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志刚
蔡伟、章欣欣所写的《“中国制造2025”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路径及统计监测方法研究》一书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系统构建了“政策路径——统计方法——实证检验——区域实践”四位一体的研究框架。该书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从研究范式创新、方法论突破、实践价值凸显和产业政策完善四个维度展开深度解析，重点探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机制、统计监测体系构建以及区域产业转型路径等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同时结合数字经济时代新特征，提出未来研究的优化方向。
一、研究范式创新：构建“双循环”分析框架
该书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产业研究范式，创造性建立起“政策培育路径→统计监测反馈→路径动态优化”的双循环研究体系。在正向循环中，系统梳理政府干预、要素集聚、技术依赖三大传统培育路径，总结提炼出政府引导模式、技术赶超模式、产业链模式等典型经验。逆向循环则通过熵权TOPSIS方法构建动态监测体系，形成“筛选-诊断-监测”的闭环反馈机制。这种双向互动机制有效破解了传统产业政策研究中路径依赖固化与现实反馈迟滞的困境。
在理论构建层面，本书创新性地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路径分析；通过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视角，重新解构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培育中的协同关系。特别是提出的需求侧导向与价值驱动双轮优化路径，突破了传统供给端主导的产业政策思维，将消费者效用函数引入产业培育模型，这在产业政策理论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创新价值。
二、方法论突破：统计监测体系的创新构建
在统计监测方法上，本书针对DEA方法的生产函数估计缺陷和SFA方法的强假定限制，引入熵权TOPSIS模型。该方法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有效规避主观权重偏差，相较于AHP等主观赋权法，显著提高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其二，采用TOPSIS贴近度分析实现多维度效率评价，突破传统单维度效率测度的局限性；其三，构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维监测框架，形成兼顾静态效率与动态潜力的综合评价体系。
实证研究显示，该监测体系对产业异质性具有良好识别能力。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监测结果精准揭示出整车制造效率低下（C值0.26）与零部件制造效率分化的结构性矛盾，这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年报（2022）》披露的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58.3%的现状高度吻合。这种微观企业效率与中观产业结构的联动分析，为产业政策精准施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产业及区域的实践价值
产业层面，本书基于2017—2022年面板数据，对4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效率测度，得出若干重要结论：第一，产业效率呈现显著两极分化，效率极差达3.76倍，其中数字创意产业（C值0.92）与新能源汽车产业（C值0.24）形成鲜明对比；第二，空间分布呈现梯度差异，东部地区效率值（0.85）显著高于中西部（0.68）；第三，要素配置效率成为关键制约因素，财务费用率每上升1%导致产业效率下降0.37个标准差。这些发现为理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注脚。研究证实了“适度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边界的理论。数据显示，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区间特征：当补贴强度低于主营业务收入8%时，边际效应为0.42；超过12%后则产生挤出效应。这一发现为优化财政支持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Aghion等人提出的创新补贴“倒U型”曲线理论形成实证呼应。
区域层面，江西省的案例研究凸显方法论的应用价值。通过建立R&D强度、单位GDP水耗等11个指标的监测体系，研究发现：区域产业转型存在显著模式分化——昌九经济带适宜整合集群模式（综合得分0.82），而资源型城市更匹配行业转型模式（综合得分0.75）。这种差异化路径选择论证了“空间异质性-转型模式适配”的理论假设，为其他省份制定区域产业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
本书提出的三阶段诊断法具有显著实践价值：第一阶段通过要素筛选识别潜在风险；第二阶段运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关键制约因素；第三阶段建立模型进行动态预警。这种“识别——诊断——预警”的递进式分析方法，为地方政府构建产业风险防控体系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
四、对产业政策制定的启示
本书对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实施差异化补贴策略，对电子元件制造等低效产业（C值0.31）转向研发税收抵扣等间接支持方式；第二，建立动态准入机制，参照效率监测结果实行产业目录动态调整；第三，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重点破解新能源汽车产业中人才流动壁垒；第四，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通过“飞地经济”模式改善新材料产业区域集聚度。
在统计体系建设方面，建议参照研究成果完善官方统计制度：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卫星账户，增设数字化转型投入统计指标；完善效率监测频度，由年度监测改为季度监测；构建“企业-园区-区域”三级监测网络，提升风险预警时效性。
该书通过理论创新与方法突破，系统回答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中的关键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也推动了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进步。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后续研究将致力于要素数字化、政策智能化的深入研究，以期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作者系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