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冬阳
二战以后，美国国防负担水平整体呈收缩态势。但通过更为细致的考察，我们仍可从中发现，二战后的美国政府常常根据军事需要和宏观经济状况，在不同时期交替使用扩张性和紧缩性军事财政政策。国防费成为美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国防负担水平的高位回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战期间，武器装备需求与国防费规模大幅扩张，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1945年，美国GDP总量达到2120亿美元，是1940年的两倍多。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需求锐减，军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民用工业生产能力相对不足，住房和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同时，失业人数快速增长，到1946年春高达800万;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从1946年6月美国解除物价管制至同年11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32%;财政赤字规模巨大，1945年达到450亿美元。为调整经济结构、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杜鲁门政府在保持高税收水平的同时，大幅度减少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经费与国防费，国防开支绝对规模由1945年的812亿美元，缩减到1948年的118亿美元;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45年的37.5%，下降到1948年的3.5%。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配套出台鼓励私人企业投资、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措施。这些举措使美国财政收支状况迅速好转，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大部分军工企业转向民用生产，彻底改变了军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民品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失业人口减少，就业率逐步回升。
冷战后，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但美国面临经济增长缓慢、高赤字、高失业率等问题。为此，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紧缩型军事财政政策，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1993年～1996年，美国国防预算分别比上一年下降8.1%、8.5%、1.9%和5.3%;到克林顿卸任前的2000年，美国国防开支为3 016.97亿美元，绝对规模仅比1996年小幅上涨1.25%(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国防开支与联邦财政赤字的减少，使得美国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科技、教育与新兴产业中，增强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如图1所示，1991年美国GDP增长率为-0.26%，但1999年便达到了4.9%。(图1：1961年～2012年美国国防负担与GDP增长率;资料来源：国防负担数据来自于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budget;GDP增长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单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下滑。为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刺激经济需求，美国政府仍然加大了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研制与采购的投入。2008年，美国国防费规模为6 211.38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1.5%。但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最根本的经济挑战。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美国计划在未来10年内削减国防费。但是，国防费削减计划能否真正实行，以及本次国防费削减计划是否还和前两次一样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
(二)经济衰退时期积极的国防费政策有助于经济回暖。
二战后，美国共有五次利用扩张性国防支出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的经验。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期间。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美国爆发了二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拉动经济和准备战争，美国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1950年～1953年，美国直接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5.0%上升到14.2%。快速增加的军费开支，不仅保障了侵朝战争的需求，还减缓了经济震荡，带来了短暂的“经济景气”时期。195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长了27%。第二次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曾试图改变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但1953年8月，美国爆发了二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再加上美苏争霸处于白热化阶段，他不得不继续实施扩张性国防支出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应对苏联挑战。艾森豪威尔任总统8年中，年均国防开支447亿美元，比朝鲜战争期间1952年的国防开支还要高，年均国防开支占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第三次是在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期间。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为扩大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程度，摆脱二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的阴影，将军事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通过持续扩大国防开支，增加社会需求，再辅之以其他财政、货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1961年2月开始，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6个月的持续增长，成为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1965年《纽约时报》曾刊文说道：“显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的经济扩张正在逐渐消退，但越南战争的升级给了它新生。”第四次是在里根主政期间。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滞胀”现象日益严重。同时，由于国力下降，过去以“霸主”自居的美国国际地位日渐衰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里根政府用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限制货币增长、平衡预算、大规模减税和增加国防开支等办法医治“滞胀”，重振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美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分别由1980年的4.9%和23.4%，上升到1988年的6.1%和28.6%。由于武器装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不能用于生产消费，也不能用于生活消费，只能用于国家安全消费。当生产出现停滞时，增加武器装备消费需求，既能够增加社会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又不至于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过度生产，引起经济震荡。因此，里根政府减税与增加国防费并用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美军的现代化水平，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也极大地拉动了经济需求，给80年代初期疲弱不振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强大的刺激，美国GDP增长率由1982年的-1.98%，上升到了1984年的7.19%。可以说，扩张性军事财政政策是促使美国经济从80年代的危机中摆脱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次是小布什执政期间。本世纪初，经济衰退、“9·11”恐怖袭击以及紧缩性军事财政政策导致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等一系列事件，促使小布什上台后实施快速扩张的军事财政政策。2001年～2002年，美国国防支出分别增长3.7%和14.1%，国防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上升0.15个百分点和0.35个百分点。据估计，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国防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58%。高额的国防费支出，强劲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加速增长，GDP增长率由2001年的1.09%，上升到了2004年的3.48%。
