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
胡雪岩故居
■ 高念华/文/供图
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字雪岩、浙江杭州人。
在浙江巡抚王有龄扶持下，胡雪岩自办阜康钱庄，因力助左宗棠有功，受朝廷嘉奖，加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其鼎盛时期，经营钱庄、粮食、房地产、典当、军火、丝业生意，后又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成为富甲一方的红顶商人。
杭州胡雪岩故居修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占地面积10.8亩，建筑面积5815平方米。故居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抵债给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1911年为国民政府接管，20世纪30年代为蒋氏收购。1949年后这里曾作为浙江省财政干校、杭州青年中学、杭州文艺工作团部及杭州刃具厂。1999年下半年杭州市政府拨款全面修复胡雪岩故居，2001年初对外开放。
胡雪岩故居分三个区域：中轴线上由轿厅、照厅、百狮楼及以东、西四面厅构成的后花园组成。这组建筑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方式和礼制，比较规范，但也不是完全墨守成规，在建筑规划或构建中也有不对称的变化。东区为胡雪岩家人居住区，设明廊暗弄，造山池亭榭，布局精妙，典雅幽静。西区为芝园，园内以山水景观为主题，依山筑楼阁，临水建轩厅，朴阳台，连廊，折桥，石拱桥及桥亭，环境优雅，自然和谐。这一个不十分大的园子，创意性的一个院落筑有三个不同高差的水池，实属罕见，又形成山中有洞，洞内有池，池中有井的奇特景象，整个芝园挤而不乱。胡雪岩故居选用了大量的紫檀、酸枝、楠木、银杏、南洋杉、中国榉等高档木材营造住宅，并有不少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堆塑、彩画作品，是中国传统私家园林和住宅的杰出代表之一，被称之为“中国第一豪宅”①。
胡雪岩故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对胡雪岩故居的建筑往往常被人们认定是徽派建筑，为此，本文简要概述胡雪岩故居建筑风格的有关等问题。
故居的建筑风格
首先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徽派风格作一比较，先看一下胡雪岩故居大门。大门高2.9米，宽2.26米，门额上用宽3.3米、高0.5米的青石贴面，这类朴实的青石石库门风格正是杭州的地方特色。杭州有不少这类石库大门，两侧门框上各作有上下两只扁铁抱箍。这种扁铁抱箍实际起到了门上活动需要用的梗臼作用。杭州在60年代前，整个老城区的一些石库大门内侧采用木制石塌大门，且往往在石库大门沿街外侧立柱上加一扇黑色矮门。因此这门只能向外开，但这类门向外开时，可紧贴石库门左右两侧的墙面，所以不影响交通和他人。矮门不高，下面不落地，比地面高50～60厘米，也就是把矮门通过摇梗插入石库大门柱子上的铁抱箍中凸出圆形的梗臼。使矮门不仅可以开关，卸装也方便。整个矮门仅1.1米左右，也就是把矮门关上，上、下均能通风，而行人走过时也一眼看不到屋内情形。这种门特别在夏天，春秋季节把门关上使自己家里空气更为流通。这类门与街上互相通风的手法，中国尤其南方的广东等地都有，但使用这类形式的矮门仅杭州才有。
