放平台攻坚、产业升级攻坚、创新驱动攻坚、生态治理攻坚、民生改善攻坚），成都将形成“一核三带多支点”开放新格局：以成都都市圈为核心，联动重庆共建双城经济走廊，沿“一带一路”打造国际产能合作带，依托数字贸易构建创新发展带。预计到2030年，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2.5万亿元，服务贸易占比提升至40%，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指数进入全球前50，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二）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
作为陆权时代重要枢纽城市，成都正加速构建“一市两场”国际航空枢纽（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2亿人次）、“五向拓展”国际铁路网络（中欧班列（成都）累计开行超1.8万列，占全国四分之一）、“陆海联动”多式联运体系（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突破6000列），形成“空铁水”立体开放格局。凭借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和中欧班列核心节点优势，成都已成为连接东亚－东南亚—欧洲的“黄金三角”物流中心，2024年国际及地区航线达135条，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突破800亿元，稳居中西部首位。
作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成都已形成电子信息（产值突破2.1万亿元）、装备制造（产值超1.2万亿元）、医药健康（产值6800亿元）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在数字经济领域，成都高新区聚集了3000余家软件企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2.3%。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都已推出“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RCEP原产地规则智能判定系统”等27项全国首创政策，2024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2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数达320家，连续5年位居中西部第一。
成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蓉易办”政务服务品牌，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4小时以内。在全国率先建立RCEP企业服务中心，发布涵盖12个重点行业的《RCEP贸易机会清单》，培育出300家RCEP示范企业。通过实施“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成都数字贸易规模年均增速保持35%以上，2024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突破1500亿元。在要素保障方面，成都人才总量达600万人，建成全国首个“国际人才自由港”，外籍人才工作许可办理时限缩短至3个工作日。
（三）现有开放平台
1.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7年3月获批设立，并于同年4月1日正式挂牌，是中国第三批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一。该试验区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优惠，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加强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联系，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四川自贸试验区涵盖三个片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聚焦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贸易，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重点发展国际物流与国际贸易，川南临港片区（位于泸州市）主要定位为航运物流、港口贸易等。试验区总面积达119.99平方公里，目标是打造成为重要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以及成渝城市群面向南方开放、辐射云南和贵州等地区的关键门户。
2.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
2017年3月，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民航局正式批复设立，是我国第六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示范区由五个功能分区构成，航空港功能区承担航空运输及相关配套服务职能，临空高端制造产业功能区专注于发展高科技制造产业，航空物流与口岸贸易功能区侧重航空物流和国际贸易业务，临空综合服务功能区提供商业、金融、会展等综合服务，生态防护功能区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绿色空间。
3.成都国际铁路港
成都国际铁路港坐落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是成都构建“国际陆海联运”走廊的重要依托，港区占地面积33.6平方公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2013年4月，首班中欧班列（成都）从成都国际铁路港首发，标志着成都成为中欧班列的重要始发地之一。成都国际铁路港正全力建设成为立足内陆、承东启西、服务全国、联通世界的“国际内陆第一港”，是国家“西进南下”开发开放格局的战略支点与经济高地，也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承载平台。
4.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1988年启动筹备，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0年被确定为中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科技工业园区，2006年获批成为全国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园区，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成都高新区总面积达234.4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与成都市双流区合作共建的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44平方公里，以及与成都东部新区合作共建的未来科技城60.4平方公里。依托西区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制造产业，以及南区的科技创新、软件研发、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成都高新区正加速向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迈进。
二、成都打造国际门户枢纽的战略定位
（一）战略目标
1.西部对外交往中心
成都市锚定“西部对外交往中心”核心定位，计划通过实施“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到2027年实现“三个显著提升”：国际门户枢纽能级显著提升（国际航线达150条、中欧班列年开行5000列）、制度型开放水平显著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指标进入全球前50）、城市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世界城市排名进入全球百强），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枢纽能级方面，推进“两场三铁多高”工程，建成天府国际机场T3航站楼，实现成都平原经济区铁路公交化运营，高速公路密度达8公里/百平方公里。打造国家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建设青白江国际铁路智慧物流港（仓储自动化率超90%）、双流航空冷链中心（年处理能力50万吨）。建成国际通信专用通道30条，5G基站密度达25个/平方公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覆盖重点产业集群。