(三)“军民一体化”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模式放大了国防费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
冷战时期，为与苏联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美国一直推行“先军后民”的政策，并实行了一整套有特殊要求的国防采办制度，逐渐形成了民用和国防工业几乎完全分离的两个工业体系。这种做法虽然使美国取得了军事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但其全球产业竞争力却有所下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日本和欧洲大国较为缓慢。
从冷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苏联解体，美国国家战略重点开始向经济建设倾斜。1993年，美国政府在《国防转轨战略》一书中提出“军民一体化”的方针和政策，除军事专用科研生产领域外，要求军用、民用工业尽可能采取共同的技术、工艺、人员与设施，满足军用和民用两种需要。其核心思想就是国防建设要从经济建设中汲取力量，尽量减少国防建设的成本和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不断释放国防费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拉动经济增长。1994年发布的《国防科技战略》指出，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在降低国防费的同时维持军事领先地位。在此方针的指引下，美国国防部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作为军、民用技术转移的牵头管理机构，并在相关政府部门和协会建立相应的协同机构;出台多项相关政策，努力促进军、民用技术的双向转移，把国防科技发展与国民经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在信息过程、工业制造、新材料和仿真模拟等军民两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巨额国防投入和推行“军民一体化”，推动了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双向转移，提高了美国科技工业的创新能力与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在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之前，1994年～2000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06%。
(四)国防投入促进了美国区域经济发展平衡。
20世纪250年代，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奉行以国防开支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将国防建设与国内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充分挖掘国防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通常，美国国防采购的原则在形式上是重点照顾落后地区，但在实际操作中则以采购装备的成本与性能为基准。对此，一些国会议员和经济学家认为，在采购国防物资时，除了应该考虑以最少的支出购买最有效的装备外，还应该兼顾区域平衡发展和就业结构的问题，使每个地区的企业能够平等地分享国防支出的好处。这种政策取向对美国南部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南部与西部地区一起成为战后联邦财政支出的最大受益者。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南部不仅形成了以电子、通讯、航空航天、化工等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业为龙头的多样性产业结构，而且从根本上实现了由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后工业经济的转变。在1952年、1956年和1962年，国防支出所创造的收入，在南大西洋地区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30.1%、24.2%和22.8%，在南部西区收入中的比重为23.7%、21.1%和19.0%，在南部东区收入中的比重为20.7%、16.8%和16.4%。南部城市化进程也得以快速推进，城市人口比例由1950年的44.6%，上升到1960年的52.7%、1970年的64.6%。由于南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全国城市化水平也由1950年的59.6%提高到1970年的73.5%。作为经济领域中最大的投资者、消费者和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者，美国政府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国防支出,引导南部地区发挥自身潜力，使其成为当代美国区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到1970年，南部经济虽然还不能和在全国经济中一直遥遥领先的东北部、中西部相媲美，但经济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这一切为南部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与西部和北部形成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奠定了基础。
(五)国防费规模扩张导致了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和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
美国政府的历次扩张性国防支出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例如，1949年美国有6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朝鲜战争引发对国防费需求的急剧增加，到1950年美国便出现了31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到1953年政府财政赤字达到65亿美元。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之初，美国只有16亿美元财政赤字，但随着越南战争投入增大，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到1968年达到251亿美元，1971年～1972年财政赤字均达到230亿美元以上。扩张性的国防费支出政策还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例如，肯尼迪、约翰逊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就导致了物价大幅上涨。1965年之前的几年内，美国通货膨胀率都只有1%～2%，但从1965年开始，由于战争需求的刺激，物价水平连年上升。到197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1%，1975年更是达到了9.5%，通货膨胀呈加速发展趋势。“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实施快速扩张的军事财政政策，虽然强劲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但持续高额的国防投入，也形成了大量财政赤字，推高了物价水平。2002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仅为1.62%，但到2006年便达到了3.23%，见图2。迅速上涨的物价水平，影响了美国中长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图2：1961年～2012年美国国防负担与通货膨胀率;资料来源：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单位：(%))
(六)高水平国防负担妨碍了美国国民经济发展。
朝鲜战争期间，高额的国防费支出，导致了美国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工业快速发展，而与战争无关或没有直接订货关系的工业则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例如，美国国防与空间设备的生产持续增长，1953年8月便已达到1950年6月的4.8倍;1952年2月美国机床订货量超过1945年～1947年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美国消费品工业生产却处于停滞状态，1952年耐用消费品总产量甚至比1950年还低16%。
二战后，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军备竞赛，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崩溃。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从长期看，庞大的国防费规模也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此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趋于下滑趋势，由1984年的7.17%，下降到了1991年的-0.26%。过度的国防投入削弱了美国的军事潜力与经济实力，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俄罗斯都及时调整了国防费投入策略，降低国防负担水平，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陆军勤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