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民
第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因为新时代,只有经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什么经济不断减速?过去靠要素推动、资源消耗增长模式已经走不下去,如果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必须是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型。
第二,适应我国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过去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生产落后,主要工作着力点放在解决落后的生产上,现在这个矛盾已经不是很突出了,(因为)大量的产能过剩。十九大把社会主要矛盾做了一个改变,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平衡不充分之间发展的矛盾。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着力解决发展当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第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在此之前我们的任务是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后来在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建立水平更高的小康社会。现在这个阶段马上要从小康社会进入到现代化建设的阶段。
第四,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全世界各个国家在发展历程当中,基本上是先去追求速度,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你想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继续高速度,客观上条件不具备。下一步要不要在国际上竞争呢?还是要。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够保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现在大家经常说,我们有220多种产品是世界产量第一,在这些产品当中真正拿到质量世界第一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光靠数量型,光靠规模型,已经走不下去,也是遵循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过去经常出现高速度,但是(却存在)高失业,高通胀,这肯定不是一个高速增长。现在在宏观指标上的主要问题是速度保持中高速增长。美国为什么发起贸易战,是因为在贸易国际收支上并不平衡,出口多,进口少。现在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并不是我们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
一、从供给体系来看,产业生产体系、供给体系不一样。中国目前来讲,产业链是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也是比较完整;生产方式能够实现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力、捕捉力。现在大家都在生产,但是并没有真正捕捉到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品牌的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产品和服务质量高,这是从供给体系来看高质量发展是这样的一种发展。从经济的结构来看,城乡也好,区域也好,产业也好,特别是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房地产,这三者和人力资本以及所说的五个一体之间都能够比较均衡协调;当然现在是存在着产业之间的失衡问题。从收入分配来看,投资要能够有回报。北大的教授讲现在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投资回报越来越低,大家不愿意投资。制造业的能力下降,利润低,很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出利润率——员工要有收入,政府要有税收,各个分配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要均衡。现在我们的分配关系并不是特别均衡,政府的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的收入比重是在下降。最近这个阶段是比较稳住,但是再分配以后并没有改善这个关系,所以分配关系还是要做调整。从要素的效率来看,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资本的效率,劳动效率,土地的效率,资源的效率,能源的效率,环境的效率,我们已经承诺二氧化碳到2030年的峰值。现在大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要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途径是什么呢?十九大讲了几条:第一,坚持一个方针,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我们过去是靠扩大水泥、钢铁的产量实现水泥、钢铁的GDP的增加;今后不能这样,今后是减量化的发展,这就靠质量更优,卖出更好的价格。第二,坚持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推动三大变革,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第四,要促进四个产业体系,这个是有针对性的。实体经济创新、金融、人力资源之间互相协调。现在存在实体和科技创新相脱节,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的创新到底怎么去结合,创新成果很多,但是并没有真正用于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金融怎么样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相结合,相协同?人力资源要怎么去协同?要建立三个有体制、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前段时间民营企业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活力(不够上),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要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宏观调控有度,既不能不急,也不能过度。这也是有问题的。为此推进两大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整个中国经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据要求。要建立六大体系加一个制度,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以及制度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过两大关口:一是中国现阶段特有的一个关口:防范风险,污染和精准脱贫。这个关口过了,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经济转到高质量发展,它是一个基础和前提。这也是全面小康的底线。如果精准脱贫做不好,污染比原来严重,你不好意思宣布我们是建立全面小康社会。还有一个常规性的关口,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二、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跟当前经济形势有些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推动四个转向。一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转向效率质量,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减存量和增加一部分产业增量并举。这是真正的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要从传统的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为什么要进一步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提出的时候,它的背景是叫四降一升:增长速度下降,价格、企业赢利,财政税务四降。今天为什么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当前形势来看,我们面临新的四降一升,增长再现下行压力,2016年增长曾经出现小幅度反弹,今年下半年增长速度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为什么呢?因为国内需求出现下降,投资和消费都大幅度减速。减速的程度非常大,消费是2015年来的最低增长速度;投资大概是23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带来现在的下行压力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盈利能力是下降。(表面)看起来企业利润还是增长不错,但是实际企业亏损面是在扩大。利润增长主要是少数上游行业赢利能力很高,多数中下游行业并没有大幅度增加。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效益在改善,我觉得比过去差,因为分化非常严重。特别是市场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企业信心并不是很足。同时一升能力在上升,僵尸企业,杠杆率,融资环境趋紧,融资难融资贵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资本市场不振,房地产乱象丛生,酝酿着一些重大的风险。