胡雪岩故居石库大门也同样留有装矮门的扁铁抱箍梗臼，这是杭州居民的一大特色和风格。皖南也用石库门，石库门上采用与杭州石库门一样的大青石贴面，但风格与杭州不同，更不加矮门了。安徽歙县民居稍有规模的建筑，也采用浙江淳安、建德一带的严州青石料作石库门。门顶端额面高一般都在80～90厘米。大门前也均设有台阶，并且在台阶两侧作素面石栏。
徽州地区的大门摇梗及梗臼的做法，徽派大门梗臼与摇梗的相交处，是通过一石垫高相连接的传统风格。
胡雪岩故居大门梗臼与摇梗的相交处是直接落地相连的风格，这正是杭州民居的传统做法。
胡雪岩故居内用青石板铺砌的天井不少，特别是主体建筑地面多用青石板铺设，形式很简单，把青石板铺平，其上仅凿下水之用的铜钱孔，其他不作任何雕刻。这类天井，一般比主体建筑前檐的阶条石低10～12厘米，这是杭州传统建筑非常普遍的做法。
而徽州一带的天井大多比主体建筑的阶条石要低很多，一般在20～30厘米，有的在由此形成的台基壁面上施以雕刻，而且大多会在天井四周边做排水沟。
在梁架上，胡雪岩故居与传统的杭州风格一样，采用断面长方形木材做梁架，整体比较简朴，有的用圆木做成鹰嘴凸起。那些重要建筑，其梁架上，多刻人物、花卉。
而徽州一带居民梁架则多作圆木起拱状，俗称“冬瓜梁”。有的也不起拱。这类长方形梁架无论起拱不起拱均为菱形，梁架的宽度也基本一致。杭州长方形梁架不作菱形状，平行时驳成圆角，大多中间宽度大，两端收小。
胡雪岩故居屋面瓦作很简朴，不设吻兽、不作升起。在新七间屋面正中发现有残存砌筑，这应是屋脊正中设置的小照壁，上面作有画像或“福”“寿”等字，这正是杭州的地方特色。这种特色，20世纪50年代在杭州的传统建筑中，普遍能够见到，杭州仍然还留有这种实例。
胡雪岩故居大门门楼南面的西转角檐柱牛腿上的琴枋上，雕刻有一组人物与建筑图案，其中一座建筑的屋面正脊正中就有一座小方照壁，真实地反映了杭州建筑的风格，实为难得。
而徽州的屋面十分讲究，如安徽绩溪有座胡氏祖庙正脊两侧高高生起，采用鱼纹吻兽，其上有十分复杂的装饰泥作。屋面瓦作中间凹曲较大，这类做法俗称“肥水不外流”，是最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
如屏风墙头类似博风板的形状，板上直立一砖顶住加高墙脊，并且用瓦作反宇高翘。有的三山或五山屏风墙等的墙顶脊不起翘，但在脊的头部筑一类似花盆的构件等等，安徽歙县有些传统建筑的马头墙自檐口至墙体有均匀规范的叠涩和杭派完全不同。
胡雪岩故居保护较好的老七间南北山墙（三山屏风墙）、轿厅南墙和东墙、楠木厅西墙以及大门的山墙和围墙，虽比一般杭州房屋要高，但形式一样，均采用下大上小、墙顶作三线叠涩、小青瓦盖顶并用小瓦竖立作墙脊（甘蔗脊）的形式，其下侧墙正面作壶细口，软抛枋及垛斗墙。这些不仅是杭州建筑的传统做法，并且符合《营造法原》有关内容。
杭州传统居民二楼地板搁栅间距都在1米以上，一间房间由多根搁栅承重支撑，胡雪岩故居也不例外，均是这类风格的做法。但徽派不一样，其建筑一间房中间位置往往用一根较大的搁栅承重支撑二楼地板。
在徽州一带的民居包括那些稍有规模的建筑不少都不作油漆，均为木材的本色（白屋），而杭州只要经济条件稍好一点人家的房屋都漆红颜色，这与杭州又不同。另外，安徽徽派建筑民居和祠堂建筑的平面布局，一般还是按照中国传统建筑所流传的中轴线布局，把大门开在中轴线正中，两侧对称布局。而杭州明清以来很多民居，府宅和祠堂已不再沿用这类大门一定作在中轴线正中的传统风格。如杭州始建于明代建筑岳官巷吴宅（平面还保持明代风格），大门开在整个建筑两条轴线的中央。杭州三台山于谦祠堂（始建于明代），该祠堂坐西朝东，大门开在祠堂中轴线的南侧向。杭州清代传统建筑，原柳营巷３５号坐西朝东，大门开在中轴线北侧。杭州民国时期的传统建筑，原助圣庙前３５号，大门也开在中轴线的东侧。胡雪岩故居也不例外，故居坐北朝南，大门开在中轴线的东侧，这应是杭州人从地域风水的角度及藏而不露的内涵所导致的。值得提及的徽派传统民居的二楼不仅非常简陋，还十分低矮。杭州不同，杭州二楼应是主人主要居住的地方，显的比徽派建筑高大、宽畅和规正。