经贸发展方面，建立跨国公司“一对一”服务机制，实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力争到2027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50亿美元。培育100家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服务贸易占比提升至35%），打造RCEP跨境电商枢纽（交易额突破2000亿元）。推进“蓉欧+”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在东盟、中东欧布局10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突破80亿美元。
国际影响方面，打造“成都论坛”永久会址，年均举办G20级别国际会议5场以上。建设三星堆国家文化公园，推出“熊猫文化全球行”品牌活动，国际旅游入境人数突破500万人次。建立“1+N”友城合作体系（1个核心城市+N个功能伙伴），在RCEP成员国新增友好合作关系城市20个。
体系保障方面，成都市政府发布《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专项政策30条》，设立50亿元开放型经济发展基金。实施“蓉漂全球引才计划”，建设10个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完善跨境贸易投资法律适用规则。
2.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成都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过程中，通过“三维协同”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以服务业品质升级为根基，不仅引进希尔顿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培育50家米其林餐厅，还推动蓝光嘉宝等本土企业开展ISO认证，形成“国际标准+本土特色”的服务体系；其次构建“双循环”消费供给网络，一方面在春熙路商圈集聚800余个国际品牌打造“首店经济”示范区，另一方面支持蜀锦、郫县豆瓣等非遗产品开发高端产品线，形成“国际大牌+本土老字号”的品牌矩阵。
在场景创新层面，成都通过“数字赋能+文化赋能”双轮驱动：一方面建设智慧商圈20个并开展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培育年销售额超10亿元的MCN机构20家；另一方面打造“夜游锦江”升级版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研学基地，将三国文化盲盒、川菜主题文创等特色IP融入消费场景，形成“科技体验+文化沉浸”的消费新生态。更值得关注的是，成都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要素流通壁垒，不仅设立100亿元消费升级基金，还建立跨境消费支付清算中心，推动服务贸易占比提升至45%，国际消费占比达20%。
这些举措最终形成“枢纽支撑—产业协同—品牌引领”的发展闭环：依托“两场三铁多高”交通网络实现全球商品48小时达，通过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服务贸易突破1500亿元，借助“成都服务”品牌认证体系提升消费体验国际标准。预计到2027年，成都将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万亿元，进入全球城市消费力排名前30，成为“一带一路”消费创新的标杆城市。
（二）核心竞争力
1.通道内畅外联
成都通过实施“国际门户枢纽提升工程”，构建起“一市两场”航空网络（国际航线达135条）与“五向拓展”铁路通道（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万列）。其中，天府国际机场T3航站楼建成后将形成1.2亿人次年吞吐能力，青白江国际铁路港通过“中欧班列+海外仓”模式，实现成都至欧洲主要城市12天物流时效。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国际铁路港创新推出“一单制”多式联运模式，使跨境物流成本降低30%，带动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突破800亿元，稳居中西部首位。
2.要素高效配置
成都构建“金字塔型”创新要素体系：在人才端实施“蓉漂全球引才计划”，集聚600万人才（含诺贝尔奖得主3人、院士58人）；在资本端设立150亿元产业基金，培育瞪羚企业320家；在技术端建成国家实验室等创新载体45个，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比达12.3%。特别在制度创新方面，率先推出“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实现12个重点行业数据跨境流动，带动数字贸易规模年均增速超40%。
3.经济活力充沛
成都形成“三核驱动”产业格局：电子信息产业突破2.1万亿元（占全国8%），生物医药产业达6800亿元（年增速1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突破4500亿元。通过“链长制”推进产业升级，培育出京东方、通威等千亿级龙头企业，建成8个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值得强调的是，成都通过“工业上楼”模式集约利用土地，在300米超高层厂房中集聚500家智能终端企业，单位用地GDP产出提升至80亿元/平方公里。
4.对外交往密切
成都构建“1 + N”全球伙伴网络：与41个国家的58个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在RCEP成员国布局20个海外商务代表处。通过打造“成都论坛”永久会址，年均举办G20级别国际会议5场以上，带动2024年国际及地区航线达135条。特别在文化输出方面，三星堆国家文化公园年接待游客突破800万人次，“熊猫外交”品牌覆盖全球95个国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突破50亿美元。
5.制度开放包容
成都实施“极简审批”改革3.0版，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4小时，市场主体总量突破300万户。在全国首创“负面清单+协同监管”模式，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至27项。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建立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引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涉外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90天。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已发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12支，融资规模突破50亿元。
6.区域协作共兴
成都都市圈深化“三共三同”机制：共建轨道上的都市圈（成德眉资市域铁路达350公里），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共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万亿级产业集群。特别在产业协同方面，成都与德阳共建世界级清洁能源装备基地，与眉山共建“天府粮仓”现代种业园区，与资阳共建临空经济产业带。数据显示，2024年成都都市圈GDP达3.2万亿元，占四川全省45%，成为全国第五大都市圈。
三、成都打造国际门户枢纽的建设路径
（一）提升国际交通网络
1.打造国际航空枢纽
首先，全力加速恢复关键国际航线，例如通往欧洲、北美等国家与地区的航线，确保成都与全球主要国际城市间的航空通道畅通无阻。同时，稳步拓展新兴市场航线，涵盖非洲、中亚、南亚等地，持续扩大国际航线网络的覆盖广度。并且，通过加密重要航点的航班频次，提升国际航线的密度与服务频率，增强航空运输的便捷性。
