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萧山孕育出了无数的英豪贤人，在文化领域有大量彪炳史册、烛照乡里、惠泽后人的仁人志士、贤达才俊涌现。
虽然他们的人生辉煌各不相同，但是印记却是相同的，他们共同构成了萧山深厚的人文传统。
忆名人往事，品萧山文化。在此，我们推出“萧山文化名人录”系列文章，从跨越千百年的生命维度中，从跌宕起伏的人生篇章里，感受先人的赤子热情，以及他们旷达不羁的艺术精神。
■ 孙昌建/文
读小学时就读过蔡东藩的演义，是有慈禧有光绪的那一部，因为那个时候能看的书不多，能看懂的更少，我记得除了《三国演义》，还有就是蔡东藩写的演义，后来才知他的演义有很多部，等知道之后好像再也没有儿时读书的那种兴趣了，这才理解什么叫人生读书糊涂始。
再后来又知道他是杭州萧山人，偶尔我也会问起萧山的同学和朋友，但知道他能说上几句的还是很少，远不如画家任伯年等，这在传播史上也是一件比较奇葩的事情。
这么有名气这么有贡献的人就在身边，但我们却时常视之不见如同空气，当然这几年不一样了，听说他在临浦的故居也都已经修缮了，但我最近的一首诗还是写与他的“不遇”。
蔡东藩1877年生于萧山临浦，临浦曾属绍兴管辖，乡俗颇具越风。纵观他的一生，感觉到他过得比较苦，至少从他的家境来看是这样的。他父亲是镇上一家丝行的店员，收入微薄。蔡东藩6岁左右，就跟随两位哥哥读书。不久大哥去世，就靠二哥对他指导。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学习认真，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二哥身上,可是不久二哥患了足疾，逐渐不会行走，再后来医治无效也早亡了，现在看来，还不是脚的病因。
这样不幸的事情相继落在蔡家，于是家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蔡东藩身上，可是这个时候蔡家已经越来越贫困了，于是他只好到富家为公子当“伴读”。这样，可以有机会听老师讲课，又不需学费，且还有伙食供应。伴读是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人们很少研究这种方式。后来他又到他的二姐夫田沛鋆家里读书，14岁时他就和二姐夫田沛鋆一道去考秀才。
田沛鋆比蔡东藩大20岁左右，身体魁梧，而蔡东藩身材瘦小。考秀才需经过县考和府考，进考场人很拥挤。田沛鋆力大，双手挽着两只考篮，在前开路，腰中系着一根布带，叫蔡东藩拉住裤带，跟在后面。别人看起来好像父子同进考场那样。经过县考、府考后，蔡东藩和田沛鋆都考中，而蔡东藩的名次远远在二姐夫前面。
这次临浦考中秀才的有好几个，数蔡东藩的年龄最小，从此，他的名字就在附近传开了。
此后，蔡东藩经友人介绍，到杭州一满族人家做家庭教师。那家有两个儿子要他教学，大的年龄比他稍大，小的也与他差不多。全家人对他都比较尊敬。
前面说蔡东藩是秀才出身，那差不多可以说是末代秀才了。传闻他有神童的称号，自幼聪颖好学，因为儿时就在阅读《资治通鉴》。他于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宣统元年（1909）中省优贡生。1910年朝考以优入选，1911年春赴福建以知县候补。注意这已经是1911年了。
神童自有神童的厉害之处，蔡东藩最厉害的就是曾经当过“枪手”，科举时代的枪手。这个事情自有风险，但也有极大的诱惑，所以他更愿意铤而走险，而且他又做成功且小有名气了，但是报应也还是终于来了，而且极具讽刺意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冒名替人家考竟然考中过，但是自己去考，却也有名落孙山的经历。原因竟然是学生孝敬老师的鸡汤溅了出来湿濡了试卷，这不是有意为难考官吗？结果可想而知，可见无论是佐餐的鸡汤还是心灵的鸡汤，都得小心才好，否则一碗鸡汤也会坏了大事的，不过好在蔡东藩觉得做老师也蛮好的，并不在意一时的落榜。
都知道1911年是辛亥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但蔡东藩也并不想给清朝殉葬，在这之前他已经辞官回到了家乡。辞官的原因大多说是不满官场的黑暗和腐败，这当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但就蔡东藩的个性而言，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做大清国的公务员，或者说这个知县候补实在是太没意思了。一介书生回家卖不了红薯，于是只能回家卖文为生。
当时，蔡东藩有个同乡好友叫邵希雍，在上海谋事，写过一部《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当时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一时风行，邵希雍想趁热打铁续著《中等论说文范》，搞上一个系列，但他自己事情多了，不能潜心编著，于是就邀请蔡东藩来参加编撰。于是蔡东藩就开始走上卖文为生的道路了。那时适逢辛亥革命，对此他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为《中等论说文范》一书的自序中，他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
《中等论说文范》虽不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那么有影响，但足以让蔡东藩在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扎下了马盘，此后他为该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从书名看都是大众读物，因此发行量也都还可以，这就为他后面专业的“演义”写作铺好了道路，否则一开始就写长篇演义，那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呢？
同时，蔡东藩在书局的编撰经历，也可以说是他文字生涯的试水阶段，就是试试看可不可以以此为生，做编辑不一定会写好文章，但一定是懂好文章的，正如好的小说编辑，不一定是优秀的小说家。如果蔡东藩就这样编辑当当，也可能是一名优秀的编辑，比如以后到商务印书馆或者哪里，这也有可能会做一名伯乐，但这样在文学史上就不会留下他的名字了。
