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权胜
雄安新区的建设不可能长期“叫停”，无论怎样也离不开房地产开发的持续推进;因此，市场经济环境下，扎紧制度的篱笆还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用价格来调控。
中央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4月1日部署设立雄安新区，话音未落，则引起炒房客蜂拥而至。没承想雄安根据部署早有防范，所有楼盘、二手房或中介禁止销售，在建工程一律停工、雄安三县的房地产交易一律冻结，即使这样也挡不住炒房者的似火热情，使周边市县房价也一夜飙涨。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以特区的方式来试点的，当年深圳首个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改革开放的拓荒者来对外试验，是建立在小渔村的基础上，土地价格便宜，那时我国国民几乎没有炒房方面的意识，深圳很多土地几乎是白送给港商，前提是他们能带来技术。
所以，当时深圳的企业成本优势明显，经济突飞猛进，短短三十年就一跃而成国际大都市。而上海浦东是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成功后，上海浦东成为中央选定的下一个目标，因为浦东依托长三角，浦东对于当时的上海中心位置来说，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正是浦东土地价格的低廉，才使特区的各种成本相对降低，使浦东也拥有价格优势，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深圳与浦东的共同特点就是当时土地资源价格不高，它们相继出现并获得成功也是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所采用的一种促增长手段、以保障经济合理增长。
新诞生的雄安新区，其地理优势是与北京、天津二个大型都市圈相接近，劣势是远离海运，运输成本优势不如深圳和浦东，中央也意识到这个缺陷，所以对它的功能定位主要是承接北京不堪负重的部分结构。
这就要求土地价格必须控制好，不能使新区刚一上马就沦为炒房乐土，前车之鉴，高房价的压力会拖累城市发展活力。
由于房地产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成本居高不下，人们的基本生存的住宅成本加大，既阻止了创新人才的聚集，又会影响消费，最终传导到企业就发生了产品的滞销，如此循环往复，对中国经济正常化没有一点好处。
当然，人性的贪婪和趋利本质在于有漏洞可钻。虽然有关方面已未雨绸缪，严格禁止当地房地产交易，但雄安新区的建设不可能长期“叫停”，无论怎样也离不开房地产开发的持续推进。“叫停”之后总有开放的一天，市场经济环境下，扎紧制度的篱笆还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用价格来调控，既是新区就可能成为试验区。
比如，用有别于上海重庆的低税率模式，对炒房进行高税率来抑制;又或者采用房产税等方式，从价格端为房产持有者追加成本，告别当下部分城市从限制需求端的强制措施，为雄安新区功能体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开辟一条创新实践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