上述杭派和徽派两地完全不同的传统建筑形式及风格，当然由于长期存在互相之间的影响和交融，笔者在皖南曾看到极个别的民居墙门和郑成功祠堂都采用与杭州一带风格类似的石库门（但门框上少比门还宽得多的那块条石）。杭州个别民居，如杭州原下城区七龙潭梁宅，其中有一进建筑的二楼地板，承重搁栅就用了一根搁栅，这一做法属徽派风格。笔者在杭州发现一处民国时期的民居屋面瓦作正脊稍有升起，两头瓦作起翘的做法。还有一处的石库门采用类似徽派的做法，当然这些都是个类，可能和设计者及工匠的作为有关系，但这都是地域之间影响的结果。地域相距越近影响越大，如杭州地区淳安、桐庐等地的居民建筑，大多确实属于徽派风格，而余杭的民居就接近杭州建筑做法和风格，总而言之，徽派建筑与杭州传统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胡雪岩故居的主体建筑，是体现杭州传统建筑形式和风格的一个代表。胡雪岩故居建筑上所用的那些铜铸件、铜隔漏（落水管），尤其是那些铜制摇梗、梗臼都在国内少见。故居还引进了欧洲风格的建筑构件，如罗马形式的木栏杆、彩色玻璃等，这是1840年后，中国受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胡雪岩故居也不例外。另外故居内的砖细图案多达20余种，形式多样，其宅院内还多用鹅卵石铺地，图案主要有聚宝盆内盛金钱、元宝滚滚、平升三级等，有个别取花鸟为题材，制作极其精美，显示胡府建筑风格不同一般。
故居建筑的他乡风格
前面讲了胡雪岩故居不是徽派建筑风格，是以杭州传统建筑风格为主体的近代文物建筑，前些年笔者应邀在福建工作，对该地区的传统建筑作了了解考察，发现胡雪岩故居意想不到地还存有福建地域的建筑装饰和构件，实在难能可贵，在此作一些概述：
一、预制红色陶制透窗
在福建和台湾地区，常常在传统民居和较有规模的传统建筑中，用红色陶制透窗。如福建泉州马祖庙后配殿，其山墙上的透窗。做成江南地区流行的海棠形菱花式样，这种透窗是采用14厘米×14厘米的小块红陶块拼接而成的，装饰在房屋山墙上。在中国传统民居中，采用透窗的方法，大江南北皆有，而使用红色陶砖块安装在房屋山墙中上方，这类建筑构件的风格一般应在福州和台湾地区才有。
而胡雪岩故居原有的四照阁及现存洗秋院（花厅四）的山墙上，同位置也有与福建地区同样的红陶烧制的透窗。粗粗看完全相同，但细节上故居有所变化，主要透窗的花格不同。胡雪岩故居陶制透窗，采用的也是江浙地区流行的橄榄景式样；其次，胡雪岩故居陶制透窗增加了砖系窗框。这类在房屋山墙上采用红色陶制透窗，在杭州乃至江浙等地都很少见到。
二、柱础石
在古代传统木结构建筑中，一般在立柱下方都采用石制的柱础（有少数地域采用木质材料），因此，柱础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是传统又不可缺的重要构件。
杭州传统建筑，柱础都采用石结构，从现有明清时期的木构件建筑看，这个地区形式和种类不多。明清晚期多用鼓形式样，整体上略呈扁形。而且最大直径位于腹部中央，至今在杭州一般文饰有三种。一种是素面，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一种在上部装鼓钉一周，或上下各饰鼓钉一周，这种形式实际上是直接从乐器的鼓仿制过来的；一种是鼓墩上雕刻如意纹等。厅堂金柱的鼓墩都比较讲究，装置在柱顶石上，柱顶石的上部作覆盆的形式。
清代杭州城区传统建筑从现有实例看，主要还是采用类似鼓形柱础，但外表形式和明代显然不一样。这种鼓形柱础最大直径明显在上部，其上不作任何装饰。这也是这个地区清代中晚期后，主要而普遍的木结构柱础的风格和做法。胡雪岩故居不少地方，如轿厅靠山墙的檐柱、老七间等房屋也都用了这类十分简朴的本地传统柱础。
胡雪岩故居内，轿厅和大都厅屋及廊子建筑，用了大量雕刻精致的石柱础。这些柱础做工讲究，形状又和杭州传统柱础完全不一样，在杭州尚未见到过这类形式。其中有圆形，此柱础上部鼓出，中下部收腰，圆周上方雕覆莲。最大部分刻如意，其下似瓜楞。
另一种方形小八角，也就是上方高三厘米作方形，其下直径最大处作小八角斜形抛面，收分后又做成方形。整个石柱础除了上端方形凸处外，基本满刻花纹。
