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碧波 齐桓仲父大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历史上没有现成的，可以直接利用的经验，也不能照办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我国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而公元前700多年的管仲无疑是中国古代国计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经济循环的思想在其理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
管仲(约前725——前645年)，字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前期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齐国国策。管仲很注意国计原理的总结和运用，在当时推行了国家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理论在实际中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这样的思想乃至措施，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管子》一书篇幅浩大，后世有所增删，这使《管子》的成书时间颇有争议。但韩非子多次引用《管子》原文，汉初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又说，“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桑弘羊《盐铁论》中亦多次引《管子》之文，刘向在校订《管子》后重引司马迁的感慨“详哉其言也”。兼之目前史料中，齐国管仲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事件，与《管子》所载理论甚合，故倾向于管仲的思想体系与《管子》相合。
中国古代一直很重视商业。商汤曾生产大量奢侈品去换夏朝的粮食，以贸易战削弱夏朝，为最终战胜夏朝奠定基础。商朝覆灭后，经商更为商人立身之本，而周朝也予以保护。《左传》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宗周畿，把一批买卖人分给郑桓公。后来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后，同这些商人立下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即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货物，不干预商人财产和营业。在上百年的时间里，这个著名的“法律”被牢牢地遵守。管仲当上齐国相国后，进一步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提出四民分工，“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轲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现在有人指责管仲令四民分居，以为压制工商，这值得商榷。士和农也被分居，为何无人指责压制士、农呢?与其说压制，不如说管仲注意创造分工环境，形成工业区、商业区、农业区、政治文化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分工经济，这遥遥领先于古代欧洲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是斯密《国富论》中一国繁荣的理论基础，当今城镇规划中，就划分商业区、技术开发区等。管仲不但提出分工思想，且付诸实施。管仲令其子弟相袭，除考虑社会稳定外，也考虑了工商业之职业教育：“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而且各民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国语》载管仲又行考选制度，每年由乡长将子弟中贤者报告给国君，国君召见，试以官职，成绩好的可升为“上卿之赞”，“是故匹夫有善，得而举也”，“夫是，故民皆勉为善”,“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且有罪”。故无论是什么民，只要有能力就可通过考任或举荐升迁。
欧洲直到明朝以后中国科举制度传人才逐渐废除贵族世袭制。“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轻特权、‘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与18 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的价值，反对中世纪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来攀登仕途高峰的理想一拍即合”。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间的贸易，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场所。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仲实行“官山海”之策：山指铸铁，海指煮盐。但国家并非完全垄断，而是允许私人煮盐炼铁，国家统一收购，然后确定价格批发给商人经销。换言之，国家仅控制总批发价格，从中抽税，充分考虑了商人利益。管仲减免工商税收，“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但管仲并非一味减少赋税，后文将阐述其赋税思想。管仲已经展现给大家一幅现代经济的图像。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现代经济更大胆，例如，管仲为吸引天下客商，专设女闾七百。相比距其2000多年后到公元14世纪一直在鄙视商业甚至禁止商业利润和利息的欧洲相比，中国工商业传统无疑要超前得多，也要强得多。
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循环经济架构
管仲正确阐述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轻重乙》：“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管仲这段话讲了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原理。强本，即注重投资，增加供给;节用，即压缩消费内需。管仲认为，增加投资对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压缩内循环的消费而依赖外循环的国际市场来解决供需差距，将使经济高速增长(五谷丰满)的同时流失国家财富，本国人民无法享受经济增长收益(民谷尽)，其国亡。故善为国者，应提高内需使天下财富为我所用。如何把握双循环，管仲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紧盯实物财富
管仲对财富有深刻认识。管仲认为，“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费多而益少，故为末用也”，指出国家对财富的态度及后果，“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管仲注重财富统计。“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管仲指出：“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时货不遂”，意为“当时货物没有增加”;“金玉虽多”，意为“虽货币很多”。整句话是说，若用以生产和消费的货物没有增加，则一个国家虽货币很多，也只能算穷国。美国的发展印证了这句话。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一直是债务国，但正是债务使美国获得大量实物财富，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虽拥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金玉虽多”，其实是向美国输送巨额实物财富以供其消费和建设。一般来说，投入消费促进人力资本增长，投人生产促进实物资本增长。中国本国内需不足，人们难以使用生产成果，走上消费低迷、牺牲劳动者福利、资源耗费型的粗放经济之路。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相互联系。实物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没有实物市场支撑的金融市场，无论多么繁荣，都一定是泡沫，最后必定垮掉。企业个体可醉心于金融市场，一个国家若只醉心于金融市场，以为财富是金融市场变出来的，那就危险了。