其次，大力发展国际通程航班以及出入境旅游包机直航业务，充分满足不同类型国际旅客的多样化出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客货并举”的发展机制，平衡推动国际航空客运与货运业务的协同发展，提升航空运输的综合效益。
此外，积极培育航空枢纽超级承运人，以此提升成都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大力支持设立基地货运航空公司，强化航空货运服务能力。加快构建“空中丝绸之路”网络，密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联系，拓展国际航空合作空间。
最后，加快推进双流国际机场的提质改造工程，全面提升机场设施与服务水平。深化双流国际机场与天府国际机场的“两场一体”协同高效运营模式，形成优势互补的双枢纽机场格局。积极支持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促进航空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的集聚发展。
2.建设国际铁路枢纽
首先，持续加强国际铁路通道建设，加快推进与欧洲、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铁路通道项目，构建层次丰富、功能完备的国际铁路网络。拓展中欧班列（成都）的服务范畴，提升班列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
其次，着力优化国际铁路物流体系，提升物流配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与国际铁路港的联动协作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国际铁路物流中心，提升货物集散能力与国际物流服务水平，打造高效的国际物流枢纽。
此外，完善多式联运体系，促进铁路、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提高综合物流效率。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简化通关手续，加快货物通关速度，降低物流时间成本。
最后，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构建区域铁路网络，促进区域内物流资源的优化配置。依托国际铁路枢纽，推动产业集聚与转型升级，发展物流、加工制造、跨境电商等相关产业，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1.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首先，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力度，加速培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积极发展金融科技、文化创意、会展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与产业附加值。
其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产业链条上的良性互动机制。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应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此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金融服务与人才引进保障。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与国际城市的广泛交流合作，拓展国际友城关系，提升成都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2.加强与RCEP成员国的合作
首先，深化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合作，通过举办经贸合作圆桌会议、产业合作交流大会等活动，增进与RCEP成员国在贸易、投资、技术转移等领域的合作深度。拓展国际友城关系，加强与RCEP成员国城市间的友好往来，构建稳固的国际友城网络，提升成都的国际影响力。
接着，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质营商环境，为RCEP成员国企业提供便利的投资与贸易条件。加强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与RCEP成员国共建研发平台与孵化器，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最后，推动产业链合作，与RCEP成员国企业共同打造完整产业链条，促进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协作，增强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与协同发展能力。
（三）深化对外交流交往
1.拓宽国际友城网络
首先，成都持续强化与现有友城的合作，定期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国际友城青年音乐周、友城市长交流座谈会等，不仅增进了与其他国家城市的相互了解与友谊，还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开展了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其次，成都积极寻求与世界各地具有互补优势的新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市政府通过派遣代表团访问潜在伙伴城市，或邀请对方代表团来访等方式，促进相互了解，建立信任基础。
此外，成都构建了多元化的友城合作平台，例如成立成都国际友城高校联盟等组织，促进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创建友城合作项目数据库，为双方企业提供便捷的合作机会查找渠道。通过友城网络推广成都的产品与服务，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并举办国际性展会、商务洽谈会，为本地企业与外国企业搭建合作桥梁。
同时，在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方面，成都组织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文化活动，展示成都的文化特色与国际文化的多元魅力。推动学生交换计划与教师互访项目，加深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
最后，成都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借助友城网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在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展联合研发合作。举办科技论坛、研讨会，鼓励创新成果的共享与应用，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2.提升国际化公共服务水平
成都不断优化和巩固其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增加国际航线数量，提升机场服务品质。同时，加快推进国际铁路物流中心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与此同时，成都大力建设更多国际学校、医院、社区服务中心等，确保国际人才及其家庭能够在成都享受到高标准的生活服务，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与吸引力。
为更好地服务外籍居民与游客，成都提升政府网站、公共服务窗口的多语言服务能力。在主要景点、交通枢纽等地配备多语言导览系统与服务人员，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与服务满意度。
在教育领域，成都引进或创办更多国际学校，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教育课程，吸引更多外籍子女就读。与海外知名大学合作办学，增加留学生名额，提升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