而在福州地区，特别是民国以前的那些有规模的传统建筑，我们可以见到一些石柱础外形风格特像胡雪岩故居内的石柱础。如福州乌山清代传统建筑的石柱础。该柱础四方形，上方的高三厘米处，作一斜面，直接联接柱子，转角处雕圆形竹节，其下，收腰再斜出作方形，下面与柱顶石相联部分比上方略小，在上方部分四面雕出花卉。
从当地清代晚期以前的传统建筑观察，这类柱础较普遍。如在福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坊七巷实例看，有的这类石柱础不雕花作素面。另一种陈文龙故居的石柱础，圆形，上部鼓出中下部收腰，鼓出部分有的做瓜楞状，有的不作瓜楞，其上雕刻花纹。这种石柱础与胡雪岩故居圆形柱础外形十分相似。
值得提及的是位于福州市区内的晚清传统建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林则徐纪念馆，其中正厅明间檐柱所用的石柱础，不但外形和胡雪岩故居相似，在石柱础最大部分，雕刻吉祥结。而胡雪岩故居的石柱础，最大部分的小八角也雕有吉祥结，使之十分惊讶，这绝非巧合。尤其是杭州没有这类风格和式样，所以应是建筑文化的流通和借鉴。
三、冰裂纹
在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区，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那些墙脚石、挡土墙、驳坎、护坡等石作，普遍采用冰裂纹的砌作方式，就连一些传统民居等墙脚也采用这种叠砌方式。而福建的这种冰裂纹形式，砌作缝隙大，也较粗糙，这也是这一地区的传统风格和特点。杭州上述传统这类石作，大多都用条石错缝砌作。有的驳坎也作不规则砌作，也有用粗糙的冰裂纹砌作。而胡雪岩故居内红木厅前的芝园大水池，靠北石露台临水驳坎用枓很讲究，采用太湖石砌成冰裂纹，表面凿毛，拼缝较细，做得很细腻精致。日本冲绳的古迹首里城（11—14世纪），那里冰裂纹的挡土墙，这些墙用材、表面处理手法及砌筑形式和胡雪岩故居如出一辙，是否又借鉴福州，甚至异国的风格也值得研究。
四、美人靠
美人靠亦称吴王靠和霸王靠，这种风格和式样在江南比较普遍。江浙一带喜欢把美人靠作在园林建筑上，如：轩、榭、亭，有的也设在桥上，很少把这类美人靠装置在主体建筑的前檐廊上。胡雪岩故居的重要主体建筑，正厅（百狮厅）、老七间、新七间等都在除明间外的前檐廊上装置美人靠。在杭州把美人靠装在主体和重要建筑前檐廊上，只有胡雪岩故居才这样做。这种在主楼制作美人靠，倒显得胡府严肃、庄严气氛的重要主体建筑使人觉得有种活泼、实用和美观感。
在福建，这类美人靠稍有规模的人家中时常可见到。如福州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坊七巷和林则徐纪念馆等都能看到。把美人靠装置除明间外的前檐廊上和主体建筑的檐坡下，也别有风味。
因此，胡雪岩故居在重要建筑前安装这种美人靠，并非胡雪岩故居的创举，应和福州有关。但福州的美人靠与檐柱相固定的构件都采用粗犷的木条，其下的坐凳支撑采用花格。胡雪岩故居的美人靠用材很讲究，均用进口的波罗格木材。美人靠的靠背弧线大，靠背高，上面做花格，线条柔和。美人靠的坐凳也宽畅，其下的坐凳支撑，相隔一段距离作扁形木制支撑，固定构件江南一般用铁钩，胡雪岩故居则用铜构件，并在固定的构件上雕刻花纹，显得颇为富贵。
五、所谓的电话——德律风
不少文字都提到胡雪岩家里曾使用电话，从目前看来，最早提到的是《胡雪岩外传》。书中说胡雪岩当时请了洋人定做，安装了“德律风”，用以和各位姨太太联络。描写如下：
“……因这类上再没有岔路可以抄近走的，譬如要到梦香楼去，却定要走过软尘楼，要到麝月楼又定要走过梦香楼，自己虽是雨露均匀的，无奈这些女儿家总免不了一些醋意。因想了几日，又想出个好法子，仿洋人的法子用一座大德律风摆在正院上，却用十三枝电线通向各房，那便只要自己认定德律风的门字，该给哪房知道，便对那一个风门讲一句话，该唤他来，他自然便来，或唤他在哪一座楼上等他，便知道了到那一座楼上去。