蔡东藩写的历史演义，可谓煌煌巨作，几乎是涵盖了上下三千年，如果从内容来分，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就是按照时间的经纬来写的，比如第一部是从秦始皇起，最后一部写到1920年，他一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这是蔡东藩的主要作品，一共有十一部，分别是：《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两晋通俗演义》100回、《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唐史通俗演义》100回、《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宋史通俗演义》100回、《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明史通俗演义》100回、《清史通俗演义》100回、《民国通俗演义》120回（这一部另由萧山籍作家许廑夫续写了40回，计160回）共11部，1040回，字数600万左右。总的名称叫《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但是这十一部书，蔡东藩并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他成书的次序是：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国史，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九、两晋史，十、前汉史，十一、后汉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十一部演义，其中《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这可以说是十年磨十剑，开始印的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套书的发行量非常大。
从这十一部演义的写作和出版次序来看，并没有太多的规律可寻，不过就第一部而言，他的确是从近处开始写的，这即是《清史通俗演义》。这又是为什么呢，说白了还是作家试图用书籍影响生活，用演义干预时政。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之初，风云多变，政局不稳，有不少人还是想复辟回到过去，蔡东藩作为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那只能指挥百万文字大军来唤起民众的共和民主意识。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事实上包括他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中都有顽固派的， 但他显然不为所动，而是坚定不移地与时俱进。
第二个类型，是他专门写过一部《西太后演义》或叫《慈禧太后演义》的，30万字左右，是1916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
第三是他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这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写起，一直写到清朝，字数50万字左右，此书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蔡东藩写作“演义”的十年生涯，可以说是披星戴月、呕心沥血，传闻他为了节省纸张，把字写得很小，这样一张纸可以放两三千字。蔡喜欢水烟，又舍不得用火柴，所以都是用纸捻来点火，招待客人，只能一根水烟枪轮流使。当时他用不起电灯，只能用油灯，他不留发，光头，戴深度近视镜，平时穿灰白色布长衫，他不用钢笔，随身带毛笔与墨盒，仅有一套西服只是结婚时穿过，平时多素食，甚至吃豆腐渣，夏天怕熏坏眼睛而不肯点蚊香，据说每天换下来的袜子上都是血迹斑斑。
蔡东藩的历史演义作品，既有史家观点，又有文学笔法，后人评价其是七分史观、三分文才。他的演义作品既可以当作历史著作来阅读，也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这跟《说岳全传》一类的作品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他的作品老少皆宜，特别适合普罗大众阅读，比如我们年幼时就读他的书，虽然不完全看得懂，但也知其故事和人物，而且由此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
蔡东藩这些书当时的发行量极大，影响也很大，因为他照顾到了最广大的读者，可以说一时洛阳纸贵，本来作家也可以凭此既扬名立万又日收斗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包括此前跟他一直合作的上海会文堂书局也是不断压价，所以他曾拿过每月60元工资的工作“合同”，也有一部书的稿酬只有200元的报酬，虽然当时的200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但跟他作品的一纸风靡的现象相比较，那付出和收获实在是太不成正比了。这个中间他遇到过很不靠谱的“经纪人”，也遇到过唯利是图又目光短浅的书商，因此蔡东藩并没有因书致富，相反他因长期写作而积劳成疾，再加上他的家庭生活不仅不幸福，而且还是“多灾多难”，前面所述，他的两个哥哥都早早地夭折了，随后父母也先后去世。接着他嫁在农村的三个姐姐，都因患肺病而相继死亡，她们没有一个生男育女像。
蔡东藩20多岁时，与一王姓的农家女子结为夫妻，育有二子。长子叫震濆，次子不满10岁患急病夭亡。这王氏与蔡东藩相处不几年，就故世了。后来，有个当地的黄姓名医看中蔡东藩，将其女许配给他。传闻此女子知书达理，能文善诗，平日夫妻同写诗文，互相切磋，蔡东藩还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医学知识。黄氏曾生有一女，但好景不常，爱女突患重病，多方求医无效，不几日也夭折了。女死母哀，黄氏不久也就永别人世。这对蔡东藩来讲，是莫大的打击。此后，蔡东藩又与一韩姓店员之女结婚。这第三任妻子体质较差，平时多病，始终不孕。所以蔡东藩的子女仅存震濆一个，但震濆一向多病，后来蔡东藩就叫儿子到杭州中医专科学校求学，蔡自己也曾行医乡间，别人弃医从文，他则有弃文从医之愿，因为他的一家人都因病而故世，这一点跟俞曲园先生颇有相似之处，后来他还写成《内科临症歌诀》4卷，在乡间也办过私塾。
蔡东藩写作的黄金生涯，就在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他的历史演义写作，“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在体裁上突出“义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并且自写正文，自写批注，自写评述，这都堪称创举。蔡东藩一生共著书13部，撰写700余万字，篇幅之巨堪称历史演义的奇迹，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现在为止还是无人企及。
蔡东藩先生于1945年3月5日（日本投降前夕）逝世，享年六十九岁，蔡先生的后人仍有在萧山当地工作的，其孙蔡福源著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录，坊间也有传记《浮生若梦：蔡东藩传》，作者李保明。据查，蔡东藩没有一张照片留世，只有后人凭印象画的一幅画像存世。
（作者孙昌建系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文学和文史作品三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