为什么会出现新的四降一升?就当前来看,主要有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突发性的因素。短期的因素:今年以来有这样几个因素对中国当前经济影响比较大。一是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现在为止,贸易摩擦对实际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信心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的股市汇市这是主要由贸易摩擦带来的信心不足导致的(下降)。现在的贸易增长是透支了一部分明年的贸易,明年的出口增长不乐观,很难达到今年的水平。二是严监管的金融政策。去杠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严监管对民营企业带来的伤害比较大。2013年民营企业投资占贷款比例是提高的,2013年之后,民营企业占整个贷款比重下降,国有企业贷款比重(恰恰跟民营企业是)相反的。这几年民营企业靠表外业务,靠委托贷款,信托投资,小贷公司(融资),而进行严格监管的措施就是针对表外业务,等于是把过去民营企业正常的融资渠道给切断。这个政策对民营企业的伤害比较大,现在正在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下半年特别是11月1日总书记讲话以后,这个政策已经作出一些重大调整。三是民营经济离场论。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一些民企到境外融资去了。四是若干个收缩性的政策叠加,地方执行层层加码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汇率在收缩,环保督察,清理地方隐性债务,要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一些产业政策,比如光伏政策,还有金融政策,还有社保缴费改革等等。这些不是扩张性的政策,都是在收缩。
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压力,刚才说的四降一升,短期因素占一定的份额,一定的比重,最主要的还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是在恶化当前的问题。比如说消费为什么减速?我个人认为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比如收入增长放缓,服务业消费比重提高,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下降等等。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高房价、房贷等等挤压。证据是什么?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应该是收入水平最高的,北京涉零消费增长速度早就进入个数位。全国现在是百分之八九,北京早就进入到5%。为什么呢?房价导致。我算了一下,每年居民利息支出1.5万亿,相当于居民可储蓄额的18%。这是我个人算的。基建投资为什么突然减速?过去基建投资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债务和地方政府不规范的举债实现的高速度,去年开始中央出了两个文件,这个文件一出,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肯定会减速。如果没有房贷压力,我的消费就自由了,但是一旦有房贷压力,相对来讲就觉得压力大了。第四个是房地产收缩,这个也是影响当前增长速度下行的因素。中国的房地产还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年基本上是萎缩,是因为前期积累过大的泡沫。同时住房制度改革没有提到日程,带来住宅市场存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两亿多农民进城,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房子——他们在农村的房子又空置。城市之间不一样,一线城市人来的最多,但是一线城市供地的增长速度是最低;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供地增长率最高。民企信心不足,这是长期存在。
刚才我说的那些因素,背后是三大失衡,第一个是实体经济内部的供需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产能过剩,另外一方面想要的东西没人要,像钢铁、煤炭这些都是产能过剩。有些产业必须树立峰值概念,价格再怎么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提高。我认为煤炭和钢铁产量及产能都已经到了历史性的峰值,今后不会再增加。
为什么提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今后靠扩大产量来增加GDP的方式在很多产业已经行不通了,必须得靠提高质量,提高花色品种,提高品质来实现。我们的消费正在加快升级,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品牌化等等中高端的消费逐渐成为主流。当然现在还有一种倾向,中国的消费正在降级,我个人认为不存在。主要就是因为房价挤压。我们现在的供给体系是难以满足。消费品当中不说了,大量的海淘,说明你的东西确实不如人家的好。高端的装备,芯片,还有好多东西是自己生产不了,必须得依靠进口;包括高铁,大概有三大零部件自己生产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税费负担重,资源环境和员工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赢利能力下降,投资意愿下降,导致中国的制造业在人均GDP只有800美元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降到GDP的29%;而美国、欧洲、日本在制造业进入峰值的时候,人均GDP都是2万美元、17000美元。我们在未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前,提前开始了制造业空心化,这个不行了,(应该)靠服务业。这几年服务业增长速度比较快,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你要看,服务业当中到底谁的比重在提高,谁增长过快?2005年到2015年之间,服务业比重是提高了11%,其中金融和房地产的贡献是4.2%和2%.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服务业比重提高;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4%升到8%。2015年底提出去杠杆以后,金融业占比下降,2017年略有下降,2018年前三个季度又恢复到8%。问题在哪里呢?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是一块镜子的两面,金融业的增加值来自于利润收入,高利润,高工资,但是对实体经济,对居民,对非金融企业来讲,金融业的增加值就是这些借钱人的负担。金融业比重提高得越快,增长越快,意味着你的负担增加也是越快。
三、是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房子肯定是经济当中重要的产业,是需要建房子。但是我们在经济金融化,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保值最好的产品,也成为银行业追逐的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新增贷款当中40%都放给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高房价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辛辛苦苦干一辈子的制造企业,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小房子。另一方面抬高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很多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不得不加工资。因为房租在提高,房价在提高,不加工资,员工走了。工资高,社保缴费又高。根源在哪里呢?在于要素配置的扭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从银行体系来看,从贷款来看,制造业贷款比重持续下降,2013年10%,现在降到7.2%,今年更严重,整个制造业贷款占比相当于三大产业贷款比重的3.3%。同时房地产相关领域,建筑业和其他的租赁业、金融业,金融业自身的贷款比重是在提高,意味着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在自我循环。这个金融机构给另外一个金融机构贷款,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些行业,贷款比重提高1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贷款比重这几年持续大幅度提高,提高13%。(所谓)中国的融资难融资贵,(应该)准确地称为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们说保增长,调结构,又出现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嘛呢?这个时候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去产能。告诉大家这个结构性改革不是做减法,是加法减法并举并重。第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全面深刻变化着眼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当前和中短期面临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如果现在要素配置扭曲,稍微调整一下,制造业比重不至于过快下滑。
政策目标,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根本途径就是要靠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的政策不一样,扩大需求主要是货币、政策,政府投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改革,包括市场退出,企业制度,鼓励竞争,打破垄断。现在大家开始讲了竞争中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应该是一视同仁,保护知识产权,减少不正当的干预。
最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不断地深化,2015年提出来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扩展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去年重点讲了破立降。破除僵尸企业,培育新动能,这是补短板的一部分,继续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