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瑶
当前，涉毒女犯的增多，相继引发其关联的人口素质、社会道德、婚姻家庭以及子女教育等突出问题，于监狱而言，强化相应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教育管理措施也就更为迫切和重要。而我国涉毒女犯的学术研究和实务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女性犯罪研究多、涉毒女犯研究少;涉毒女犯单一学科研究多、交叉学科研究少;宏观理论探讨多、微观实证研究少等。
笔者以S省涉毒女犯为样本，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基层民警、重点访谈个别罪犯等方式了解掌握涉毒女犯特点：涉毒且吸毒女犯内心敏感脆弱、情绪波动大，因长时间吸毒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劳动能力、学习能力及意志力较弱;涉毒但不吸毒女犯多是为追逐毒品的巨大暴利，看起来与她犯无异，甚至更加聪明、能干、意志力坚强，日常改造表现积极、活跃。
如前所述，由于涉毒女犯的特点使其在教育管理上表现为吸毒与不吸毒上的反差很大，进一步说明其改造极易出现畏难和功利两种倾向。在依法治理确保监狱整体大安全的前提下，管理即教育的理念在监狱工作中依然根深蒂固，管理不能替代教育的理念却相对弱化。法治女监建设需要补齐的短板在于用法治思维审视现有治理模式精细精准程度是否有利于女犯再社会化的重塑和合法权益的保障。罪犯教育改造要求女监内部治理须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分析研究涉毒女犯改造适应性时发现——与失去自由或劳动辛苦相比，涉毒女犯更无法接受心理或者精神上的刺激，具体表现在更注重人际交往及情绪调节。基于此，笔者分析了监狱在教育管理涉毒女犯问题上，主要存在的四个方面问题：
一是认识主体双方互动性不够致内容的贴切度不足。现有监狱(区)文化主题活动能结合女犯实际情况常态化开展，参与面较广，活动引导及渗透力度较强，基本能达到预期效果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改造目的。调查数据显示，90%以上的涉毒女犯对现有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及认可度较高，尤其对“心理情景剧”“现身说法”等真实人物故事讲述表演活动的个性化需要强烈，而传统教育形式仅靠民警的敬业态度来增加主体双方的互动程度，涉毒女犯容易出现反感情绪。因此，教育管理应从个体和群体的现实需要出发，使教育内容紧跟国家形势发展，体现主流社会的公认价值取向。而民警和涉毒女犯的互相配合、互相启发、互相激荡，才能达到主体双方的辩证统一。
二是认识改造手段协调性不够致方法的灵活度不足。90%以上的涉毒女犯认可劳动改造成效，既说明坚持劳动改造的重要性，但又难以克服功利改造的不良现象;12.89%的涉毒女犯很难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这与本身吸毒导致体弱多病、劳动能力低下有关，有些吸毒女犯有药物依赖性，尤其是季节变换时需要住院治疗，根本无法参与劳动生产。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涉毒女犯依然存在因行为养成较差、意志力薄弱等劣根性，导致不能正确看待服刑改造及刑罚体验的现象，需要通过持续劳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并彻底清除犯罪的思想根源。对现有改造手段的适应与不适应状况，表明丰富多样的改造手段是适应罪犯改造多元化之必要，同时反映了各种教育管理手段协调配合度不够折射出工作活力的欠缺。
三是认识矛盾斗争相克性不够致效果的固化度不足。研究发现，有93.39%的涉毒女犯认为自己吸毒与犯罪密切相关，因吸毒变得贪图享受、精神恍惚、失去理智最终踏上犯罪之路。但彼此的犯罪动机不同，“为了追求毒品暴利”及“以贩养吸”是犯罪的主要诱因，分别累计占比57.62%、54.37%，吸毒缺乏毒资是涉毒女犯犯罪的显性特点，折射出其受错误价值观影响的深度和改造的难度。这说明毒品依然是民警与涉毒女犯斗争的焦点，主体双方不可能出现“和平共处”和“和谐共存”的发展状态，这种矛盾必然以民警战胜涉毒女犯为解决路径。涉毒女犯改造更具顽固性、波动性、功利性表明，若单纯以非涉毒女犯的改造标准衡量其教育转化成果，民警工作可能进退失据，造成女监整体工作的被动。
四是认识工作目标先进性不够致理念的服务度不足。从对涉毒女犯教育管理存在上述三大问题举证的说明，单就理论研究即时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各种情形，笔者认为，对涉毒女犯的教育管理不仅需要坚持以改造人为宗旨，顺应时代变迁进行动态调整、螺旋上升、逐步完善，还理应对法治监狱建设本身作更多理解。不论是对不服管的涉毒女犯加大惩罚力度，还是综合运用多种改造手段准确研判、科学矫正，其都指向在合法范围内合理增强对涉毒女犯的服务度，才能使民警的教育管理真正实现刚柔并济与固化成效相统一，进而引导涉毒女犯做到知行合一。
禁毒是一场人民战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火中，监狱作为国家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找准自身定位并准确出击至关重要。而教育管理涉毒女犯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论是深入研读工作目标，还是精准矫治涉毒女犯，都需要罪犯、家庭、监狱、社会等多方协同、整体推进，共同助力于涉毒女犯的教育管理成效，为提升法治监狱治理效能添砖加瓦。那么，如何在原有涉毒女犯教育管理规律的基础上，创新教育管理方式、降低重新犯罪比例，仍需在理论与实证上继续深入研讨。
(作者单位：四川省女子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