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陈天宇
在技术哲学中，技术是人在进行对象性操作时同物发生的耦合。然而，面临一些全新技术，人自身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导向衰竭。高速发展的技术似乎引起“人本”的衰落，最终导致一系列道德、经济、文化问题的激烈碰撞。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新兴技术前沿，在日益发展的技术背景下，企业家应明确自身同机器的关系并非对立，企业家并不直接接触技术，而是通过整合资本和创新技术等手段，力图实现劳动者和技术之间的相互耦合，以获得更长远的企业效益。
一、人不是AI操作者而是服务者
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中提出的理想技术状态是：人不再去操作和控制技术，而是要服务技术。人不再抱着高高在上的态度统治技术，而是和技术达成协作关系。西蒙东列举了工匠和工程师的例子，工匠是古典形态的技术操作者，他始终保持对工具进行控制，而工程师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操作者，他只负责对机器（工具）进行调整和维护，他服务于机器，是为了让机器发挥更大的潜能。西蒙东更赞赏后一种技术模式，认为只有当人开始服务机器，技术才可能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再受到人类利益需求的钳制。但是西蒙东认为人对机器的服务有更深刻的内涵，这不是把人操作机器的关系逆转过来，变成机器操作人，而是要让人成为机器之于世界联系的稳固中枢点。为了更好地理解西蒙东的观点，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技术：具体的技术和抽象的技术。
受人类需求所发展的技术是一种自主的、可利用的、具体的技术，而那些必要的、粗糙的、原始的技术则是整合和抽象的。在古典技术时代，铁匠和他所锻造的利剑之间保持着认识的统一性，他不需要专门去掌握一门有关锻造的知识，就可以造出一把好剑；驯马人不需要阅读关于马匹护理的书，就能自然地饲养出一匹温驯矫健的骏马；最熟练的农民只需看一眼作物成长的状态，不必借助精密的测量仪器，就能够了解其需要多少水分和养料……这些例子表明了《庄子》“庖丁解牛”的哲理：人在其经验性的重复活动中，同技术物建立起了亲缘性，人不需要从技术物那里再获得多余的东西。
这种亲缘性是抽象的，但值得追求。在近代“知识”以及“启蒙”出现以后，技术逐渐趋向于具体化，比如，在地理学和物理学理论的启蒙下，火和电结合变成了“火能”、塔架的金属和水坝的水泥结合组建了“涡轮机”。客观上令进化后的技术物趋近于自然物的存在模式，它失去了人造的特点：“它将自己从原先依赖的实验室释放出来，并动态地将实验室整合到它的功能里。”（西蒙东，2024:33）技术物不仅脱离原先的实验环境，而且能够十分自然地融入自然环境。以Wi-Fi技术为例，起初Wi-Fi信道局限于小范围流通，只是一种区别于无线电和传统信道的信息传送模式，而如今Wi-Fi必不可少、无处不在，以至于其成为一个极其自然的“现象”。其中不涉及人对Wi-Fi技术的干预，不是它需要我们进行操作，而是它如同自然现象本身一样，我们无法离开它。
如果放任技术脱缰野马般肆意发展，必定造成技术自噬的危险。西蒙东认为“控制论”（cybernetics）将机器视作完全自足自体之自然现象的行为只会“误入歧途”。如果接受控制论的观点，那么技术－机器将不会和人产生丝毫联系。这是西蒙东所拒绝的，这种观点既放弃了技术的潜能也丢弃了人的自主性，而将技术导向玄之又玄的“神话”。如尼克·兰德（Nike Land）等人所主张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将加速发展过后的AI人工智能推崇至足以控制人类，甚至企图以毁灭人类的方式保全世界的“母体”（Matrix）地位（Land,1993:471-482），正是在控制论的基底下，“技术加速”忽略了人本身在技术实践中可能承担的职务以及发挥出的潜能。这样一种神话叙事的思维显然是未经审慎思考的，而技术哲学任务正是要对之进行纠正。
虽然西蒙东认为人不再是技术物的操作者而是服务者，但他坚持，在人对技术的服务中，技术和人可以达成真正的耦合，以通往对世界终极真理性的启迪，这是人与技术互利互好的过程。西蒙东曾多次回到古典技术时代来寻找人与技术的亲缘性，事实上，这正是通过在技术史中寻找一种特定的“技术文化”来实现人与技术之间的协调发展。
回到“庖丁解牛”的例子，庖丁对牛的剖解建立在对牛之器官的清晰认识上，但这不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而是发自直觉。直觉的力量可以让人类和技术建立更为稳固的关系，而且同世界不可言的真理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那么，为了发掘这种关系，重新认识技术也是必要的。