二、把握货币本质
管仲对国家实物财富的重视并不妨碍他正确认识货币。管仲虽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却认识到货币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故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管仲进一步通过货物储备来调控货币供给、吞吐货币，这正是当代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前身。美国1889年才开始提出脱离金本位(即不再以黄金数量作为货币总量标准)，通过买卖农产品来吞吐货币，使货币不与金银而与国家财富增长相适应，这个货币制度设想后来演化成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管仲关于公开市场以吞吐货币的具体执行措施如下，“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日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木广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这段话谈到国家通过核算后，吞吐谷物、布帛等财富来供应货币。谷为上，币为下，意即国家收购谷物到国库，而货币发行到民间。管仲清晰地说明了货币调控原则：“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此原则与当代公开市场业务之原理相同。国家卖出存大量收回货币(上)，则物价会下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则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物价会膨胀。管仲注重计算货币量。在《山国轨》中，齐桓公问国家统计理财的方法，管仲回答说：“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核算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管仲有一套严密统计方法来计算国家实物财富，并按实物财富数量计算货币量供给。其详细计算并调控货币的办法为：“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管仲根据实物财富及其剩余的统计全面计算发行的货币。
三、疏通货币与财富的循环障碍
中国自古认识到货币流通如水。中国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不少学者指责管仲搞大锅饭，打击富豪，此看法值得商榷。当时齐国以商业立国，何来搞大锅饭、均贫富之说?管仲根据货币流通的机理提出调控目标和手段。西方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魁奈就说：“铸币是在和其他财富交换时用来支付的，对国家说是作为买卖之间的媒介担保，如果把它留置于流通之外，不把它用作财富和财富交换的媒介，就会对维持一国财富的不断继续上不起作用。铸币的积贮越多，不能更新的财富就愈多，国家也愈贫困。因此货币只有不断地作为财富和财富的交换媒介时，才是一国真实的能动的财富。”
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管仲谈到两个藏：一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一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在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此即经济危机中通货胀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为将来通胀埋下隐患。
对于通货胀缩的实物根源、表现及后果，管仲同样论述深刻。《管子·乘马》：“黄金者，用之量也。辩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之所以用黄金作为衡量物价之标准，是因为黄金供给量有限，不能由国家任意供给。经济萧条时，国家只能铸币来增加货币总量，却很难增加黄金供给来增加货币总量。所以黄金就具有和实物一样的性质，不与其他钱币一起升值或贬值。故金贵，则实物贵，其他钱币贬值，物价膨胀;金贱，则实物贱，其他钱币升值，物价萎缩。这段话指出一个似乎矛盾但却很深刻的现象，即货币扩散现象。“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意即“若需求过多导致货币过多进人市场，则在物价还未普遍上升的时候浪费掉大量的实物财富”。在经济过热时，物价膨胀与实物资源浪费是一对孪生兄弟。“货尽而后知不足”，当资源因浪费而短缺，通货开始膨账，货币扩散转为高涨的物价水平。因此，管仲认为社会经济的危机有两种可能。一是消费过少，需求不足，物价低迷，生产萎缩，经济萧条;二是经济过热，生产和消费的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实物资源被大量浪费后，生产能力最终萎缩。
在对宏观经济正确认识的前提下，管仲提出以平国计为目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特殊情况下，管仲还采取扩张财政政策来疏通循环。管仲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系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乘马数》中，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在《侈糜》中管仲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管仲先提出国家储备思想，然后指出，在遇到凶旱等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国家应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管仲强调此法不是为了“丽乐”，而是为“平国策”。所以他很清楚扩张财政政策的原理及后果。管仲精辟指出，若农业发达，则工商业就兴旺，而若工商业不兴旺，消费不足，则农业也不会发达。
管仲以超越个体经济的盈亏视角来调控宏观经济，其“平国策”的财政政策很灵活。他不但采取政府修建公共工程的办法刺激需求，还直接向百姓分散货币，增加百姓收入。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管仲的扩张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侈糜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侈糜。在《八观第十三》中，管仲明确地指出了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并否定“平国策”目的以外的侈糜。“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之争，此争执在管仲看来不是问题。管仲衡量国家财富时与供给学派的观点一致，以实物财富及生产能力为准;在调控国家经济平衡时同时调整供给和消费，注重通过货币调控平衡两者。
管仲双循环调控的配套建设
调控循环不是孤立的，管仲建立了包括官山海、信贷、赋税、社会保障和国际贸易在内的配套建设，以确保经济循环得以顺畅进行。这里重点介绍管仲关于赋税、社会保障和国际贸易的内容。
一、赋税的适当性原则