定了主意，便立刻专人去请外国人打样，找洋匠做去。果然有钱的好处，不上一个月，竟已备置妥当，便向各楼通了电线。实验之下，实是灵便，不但可以传话出去，而且可以传话转来。谁的声音，竟是谁的声音，也不曾变了一点儿。雪岩自是得意……
雪岩上来，便叫丫头们把德律风的十三扇风门打开，先打了个报钟过去。不一刻，那十三处的钟都陆续
先后回报转来，因便打电话去。又打电话过去，请各姨到来共宴。一刻百狮楼的回点转来，说有事，恕停一会子来席。随后各姨回电，都说来了。稍过片刻，早见软尘楼的戴姨太太和梦香楼的螺蛳太太，都用两个小丫头扶着，款步而来。
雪岩一见，先笑道：“有了这德律风，可便当的多了，也省了丫头们跑的落乱。”
那时能用上电话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引起了我们对“德律风”的兴趣。为此我们格外注意宅内仍留存的老建筑，希望能找到相关的遗迹。起初认为，故居内原正厅和红木厅，应是胡雪岩生活起居最重要的场所，德律风总控应有可能设在那里，遗憾的是原建筑已不复存在。在调查中，其他留存建筑如门楼、新七间、破屋和花厅四也均未发现一点遗迹，后来我们在老七间发现了有关的线索。在老七间二楼北侧与下房过渡的披屋右壁下端发现了一只木制壁柜，柜的前面还留存榫卯，说明当时曾装有活动的柜门。
杭州有交流电是在1910年，最早安装电话是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十一月，当时电话不采用交流电的方法，是商办浙江铁路公司聘请日本电工装设了100门磁场石交换机，仅30多个用户。这些均是胡雪岩去世20年以后的事情。
电话是英国人贝尔（1847-1922）在1876年6月试制成功的。贝尔发明电话与胡雪岩在故居内生活是同一时期，当时的技术交流及其设备引进速度不会像今天的社会，因而胡雪岩住宅内的设备是不是电话就值得商榷了。
从故居内遗存的铜线看，应当不是电线，因为他们在关键的相交连接处都不采用焊接的方式，而是用盘缠的方式相连，一般交流或直流电都必须采用两条正负连接。而这些铜制摇摆器在设计上没有绝缘措施，几根线往往同时接在一个相通的金属器上，一旦通电立即会短路。况且，铜线如果是电线的话，这些灵活的铜制摇摆构件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可以断定它不是电线。上述在每根管与铜线拐弯时均安装了一只带有方向性、可灵活摇摆的铜制转换器，该器物不论是6根1组，还是2根1组或1根1组，都是为了把铜线通向目的地而特别配制成的。在每个铜管通话处，都有装按钮的痕迹，而且轻拉动铜线，如另一端有铃铛就会发出声音来。几经调查和勘察，发现在这些铜管中无任何异物，并且十分密封，说明铜管应是胡雪岩当时通话用的传音管。另外，为什么这种设备仅在下人居住的地方才用，笔者分析，通话设施主要还是为主人呼叫下人方便而设置的。而离居住地区较远的门楼、花四厅、新七间，一点相关痕迹都没有，说明这种通话设备距离越远，效果越不好，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用这样的方式呼人，是当时十分先进的设施了。因此我们认为：铜线是通过几个摇摆转换器产生撞击力，击敲铃声的设备，与其一起的铜管是用来讲话传声的器物。胡雪岩当时通话用的设备与早年轮船上的通话设施原理是一样的。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至今还保留这种清代通话设备的建筑，除胡雪岩故居外，在国内尚未发现。这种当时比较先进的通话设施，应是洋务运动后，从国外现代化船上引进的设备。
六、芝园大假山
胡雪岩故居内的园林依芝园为主体，它是胡府私家园林的核心。另有正厅后花园、花厅一和花厅二的园林，整个故居园林小品颇多。
