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兴 蓝楚淇 王冠玉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1亿，网民使用率高达98.4%，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4亿。这表明网络视听产业已从娱乐消费工具，跃升为亿万民众获取信息、建构认知、涵养价值观乃至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场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将网络生态治理置于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的战略高度。这标志着产业逻辑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秩序与主流价值观引领并重的新阶段。
一、内容粗放与价值偏差正侵蚀产业健康根基
在流量驱动下，部分网络视听产业内容陷入“唯点击率”陷阱，精品稀缺与价值迷失并存。一些作品刻意渲染拜金炫富、极端个人主义、性别对立甚至暴力情绪，以离奇情节博眼球，却缺乏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这在微短剧领域尤为突出。部分作品将复杂社会关系简化为“逆袭打脸”“豪门争斗”，用三秒反转、五秒冲突制造刺激，长期浸润易导致青少年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偏差、情感钝化乃至价值观扭曲。与此同时，市场结构失衡加剧。某些平台凭借算法推荐、用户数据与资本优势，形成事实上的流量垄断，通过独家协议锁定优质资源，利用分发权决定内容生死，使得大量具有文化价值但商业回报周期长的作品难以获得曝光。大量创作者被迫扎堆甜宠、复仇、霸总等同质化题材，原创动力被严重抑制，长此以往，整个产业将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快速普及，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深度伪造视频泛滥、虚假新闻扩散、版权边界模糊等新型风险，而现有监管框架、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明显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部分自媒体和MCN（多频道网络）机构为追逐商业变现，忽视事实核查与社会责任，谣言传播、隐私侵犯、恶意炒作事件频发。这些问题相互嵌套、彼此强化，使产业呈现“表面繁荣、内里脆弱”的结构性风险，若不系统干预，恐将动摇整个网络文化生态的根基。
二、制度供给滞后制约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当前，治理机制仍存在前瞻性不足、精准性不够、协同性不强等短板，亟待完善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依据内容类型、平台规模、用户年龄等维度实施差异化监管，对少儿、历史、现实题材等内容制定专门审核标准，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内容实行最严准入；对小微创作者建立“容错+引导”机制，设立创作白名单与孵化通道，避免“一刀切”政策误伤创新活力。同时，必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通过立法或部门规章明确其在内容审核、算法透明、未成年人保护、版权管理等方面的法定义务，建立“谁运营、谁负责”的可追溯问责链条，推动平台从被动合规的“流量收割者”向主动履责的“生态守护者”转型。例如，可要求大型平台定期发布算法影响评估报告，公开推荐逻辑的基本原则，并设立用户申诉与人工复核通道。此外，应强化跨部门协同治理，打通网信、广电、文旅、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数据壁垒与执法权限，构建统一的国家级网络视听内容监测预警平台，整合AI识别、舆情分析、版权比对、深度伪造检测等技术手段，形成“风险识别—联合研判—快速处置—效果评估”的闭环治理流程。只有通过制度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相结合，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划清边界、筑牢底线，防止无序扩张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三、主流价值观引领是摆脱内容困境的根本出路
网络视听产业不仅是文化产业，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其内容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与民族精神塑造。因此，必须强化创作方向引导，重点支持那些扎根中国大地、反映时代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作品。主流媒体应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输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内容，并通过电视大屏、手机小屏、短视频竖屏、VR沉浸屏等多终端融合传播策略，实现主流声音的全域高效触达；应改革评奖评优与项目评审机制，将社会效益、价值导向、文化内涵作为核心评价指标，扭转“唯点击量、唯粉丝数、唯商业回报”的单一倾向；可探索建立“社会效益积分制”，对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服务青少年成长的作品，在流量分配、资金奖励、政策扶持上给予倾斜。唯有让正能量拥有大流量，让主旋律赢得真共鸣，才能真正实现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观、时代新风塑造清朗网络空间的目标。
四、技术创新必须坚守向善底线并服务人民福祉
当前，我国在网络视听产业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短板，如高端视频编解码标准、沉浸式三维声引擎、AI辅助剧本生成等关键环节对外依存度较高。对此，应集中攻关8K超高清、空间音频、智能剪辑、虚拟制片等前沿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技术体系。更重要的是，要推动技术从“效率优先”转向“福祉优先”。例如，依托国家广电总局“智慧广电建设工程”，将AI语音合成、实时字幕、画面语义描述等无障碍技术深度嵌入主流视听平台，为全国1700多万视障人士和2700多万听障人士提供平等的文化参与机会；运用虚拟现实、数字孪生技术对敦煌莫高窟、良渚古城、三星堆遗址等文化遗产进行高精度复原与交互式呈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活化；通过智能推荐系统，将优质农业技术、远程教育、健康科普等内容精准推送给乡村用户，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强制实施“数字水印+元数据绑定”双标识制度，确保每一段视频均可追溯至生成模型、操作主体与时间戳，从源头遏制深度伪造滥用。唯有将技术创新牢牢锚定在人民立场之上，才能真正实现科技赋能文化、服务民生的初心使命。