在当今AI人工智能的实践当中，劳动者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实际上是对自身职能遭到替代的担忧，却未曾意识到人与机器相处模式的深刻转变。尽管人工智能高效、便捷的档案整理功能以及计算分析能力，可能会淘汰和更新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但是，这一转变旨在促使劳动者自身转型升级，从技术的操作者、统治者摇身一变成为技术维护者、调教者。劳动者不再受制于对技术物的工具性使用，而是开始学习机器本身应有的语言：人工智能语言。如Chatgpt，在问答模式的AI语言中，大量的重复劳动被AI所替代，而操作者所需做的，和庖丁做的事情类似，那就是尝试认识和理解机器，以达成所谓直觉上的共鸣，便于和技术背后的世界形成连通。
这正是未来社会的风向标之一，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型是人工智能成为普遍化操作和转译的模型，而非人类职业的替代者。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是维持机器运行的必要状态，在这一条件下，人不再是重复操作的机器，而是可以自由分配时间的调节者。
二、企业家是促使AI技术进步的统筹环节
由于人不再凌驾于技术，而是成为技术的服务者，因此，面对人工智能飞跃所带来的职业转型，企业家亦有必要积极制定对策。在西蒙东的观点中，现代企业家并不直接操作技术物，操作技术物的是工人，企业家所做的是在宏观层面上对资源进行整合，以便让技术更好地耦合于技术操作者。企业家为技术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条件，作用不可小觑。因此，企业家是促使人与技术实现耦合的关键统筹环节。
首先，企业家承担技术进化所带来的主体责任，不能像水池里的金鱼那样，一旦嗅到饵食的气息便一股脑地蜂拥而至，最终反倒一点残渣也不剩下。如前所述，技术的进步也蕴含了危险性。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家的主体责任在于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风险性：如果人工智能完全替代了劳动者，那么人和机器的这种关系就并非稳固，而是回到了尼克·兰德等人的“控制论”规划方案中。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无比诱人的饵料，激烈的变革有如飞蛾扑火，徒增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企业家必须考虑到目前发展程度的人工智能之于企业定位的适配度，对是否采用新技术作出综合考量。技术是在环境适应性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而环境本身往往也带有尖锐的一面，企业家审慎地对诸因素进行分析，如人力成本、机器损耗度、生产效益、市场心理、舆论接受程度等等。并且，这种考虑不能局限于纯利益层面，如果管理者仅仅考虑技术效能而忽略了效能背后的道德因素，例如，忽略了技术过度发展后的“无脑崇拜”现象，而盲目跟从当今盛行的“机器优先论”，则可能导致企业发展和技术理念背道而驰。
第二，在人工智能已经得到实现的状态下，企业家竭力促进技术与操作者之间的耦合。正如蒸汽机令工人的手和机器的手柄相耦合，互联网使操作员的手和键盘相耦合那样，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人与AI语言模型相耦合。企业对操作者进行合理培训，令其达到正确运用AI技术的高熟练度。尽管AI技术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环节，但根据西蒙东的说法，不确定性恰恰是技术本身实现转导功能的最佳契机，“某些元素的位置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与技术物各种操作过程相关的内部考虑。”（西蒙东，2024:55）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技术脱离了人的控制，而和环境真正发生关系。未来人工智能的真正价值在于自动化、环境化的演变，因此，企业家将人工智能视作具有潜能的创造力来源，努力发掘劳动者和人工智能之间耦合的可能性：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人工智能沟通者？如何通过AI这个中介来和世界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在何种意义上是长远且利好于企业的？这些都属于企业家的统筹范畴。
最后，作为实现人与技术之耦合的关键环节，企业家自身通过统筹资本、规划技术等管理策略，可以将资源最大程度地整合到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实现当中。这一要求令企业管理者发挥自身积累和使用资本的能力，将目标放在更长远的企业规划当中，通过对人工智能市场的大环境进行预判和对应，使企业内部的技术环节发挥出最大效能。
三、企业家是AI技术的创新与反思者