芝园，主要由水池、大假山以及红木厅、花厅四、影怜院、四照阁、冷香院和东西长廊等建筑所构成。整个园林占地不大，但园林要素一应俱全，厅堂、长廊、牌楼、高阁、水池、假山、曲桥、拱桥和露台等组成了丰富的园林景观，一眼望去，高低错落，气象万千。
芝园中大假山，是胡雪岩故居最为经典的私家园林之一，按《胡雪岩外传》说法，是设计师尹芝苦思冥想，反复设计不成功，后往灵隐飞来峰小住，遇到了一位老丈袁公，然而老丈袁公化为白猿而去。尹芝在他的教化下忽来灵感设计出来的。这就是《外传》它有离开实际并带有的神话感，多有创作手法。故有人论称芝园“擘飞来峰之一支，似狮子林之缩本”②。此言流传甚广，不少文章对芝园的形容，都会采用和抄袭这句名言。这是从主观分析的论断，没经调查分析研究。中国的私家园林，一直被认为是文人造园。这种造园实际是离不开主人的主导思维。考察大假山，有关的路径、洞穴等，应当说还是颇似杭州飞来峰的。大假山通面宽35.5米，正立面朝北，分别自东而西筑叠滴翠、颦黛、皱青和悬碧四个洞口，洞内有高有低，四通八达。这四个洞以“滴翠”为最高，好似龙口。洞内峭石立四壁，壁面镶嵌保存了王阳明等多块名家法帖。洞内水池一半露天，水从前后山顶流落，水质清澈，夏天更是特别清凉。在“滴翠”洞内的西侧有洞口和小径，小径与水池相接处用湖石砌叠三级踏道。夏天炎热时，可从此处走下冲凉，嬉水。西侧尽段是“悬碧”洞，进洞不多几步，可见一井。井的上方洞内壁有一石匾，刻写“云路”两字，向左拐是弯弯曲曲全用假山石叠砌的长长洞穴通道，正像是用岩石做成的长廊。整座假山有五米余高，假山上有花草树木和建筑，是胡府人造的山岭。
在大假山悬碧洞内“云路”石匾旁，砌叠一块30.5厘米×56厘米的法帖，内容是：
龙口岩：峭石立四壁，寒泉飞两龙；人间苦炎热，仙山已秋风。
洗药池：真人栖隐处，洗药有青池；甘美无比伦，玉水自生肥。
练丹井：丹成神仙去，井冽寒泉食；山中古仙人，步月自来去。
长廊岩：修岩如长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来去。
金沙岭：攀萝绿石橙，步上金沙岭；露下色莹莹，月生光炯炯。
王鸿绪临
王鸿绪，《清史》有传，初名度心，字秀友，江南娄县人，任《明史》总裁。
上述诗文，疑为清人王鸿绪临写赵孟頫的书法。因赵孟頫曾立碑撰文书丹，碑早失。此篇系江西三清山二十四景诗文部分。
从这首诗的内容分析，笔者认为大假山景观的整体布局，与飞来峰的自然景观还是不同的。胡府大假山虽某些洞形、小道、台阶有点像杭州飞来峰，但主体还是依据赵孟頫写江西三清山中的龙口岩、洗药池、练丹井、长廊岩及金沙岭这些景色的内容构思设计的。
胡雪岩故居整体建筑属杭州传统风格，但为什么上述建筑内部有他乡风格，尤其是福建地区的传统构件？这应和胡雪岩在福建工作过是有密切关系的。
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计划在马尾创办福建船政，胡光墉是参赞人员之一。船政创办初期，左宗棠派胡光墉与法国人得克碑、日意格共同商定《船政事宜十条》，指定了最初的规章制度。胡光墉很重视章程事宜，写上船政的主权属于中国，外国员工来华工作属雇佣关系，要服从中国上一级官员的调度。同时，胡光墉还策划聘请了法国人日意格、得克碑为正、副监督。他还采取权力制衡的办法，请法国人帮助造船，利用法国人牵制英国势力，又请英国人教驾驶。
1866年12月，胡光墉与法国人得克碑、日意格拟订办理船政的权限问题。船政的主权属于中国，外国员工来华工作属雇佣关系，要服从中国上一级官员的指挥。1867年7月，接左宗棠办船政的沈褒桢，任用胡光墉为船政提调③。因此，胡雪岩把洋船上的通话设施——传声筒竟然用到了自己家里，在中国真的是绝无仅有。