管仲反对一味轻税，认为其将使财政收支失衡;同时又反对重税，认为其会使税收减少。西方经济学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在管仲这里早已有清晰表达。管仲提出级差税制和关税，其理论和税种都比较完善。级差地租“相地而衰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认识到不同赋税征收对地租的影响。关税方而，管仲曾召集诸侯协商共同降低关税，建立周朝经济一体化。其本质与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差别不大。管仲反对一味轻税，《山至数》：“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 梁聚之育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凛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停贱。梁聚之言非也。”管仲主张减轻赋税。《五辅》：“薄征赋，轻征赋，弛弄罚，赦罪戾，寡小过，此谓宽其政。”《小匡》：“通齐国之鱼盐东菜(尹知章注：自东菜通鱼盐于诸侯)，使关市几而不征，堀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级差地租收税方面，《国语·齐语》中有记述“相地而衰征”。衰，音催，意为等差递减，即地租之级差。管仲根据不同产业征收不同赋税。以有区别地发展产业。如《山国轨》：“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陋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管仲减轻甚至免除田赋，而对山林坟地收重税，并对坟地同样按级差原则收税，使其不至为贫苦人民负担。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比较完善。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令全国州县普设惠民药局，此外还设置栖流所、养济院等，给贫困病疾者以救济。明英宗时设置东、南、西、北四座“福田院”，每年国库拿出500-800万两白银，安置贫疾者和解决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问题。清自雍正起在各地设置普育堂，其中育婴堂负责收容和养育弃婴，普济堂为老年、残疾无依靠者提供住院救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谈及中国政府兴修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管仲时代齐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严密细致，即便今天也令人惊叹。根据《人国》记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今为西方发达国家采用。一些学者认为社保制度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不属于实证经济学范畴，也就是说，社保仅属道德范畴。社保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已经富裕了，才能建立社保制度。而中国还很穷，社保是拖中国后腿。社保之类的政策是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还是属于实证经济学范畴，在此引用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话：“故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西方政治经济学大家马尔萨斯也指出：“经验证明，制造业的财富既是财产合理分配的结果，同时又是此分配进一步改善的原因。”
三、外循环“独施于吾国”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环境为中国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宝贵土壤。正如前面“封建”意义的辨析，管仲之时正是中国处于类欧洲诸侯小国林立时代。欧洲诸国间的贸易争端和壁垒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正如今天各国为国际贸易而斗争或合作，春秋战国时诸国也多次召开了国际会议以降低各国贸易壁垒，促进经济一体化。列国诸侯于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 (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大匡》又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从文章来看，当时诸侯间达成的协议是关税降到百分之一(关赋百取一)， 但实际上执行起来有困难，即便齐国自己也只执行了百分之二的关税(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以当时而论，经济一体化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之后诸国的关税税率屡有反复，这说明诸国的国际贸易斗争和认识都不是静止的。以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思潮互有反复。《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宋国大夫戴盈之的话：“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这说明当时关税、市税的征收量已超过十分之一。
但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并非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的财富更好地为本国使用，而非本国财富更好地为别国使用。《山至数》：“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由此可看出，管仲推动关税降低之目的是“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管仲如何做到此点呢?首先管仲确定国际贸易基本原则，《轻重丁》：“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管仲认为本国物价水平应与国际物价水平保持一致，若本国物价低于国际水平，本国财富将被别国掠夺。这段话很有意思，它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认为物价过低时外贸顺差意味着本国实物财富流失。管仲还举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最终失国的例子。管仲主张外贸目的是为获得天下的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且其指导思想是用本国不需要的东西，去换取本国需要的实物财富。《轻重甲》：“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者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并举例说明，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桀的经济。对本国所有而它国紧缺的商品，管仲抬高价格以获高利。如齐国特产盐，管仲要求齐民在春秋两季停止煮盐以保障齐国农业生产，控制盐的产量以抬高盐价，在国际贸易中获巨额利润。管仲反对精雕细刻，以为“逆”，不利国家财富增长。但对外贸易上管仲鼓励本国精雕细刻，制作奢侈品以高价卖给它国获取高利，并换取对本国有用的实物财富。
管仲还利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起几场漂亮的国际贸易战，摧毁敌国经济，这在世界国计史上极为经典。《轻重戊》中记载了一个国际贸易战例。桓公欲降伏鲁梁，鲁梁风俗穿绨，管仲下令齐国民众皆穿绨，导致对鲁梁绨大量需求。鲁梁民众见织绨有巨额利润，纷纷弃农织绨以从齐国获取大量顺差。春耕过后，管仲再下令齐国民众皆穿帛，并停止与鲁梁关贸。鲁梁绨顿时过多而积压，鲁梁君王下令民众从事农事，但谷物已错过农时，由此摧毁鲁梁经济。三年，鲁梁之君请服。国际贸易中，给予别国短期利益以扭曲别国产业结构，使别国为我所制，此为贸易战核心。
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国，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封建小国可以把危机从国内转嫁到国际市场，中国的市场主要就是在国内，如何建立一个顺畅流动的循环经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国计学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伟大的中华文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