针对医疗健康服务，成都建设国际医院或设立国际医疗服务部，引入先进的医疗技术与管理理念，确保外籍人士能够获得优质满意的医疗服务。与国际医疗保险机构合作，保障外籍人士能够顺利享受医疗保险服务，解决外籍人士的医疗后顾之忧。
（四）优化国际营商环境
1.法律法规完善
成都通过修订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简化外资企业注册程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提升外资企业的办事效率。
与此同时，成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成都完善相关物流法规，包括货物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制度，提高物流效率，促进国际物流的顺畅发展。加强对跨境电商的支持，制定相应监管政策，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成都建立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体系，提供涉外法律咨询服务、涉外仲裁服务等，为国际企业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推动国际司法合作，提高处理涉外案件的能力与效率，维护国际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吸引国际人才，成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签证便利、居留许可、税收优惠等，创造有利于国际人才聚集的法律环境。通过制定法规，为国际人才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解决国际人才的生活后顾之忧。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成都注重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规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促进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致力于打造数字经济示范区，推动相关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
成都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法规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包括节能减排、污染控制等措施。这些法规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符合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最后，作为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成都完善文化旅游法规，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法规包括对文物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的规范，以及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的标准，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行政审批改革
首先，成都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实现多部门联合办公，企业和群众在一个窗口即可完成多项审批业务，提高办事便利性。通过精简审批环节、合并审批事项等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程序，大幅缩短审批时间，提升行政效率。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成都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推广使用网上审批系统，实现审批事项的在线申报、在线审核、在线反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提升政务服务的智能化水平，真正实现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此外，成都通过信息公开平台公布审批流程、所需材料、收费标准等信息，确保审批过程公开透明。实施“阳光审批”，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强企业和群众对政府审批工作的信任。
为优化外资企业服务，成都为外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简化外资企业注册、税务、海关等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资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为外资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
成都简化创业企业注册流程，提供快速注册通道，鼓励创新型企业落户。为初创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如减免租金、提供财政补贴等，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在简化审批的同时，成都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确保市场秩序稳定和企业合规经营。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机制，即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开查处结果，提高监管的公正性与透明度。
最后，成都加强对政务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推广使用多语言服务，为外籍人士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提升城市的国际化服务水平。
四、成都对外开放平台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经贸环境
在全球经济“三重冲击”叠加背景下（美联储加息、逆全球化、技术脱钩），成都开放型经济正面临多维挑战。首先，国际经贸环境波动导致外资增速放缓至8%（低于全国2个百分点），同时电子信息产业65%的本地配套率暴露出供应链韧性不足，受东南亚疫情影响Q2笔记本电脑产能下降15%。值得警惕的是，欧盟《芯片法案》使半导体设备采购周期延长至24个月，进一步加剧技术引进困境。
在此基础上，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三重挤压”：国际物流成本上涨230%削弱机电产品竞争力，RCEP原产地规则58%的利用率导致20亿美元订单流失，TOP10物流企业缩减在华网络使中欧班列准点率降至82%。叠加2024年全球新增1200项贸易限制措施，成都光伏、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分别面临18.3%反倾销税、40%认证成本增加和35%并购受阻率。
更严峻的是，全球消费市场呈现“K型复苏”特征，欧盟订单下降18%与新兴市场42%出口占比不足形成鲜明对比，而35%的高端制造出口占比更落后深圳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民币±5%汇率波动造成10亿元汇兑损失，8%的中资美元债利率使境外融资规模下降30%，SWIFT系统15%的替代性支付占比严重影响结算效率。
面对复杂形势，成都需构建“四位一体”应对体系：通过“链长制”将电子信息配套率提升至75%，在自贸试验区开展“跨境数据流动分级分类管理”试点，实施“新兴市场倍增计划”培育100家跨境电商领军企业，同时建立“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体系开发避险衍生品。这些举措不仅能化解当前挑战，更将为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筑牢制度保障。