胡雪岩故居内采用福建地区流行的红陶透窗、石柱础，主楼设美人靠、精细切叠冰裂纹，这些他乡传统建筑元素，胡雪岩把它借鉴过来。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到故居来，对故居精致的砖雕木雕和建筑布局及其园林，赞不绝口评论，他说：“胡雪岩这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这句话是十分有道理的，胡雪岩府宅，虽然个别建筑构件采用了他乡风格，但是比原件的比例、式样都稍有变化，不仅花式上采用了江浙风格，而且形式上也作了调整。故居内原有假山砌叠是杭州传统风格，但原有大假山也有采用人工形式做出洞眼状，又和福州筑假山结合灰塑手法类似。在福州三坊七巷有几处传统民居建筑，在私家花园中筑有的石阳台，前面安装两根方形花岗岩石柱承重平台，后面坐落在墙上，形式上和故居芝园中的扑凉台基本相同。
胡雪岩故居更不可思议竟把江西三清山中经典的风景名胜，作为部分建造自己私家园林的一种规划和内容，胡雪岩在马尾船政工作过，不得不说这也是胡雪岩一种对他乡的怀念，重要的是引进学习先进和取其精华为己所有，是胡雪岩成功做事的例证。
胡雪岩故居位于杭州元宝街18号，西北毗邻鼓楼，西向有城隍山、紫阳山，这一带历来是本地俗文化及商业区域，又是佛教，道观等，宗教集结的场所，是杭州的闹市区之一。元宝街是因元代省府宝藏库在朝天门（鼓楼）外，疑其旧址在此而名，时人称此地为“风水宝地”。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对挑选房屋住宅的朝向，环境，商业及文化脉络的发展，都是十分迷信和讲究的。胡雪岩出身市侩（商人），父母及他自己挑选元宝街作住宅，也是顺利成章的事。
胡雪岩世居在浙江杭州，他除了元宝街住宅外，地方志书，还是有关文史资料，档案等，都没有记载和传说他在杭州还有别的住宅。
胡雪岩母亲在同治十年（1871）被封为一品夫人后，胡雪岩在第二年同治十一年（1872）到光绪元年（1875），整整三年在元宝街大兴土木，扩展、建成了现在的胡雪岩故居。而杭州人沈理源建筑师在民国九年（1920），测绘的胡雪岩故居平面图时④，其中中轴线东北的两幢七开间建筑，分别称之新老七间。我们在修复胡雪岩故居下水道时发现，宅内地面下大多是石板，瓦砾，柱础等建筑构件，这是长期来房屋翻建留下的遗物。
胡雪岩故居老七间建筑材料主要用的是杉木，我们在修复时明显看到老七间比新七间，花厅四和下房等建筑都来得老旧得多，某些结构和构件也有区别。新七间等建筑大多用的是菠萝格（和胡庆余堂的建筑同一材料）。因此，沈理源先生早在百年，一个世纪前所看到，并特别标出老七间和新七间之分，这说明老七间是胡雪岩1872年之前的保留建筑。老七间整幢建筑也很有气魄，应是胡雪岩事业有成时建造的。
总之，对胡雪岩故居的建筑及历史等问题，应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作者系杭州博物馆研究员）
注：
①见时任建设部长俞正声为胡雪岩故居的题字。
②《杭州历史从编》之五·《元明清名城杭州》270页·城区衢巷名园。
③见福州马尾中国船政博物馆提供的资料。
④沈理源原名沈琛，1890年7月11日生于浙江杭州，高中毕业于南洋中学，因成绩优异，经学校推荐于1915年公费留学，入意大利奈波利奥工科大学攻读土木和水利工程，7年后回国，就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工程师，时间不长，就转向建筑设计工作。先后设计北京真光电影院工程，两处建筑均为西洋古典形式，杭州浙江兴业银行自他亲自设。沈先生一生在建筑设计上颇多佳作，多采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此外，还兼职教学工作。1928～1934年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沈理源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总工程师兼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职务，一直到1951年11月21日病逝于北京宅邸，享年6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