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俊博
传统公司法理论下，董事信义义务的适用对象与责任范围呈现静态特征，未充分考虑公司偿付能力动态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根据公司偿付能力的不同阶段构建梯度化的董事信义义务体系，有利于平衡公司治理效率与债权人权益保护。
一、公司董事信义义务梯度构建的意义
传统信义义务体系以静态化规制为特征，其核心矛盾在于未将公司偿付能力作为动态调整变量。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制度分野中，前者基于信托关系要求董事作为公司财产受托人对股东、债权人履行忠诚义务，后者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79条勤勉义务为核心构建行为合规性审查框架。尽管法系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但均难以应对公司生命周期中利益格局的动态冲突——尤其是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股东剩余索取权归零与债权人风险实质化之间的矛盾，若仍固守股东优位原则，将诱发资产转移、偏颇清偿等道德风险。
首先，信义义务梯度构建以偿付能力为“信号灯”划分义务层级：正常经营阶段，董事忠实义务聚焦股东利益最大化；偿付能力恶化至破产临界时，义务对象转向债权人，董事需优先履行资产保全、禁止不当交易等职责。此机制突破了传统“一刀切”规则，实现从“形式合规”到“风险预警”的治理转型。其次，该机制融合英美法系“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信托原则与大陆法系“合理注意”标准，在《公司法》第179条框架下细化出资核查、交易审查等操作性要求。最后，通过义务层级的梯度划分，既遏制董事在偿付能力恶化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又避免过度干预正常经营中的商业判断。
二、公司董事信义义务梯度构建的问题
（一）偿付能力监测机制滞后
传统规则未将公司偿付能力作为义务调整的核心变量，缺乏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结合的动态预警机制，导致董事义务转换时点模糊，难以及时遏制濒临破产阶段的资产转移、偏颇清偿等道德风险。
（二）责任认定标准失衡
董事责任承担的过错认定采用“全有或全无”的单一标准，未区分重大过失、不可抗力与恶意行为的责任梯度，既导致勤勉履职董事因商业风险过度担责，又使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难以精准追责。
（三）治理规则与经营阶段错配
当前未建立与公司生命周期匹配的权责动态调整框架，正常经营期的“合规免责”保障不足抑制企业家精神，破产临界期的分权治理缺失加剧债权人权益受损风险。
（四）监管技术工具落后
传统监管依赖人工核查与事后追责，存在风险预警滞后与证据链断裂的双重缺陷。人工核查难以实时监测企业现金流断裂、资产负债率恶化等关键信号，导致董事义务转换时点错位；纸质决策记录易篡改灭失，司法追责时董事勤勉履职的自证路径受阻。信息不对称加剧代理成本，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叠加。
（五）债权人救济路径单一
现有救济机制以个体诉讼与事后赔偿为主导，存在制度供给失衡。集体维权程序缺失使小额债权人因诉讼成本高、举证难而放弃维权，赔偿金分配未设优先通道，导致普通债权人与担保债权人受偿顺位倒挂；董事责任保险覆盖率不足，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缺位。这种“单一路径依赖”导致董事责任畸轻畸重。
三、公司董事信义义务梯度构建的对策
（一）建立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机制
判断企业是否临近破产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可借鉴国际通行的“双重检验机制”，即通过资产负债表测试与现金流量测试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前者着重审查企业总资产是否能够覆盖全部负债，后者则重点考察企业日常经营中现金收支的平衡能力。当企业同时出现资产净值为负且持续三个月无法支付到期债务时，即应触发董事义务转化机制。在此状态下，董事应当立即启动债权人权益保护程序，包括冻结高风险投资、暂停股东分红、全面核查财务数据等。这种制度设计既防范董事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转移资产，又为勤勉履职的经营者提供法律保障，避免“一刀切”式追责挫伤企业家积极性。
（二）构建过错认定分级体系
董事责任认定需建立分层操作框架，通过行为结果量化触发调查、履职合规自证路径、恶意行为一票否决的三层机制实现权责平衡。重大过失认定：若董事决策导致公司核心资产减值严重或债权人受偿率下降幅度增大，即触发调查程序。董事可通过提交行业惯例对比文件、第三方专业机构意见及完整决策记录自证履职合规。不可抗力免责：因政策突变、市场剧变等不可控因素造成损失时，董事需证明已采取三项应急措施：调整经营策略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向股东及债权人书面通报风险；制定止损方案并留存执行记录。恶意行为追责：对资产转移至关联方、虚构交易或篡改财务数据、违规分红等行为直接追责，无论损失程度均需全额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务中要求债权人监督权前置，且证据留存规范需包含董事会会议纪要、第三方评估报告等董事责任的认定应当建立多维度的评估框架。
（三）实施动态化治理规则
董事义务需与企业经营风险动态挂钩，分阶段调整决策权限。正常经营期，建立“合规免责”机制。只要董事会决策流程合法，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明显违规行为，即使商业决策失误导致亏损，原则上免除董事个人责任。财务预警期，采用“分权管理”模式。日常经营仍由董事会决策，但涉及大额资产处置、重大投资等高风险事项，必须提交债权人委员会审核批准。破产重整期，专业团队接管，原管理层转为辅助角色。董事需配合清算组完成资产盘点、债务梳理，重点保障员工权益和社会责任。
（四）建立智能化监管系统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三色预警监管平台”。将企业负债率划分为绿、黄、红三个区间：绿色区间保持常规监管，黄色区间启动月度财务核查，红色区间实施债权人参与式治理。系统自动抓取企业纳税数据、社保缴纳、水电消耗等经营指标，运用大数据分析实时评估企业偿债能力。当系统监测到企业连续两个季度营业现金净流量为负时，自动触发董事义务警示程序。同时建立“决策追溯系统”，对董事会的重大决议进行区块链存证，确保责任认定时可完整还原决策过程。这种科技赋能的管理模式既提高监管效能，又为企业自我整改提供数据支撑。
（五）完善多元化救济体系
债权人权益保护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救济渠道。应当允许债权人群体通过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集体维权，对胜诉案件建立“赔偿金优先分配”机制，确保小额债权人能够及时获得偿付。对于上市公司，可探索设立“投资者保护储备金”，要求企业按年利润一定比例提取专项基金，用于特定情形下的债务清偿。同时完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采取“基础强制险+商业补充险”的投保模式。强制险覆盖一般过失导致的赔偿责任，商业险则可针对不同行业风险特点设计个性化产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积极促成债务重组、挽救企业存续的董事，可酌情减轻或免除部分民事责任。
四、总结
董事信义义务的梯度构建将公司法从“静态合规”向“动态治理”推进，以公司偿付能力为“信号灯”，通过分层责任机制与动态义务转化，实现股东、债权人等多元利益的精准平衡。该梯度构建不仅有利于风险防控与利益平衡，更在于通过动态权责调整，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