在阿甘本的《潜能》一书中，曾提到潜能是一种缺席的、作为对缺失的持有而显明的能力。人类可以感觉事物，通过观看、听觉、呼吸、说话来感觉，但人类不能感觉到感觉本身，因为感觉是潜能。亚里士多德将潜能比作黑暗，这一修辞手段令潜能的形象透明化，令对象处于可能和不可能之间。闭上眼睛的观看是对黑暗的观看，但在这观看中眼睛并不会丧失视觉，因为黑暗也是色彩的一部分。因此，潜能是黑暗的、隐晦的、透明的。潜能发生在“行动”之前，但不是说不行动就可以保持潜能，而是说潜能存在于一切行动当中。（阿甘本，2014:299-300）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正是人的存在状态。严格来说技术的潜能是不同的东西，尽管技术的潜能发生于人的创造中，但技术一开始不具有潜能，这是因为在人类还不存在的原始混沌时期，技术已经臻至完美，不需要潜能。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技术都来自原始技术的破碎、分裂，人类只不过拾起这些碎片、利用技术，并在社会层面引起剧变，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是完美的，相反，技术是破碎的，技术处于并长期处于潜能之中，且这种潜能已经不可避免地和人类的潜能息息相关。
斯蒂格勒在其技术哲学巨著《技术与时间》的前言写道：“由技术的强大动力在我们时代的舞台上造成的巨变引来了一系列的反应，无论这些反应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或是媒体化的，无论它们是‘肤浅的’还是深思熟虑的，都必须给以超越。”（斯蒂格勒，2023:3）所谓“超越”，就是指面对技术之变迁时的一种探索、创新和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的根本目的是激发出潜能，也就是为了达到技术最初所要求的“对世界真理性的探索”。
在一种全新潜能，也即人工智能这座“利维坦”的浮现中，“企业家精神”，一方面导向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则关注创新和技术反思。前者要求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树立自身独立品格、积极承担道德责任；后者则表明企业家身份在人工智能技术进程中的中介意义：企业家是头脑清醒的决策者，他在反思中发展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传统工业的问题在于其自主创新能力的缺失以及品牌价值的低廉。在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中，要明白何为“传统工业”，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属于哪一种能力、“品牌价值”和前两者的附属关系是什么。以人工智能为例，显然人工智能就是用以区别传统工业的新工业。在技术哲学视域下，新工业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大企业效益，还在于更长远地实现人和人工智能的创造和潜能，那么，如果单单将“自主创新能力”视作对传统工业的置换，就忽略了创新的技术语境以及AI的独特价值，创新必须同反思性联合在一起，而品牌价值的提升显然也包含了对那些缺乏品牌价值的产业的考察，这一考察不再是以“以旧换新”的目光来测量传统工业，对传统工业进行换汤不换药的改变，而是要明确一种变革和发掘潜能的视角。严格来讲，创新就是对潜能的创造和发掘，它不仅包含了对技术的发掘，还有对人的发掘。
当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劳动者敲响警钟，同时也为企业家提出了全新难题。就目前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速度而言，其影响还不至于波及整个行业，但浪潮的涛声已经响亮。人工智能是对创新性及反思性要求极高的一门技术，这就要求企业家不单是关注纯经济、管理层面，而要更多反思现有技术问题。譬如，如何应对产能更替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完全取代人的地位？作为管理技术各部门协调的中枢和统筹，要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家必须将视角落实到技术本身。一方面，企业家推动技术模式的更新和发展，最大程度实现人工智能和人的潜能；另一方面，企业家通过反思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问题，令企业稳固屹立于时代浪潮之尖。而这两个方面都要求企业家率先对自身进行变革，在这一层面上，企业家才会是真正意识到当代性的技术－经济推动者。
参考文献
[1] 吉尔贝·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M]. 许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
[2]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 裴程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
[3] 吉乔奥·阿甘本.潜能[M].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4] Nike Land. Machinic desire[J]. Textual Practice, 7(1993), pp. 471-4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