（二）区域竞争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正面临“双向挤压”竞争态势。首先，随着国内城市能级普遍提升（2024年新一线城市GDP平均增速达7.2%），成都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已连续两年低于杭州、苏州等城市，电子信息产业龙头企业被抢挖率高达15%。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竞争已从要素争夺转向制度型开放比拼——深圳前海“跨境理财通”试点、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等制度创新，使成都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方面优势弱化。
在此基础上，国际城市竞争呈现“高端化 + 数字化”新特征：新加坡通过“全球企业投资者计划”吸引高净值人才，东京推出“数字游民签证”争夺创新群体，这些举措导致成都国际人才净流入率下降8个百分点。更严峻的是，全球TOP50创新城市排名中，成都较2020年下降5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仅为深圳的1/3，暴露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竞争压力正加速传导至产业端：成都传统优势产业面临“前堵后追”困境——东部沿海城市通过“腾笼换鸟”发展智能制造，越南、印度等国以更低成本承接中低端制造转移，导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利润率从2019年的8.5%降至2024年的5.2%。与此同时，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赛道，成都独角兽企业数量仅为北京的1/10，产业生态构建明显滞后。
面对多维竞争压力，成都需实施“三维突围”战略：在制度创新层面开展“政策包+服务包”组合试点，对领军企业给予“定制化政策套餐”；在要素集聚方面建设“国际人才自由港”，将海外高层次人才个税减免政策延长至2030年；在产业升级领域打造“揭榜挂帅”创新平台，重点攻关第三代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卡脖子”技术。通过构建“制度优势—人才优势—产业优势”的良性循环，成都有望在全球城市竞争格局中实现位次跃升。
（三）人才竞争
在全球人才竞争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成都正面临“双向虹吸”压力：首先，根据《2024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成都国际人才吸引力排名较2020年下降7位，主要受限于新加坡“全球投资者计划”、迪拜“黄金签证”等制度创新的虹吸效应。尽管成都人力资源储备总量突破600万人，但新兴领域人才缺口达45万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产业高端人才密度仅为深圳的1/2。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竞争已从单纯的“人才数量争夺”转向“人才效能比拼”：成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35万人年，但PCT国际专利授权量仅为北京的15%，反映出人才创新效能转化不足。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电子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供给缺口达32%，企业新招员工平均需6个月岗位适应期。
为此，成都需构建“四位一体”人才战略体系：首先实施“顶尖人才登顶计划”，对诺贝尔奖得主等战略科学家给予5000万元综合支持；其次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在电子科大等高校试点“产业教授”制度，推动100家重点企业与高职院校共建实训基地；更关键的是打造“国际人才自由港”，在天府国际生物城等园区试点“签证便利+个税减免+跨境医疗”政策包；最后完善“人才全周期服务体系”，建设500万平方米人才公寓，将子女入学、医疗绿色通道覆盖至B类以上人才。
通过构建“制度创新—效能提升—生态优化”的人才发展闭环，成都有望在2027年前实现人才资源总量突破800万人，其中国际化人才占比提升至12%，高技能人才占比达30%，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战略支撑。
（四）RCEP挑战与机遇并存
尽管RCEP生效为成都带来历史性机遇，但协定实施面临“三重制度性挑战”：首先，RCEP包含20个章节的高标准规则体系，不仅要求对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等12个领域进行数据重构，更考验跨部门政策协调能力——成都现有贸易统计体系与区域价值成分计算规则存在6处制度性冲突。更关键的是，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型面临“三重堵点”：27个部门412项审批事项与RCEP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存在38处规则冲突，导致2024年服务贸易占比仅2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中高端产业面临“双向挤压”：日本对医药产品设置TPP级专利审查标准，导致成都生物医药企业专利布局成本增加30%；越南电子组装业劳动力成本仅为成都的1/3，造成2024年笔记本电脑订单转移率达18%。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竞争压力正加速传导至创新领域——成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强度仅1.8%，低于RCEP成员国平均水平2.3%，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自给率不足15%。
面对复杂局面，成都需构建“三维攻坚”体系：在制度创新层面开展“RCEP规则集成试验”，建立“1+N”政策包（1个总体方案+N个专项行动计划）；在产业升级领域组建“RCEP产业创新联合体”，重点攻关5G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更关键的是打造“数字贸易单一窗口”，将跨境服务贸易统计监测覆盖率提升至95%。这些举措不仅能化解当前挑战，更将为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筑牢制度保障。
五、结论与建议
RCEP协议的签署为成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带来显著积极影响。该协议不仅为成都提供更广阔市场空间，还促进与RCEP成员国间的经贸合作。成都应进一步深化与RCEP成员国的合作，拓展贸易渠道，促进投资合作，加强在科技创新、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通过这些举措，成都既能提升自身对外开放水平，又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抓住RCEP带来的机遇，成都需加强党对高水平开放的全面领导，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市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决策和政策有效执行。设立专门工作小组或领导小组，负责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的具体规划与实施。完善制度保障，制定详细实施方案，明确每项措施的责任主体和时间表。加强制度创新，探索适应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制，如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等。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其在社会动员和服务群众中的作用。鼓励基层党组织创新工作方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各项政策公平公正实施。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保障公共资源有效使用和项目顺利推进。