五、构建多元协同生态是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所在
网络视听产业的繁荣不能只靠几个巨头撑起，而应是一个大中小微主体共生共荣、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全国从事网络视听相关业务的企业已超75万家，其中超过九成为中小微企业，它们体量虽小，却是文化多样性的源泉、创新试错的先锋和就业吸纳的重要载体。然而，这些主体普遍面临融资难、渠道窄、人才缺、维权难等现实困境。对此，应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社会支持”的多元协同机制。在政策层面，可设立“小微网络视听企业专项扶持基金”，对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青少年教育等主题的项目，给予启动资金、税收减免和流量扶持；在平台层面，鼓励大型视听平台开放API接口、共享云计算与AI算力资源、提供免费创作培训课程，切实降低中小创作者的技术门槛与运营成本；在社会层面，推动成立区域性网络视听产业联盟或服务中心，整合设备租赁、法律咨询、版权登记、宣发推广等公共服务，形成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协作网络。与此同时，人才培养是生态建设的长远之计。当前，高校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既懂中华文化经典，又掌握数字叙事技巧，还具备技术素养与伦理判断力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稀缺。相关高校应开设“智能视听创作”“数字文化治理”“AI与人文”等交叉学科微专业，推行“校企双导师制”和项目制教学，让学生在真实创作中锤炼本领。此外，在商业模式上，亟待打破“唯广告分成”的单一路径，可大力发展“内容+”融合业态。例如，将优质纪录片IP转化为线下文旅体验线路或研学课程，把动画角色开发为文创产品与数字藏品，将知识类短视频升级为系统化付费课程体系。部分省市已有成功实践，通过文化IP带动文旅消费与衍生收益，形成良性循环。综上，只有让创作者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回报与职业尊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内容生产的长期主义、文化厚度与创新活力。
六、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全球视听治理规则共建
在全球数字文明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网络视听产业已成为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战略高地。当前，全球内容分发体系仍由少数西方平台主导，其制定的技术标准、审核逻辑与版权规则往往暗含文化中心主义偏见，不利于世界多元文明开展平等对话。对此，我们必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转变，将“讲好中国故事”的单一目标，升维为“共建数字文明新秩序”的系统实践。一方面，优质平台需着力打造具有高全球辨识度的中国视听品牌，系统推出一批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生态文明建设进展、科技创新突破成就、人民美好生活图景的主题作品，以真实、平实、朴实的叙事风格打破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刻板印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认同。另一方面，优质平台要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的视听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能力，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多元、平衡的全球传播格局；同时，积极参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深度伪造技术防范、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数字版权界定保护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此外，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多边合作平台，大力倡导“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技术普惠共享、保障内容安全可信”的治理原则，推动建立兼顾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与发展权益的制度框架。唯有从单纯的内容输出走向深层的理念贡献，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共建者，才能真正实现网络视听产业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上去”的跨越式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彰显中国的文化担当与治理智慧。
网络视听产业空间绝非法外之地，更不是价值真空地带。它既是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又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地。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再炫目的技术也只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厚的文化根脉滋养，再庞大的流量终将转瞬即逝。唯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顺应数字文明发展潮流，才能确保网络视听产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各级主管部门要切实提升治理能力，平台企业要自觉坚守社会责任，广大从业者要始终秉持文化初心，共同打造一个清朗、繁荣、向上、自信的网络视听产业新生态——这不仅关乎一个产业的未来发展，更关乎中华民族在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精神自立与文明复兴。
（作者单位：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