成都需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对各项开放政策和重大项目进行事前风险评估。识别潜在风险点，制定应对预案，确保风险可控。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保护企业和个人数据安全。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护，防范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紧急情况下迅速有效应对。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各部门间的协调能力。加强国际合作中的风险防控，在国际合作项目中，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风险因素。建立双边或多边风险共担机制，降低国际合作伙伴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成都应加大对外开放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如提供住房补贴、创业投资资金支持等激励措施。面向全球引进顶尖人才，尤其是高科技、金融、物流、法律等关键领域人才。加强本土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高校与境外知名院校合作，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鼓励企业与高校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重视实际能力和贡献，而非仅看学历或职称。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加快集聚各类国际高端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优化人才服务环境，提供便捷的落户、子女教育、医疗健康等配套服务，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定居成都。
最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包括简化行政程序、提供优惠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吸引更多外资和人才来成都。此外，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等活动，成都可进一步提升国际形象，吸引更多国际合作伙伴的关注与支持。
总之，RCEP协议为成都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深化合作、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市场了解与分析以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成都能够更好地抓住这些机遇，应对挑战，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参考文献
[1]Meredith Kolsky Lewis.The TPP and the RCEP (ASEAN+6) as Potential Paths Toward Deeper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J].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2013,8(2).
[2]Shintaro Hamanaka. TPP versus RCEP: Control of Membership and Agenda Setting[J].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2014,18(2).
[3]Peter KYu.The RCEP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rm-setting in the Asia-Pacific (July 16, 2016).
[4]Meer yung La,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June 12, 2017).
[5]PashaLHsieh. Asia’s Response to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Building the RCEP[J]. Proceedings of the ASIL Annual Meeting, 2020,113.
[6]Peter APetri and Michael GPlummer. Trade War, RCEP and CPTPP: Will East Asia Decou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ovember 28,2020).
[7] ThomasStreinz, RCEP'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Data Governance (February 19, 2021).
[8]Henry S Gao and Gregory C Shaffer.The RCEP: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ver Trade [J]. UC Irvine School of Law Research Paper,2021-09
[9]王娟娟.RCEP与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优化[J].中国流通经济，2022(4):3-18.
[10]课题组.RCEP核心数字贸易规则及其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1（8）：18-29.
[11]张天桂.RCEP：特点、问题与前景[J].国际展望,2021,13(02):120-135+157-158.
[12]李奇璘,姚莉.RCEP背景下中国——东盟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J].国际贸易,2022(02):89-96.
[13]张彦.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政策选择[J].社会科学文摘,2020(12):34-36.
[14]张珺,展金永.CPTPP和RCEP对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差异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比较分析[J].亚太经济,2018(03):12-20.
[15]平力群.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以RCEP为中心[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06):111-124+4.
[16]戢梦雪,岳朝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四川提升南向开放路径研究[J].中国西部,2022(02):57-64.
[17]张金泉.RCEP对成都开放格局的影响及建议[J].先锋,2022(04):60-63.
[18]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J].先锋,2024,(06):19-25.
[19]白洋,李霞.以高水平开放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N].成都日报,2024-06-06(002).
[20]数览成都[J].先锋,2024,(06):18.
（作者单位： 杨睿，四川蜀道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分公司；
朱俊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财贸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艾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泸州市江阳支行营业部；
李贤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财贸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成都市社科联项目“RECP背景下成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研究（YN0520220866）”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