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中华智库研究中心
研究团队名单
项目顾问
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张志强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研究员
项目负责
郭晓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向宝云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纪委书记、研究员
项目执行
方 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廖冲绪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
执笔组成员
方茜、段莉、冉敏、里昕、池瑞瑞、魏宇菲、袁月、刘伟
数据组成员
廖冲绪、柴剑锋、彭伟、袁月
文奕、房俊民、肖国华、张鑫、陈云伟（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新发展 新征程
2015年中国智库推开“政策之窗”，迎来发展的春天。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重大部署。12月，国家批准了25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其间，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活动频繁，与媒体广泛协作，服务决策、代言民意、发声国际的意识逐渐旺盛。无怪世人称道：中国智库迈入黄金时代。
对智库的思考，我们关注供需两侧。一方面，我国智库在政策领域的兴起源头仍是“需”。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内政外交的复杂化以及“成长的烦恼”形成问题源流。对外要展示大国实力，对内要实现和谐发展，在处理好内外事务的同时，政府还要升级为服务型2.0版。“做什么”和“怎么做”，向智库借脑成为国家破困境、求正解的需要。另一方面，智库能发挥作用吗？思想是强大的，但好的思想可能被错过，诸如此类的问题令智库发展陷入疑云。然值得庆幸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和管理多领域学者对智库职能、运营模式、重大事件、政策网络与治理方面的探讨，以及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智库建设的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保障了“思想供给”的方向性、时效性和畅通性。当有人为2015年智库“过热”、“过饱和”感到担忧时，我们为国内高频率的智库活动以及不断涌现的新生智库感到欣喜。智库“热现象”只是冰山的一角。站在市场的角度，鼓励智库竞争就是鼓励思想的花朵绽放。“量”从来不是中国智库的问题，如何让智库在思想市场中保持适度的独立、开放和活跃，以质取胜才是关键。
对智库的研究，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此种发展态势下，重要行为、关键事件、思想涌现的隐性关联，以及智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国内学者切不可忽视我国智库兴起这一现象的大背景——全球经济萧条和国内经济下行。并非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智库，而是发展的不确定性激发出国家对思想的巨大需求。2015年出台的政策释放出国家对智库发展的两个信号，即“新”和“高”。“新”代表智库要突破既定模式，敢于自我革新。“高”代表智库要有足够的实力、国际影响力，进入世界主流话语体系，代表中国最强大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世界之变催生中国之变，中国之变激生智库之变。处在世界体系多极化和“西衰东兴”时代的中国，其成长关系到全球安全和世界稳定。作为社会主义典范，中国要多角度、多层面诠释发展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与自然世界更加和睦地相处，形成代际团结的良性社会，这些愿景呼唤着智库前行。责任也好，压力也罢，中国学者、中国智库都应尽早启程和尽快上道。
本报告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协同创新的成果。今年的报告我们围绕智库影响力做了四件事：
第一，对我国智库的运行模式进行了归类，对智库运营管理的变化做了概括。这一部分展示的智库七大运行模式和六个变化，代表了我国智库的当下特征和发展远景。
第二，今年的报告，我们继续对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和排名。排名不是目的，意在树立典范和研判发展方向。在对232家智库进行综合排名、分项排名和分类排名的同时，提炼出2015年中国智库在空间、发展、结构、行为和传播方面的五个特征。
第三，如果说第一部分关注“变”，第二部分关注“果”，第三部分则是关注智库的“行”。通过分析2015年智库在热点议题和重大活动中的表现，挖掘智库的行为信息。如哪些议题是2015年最热的，这些议题的活跃作者和活跃智库有哪些？在分析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比如，智库对议题的选择仍集中于国内，对国家安全、对外关系的讨论偏冷；我国智库合作的两大主流模式是“领袖式”和“媒体式”。
第四，在分析智库发展瓶颈的基础上提出智库改革的七点建议。
报告采用了主客观数据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在赋权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层次分析法。为了让研究更具说服力和科学性，我们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法对热点议题和重大活动进行了讨论。CiteSpace、Sci2等工具较好地发挥了其分析功能，感谢软件发明者的无私分享。与此同时，感谢专家团队给予本报告的专业建议和严格监督，感谢智库研究同行对我们的启发。我们并不确信他们会完全赞同本报告的观点，但他们的保留意见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行”
2014年我国智库研究的热点是“知”，专注于智库的属性探索和范畴界定，争论主要集中在“智库的独立性”这一问题。2015年智库研究的亮点是“行”。伴随着新智库萌芽、“旧智库”活跃度升温，我国智库的运行模式发生转变，体现在目标定位、资金筹集、项目运营、人才使用、成果扩散等诸多环节。人们逐渐意识到，资金支持与智库独立性之间并无必然关联。“钱袋子”、“权杖子”不干预“脑瓜子”的实例东西方比比皆是。既然智库的独立性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突破机构属性、资金来源和人才身份的羁绊成为必然之选。
（一）中国智库七大运行模式
根据智库运行的主导力量和基本特征，把我国智库的现行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院校支撑型、精英领衔型、企业资助型、媒体侧翼型、跨界联盟型和共生融合型七类，见图1。
1、政府主导型（G型）
政府主导型（Government-led Type）智库是我国特色智库的中坚力量，多见于党委、政府和军委直属的综合性智库。G型智库体制上与政府难以分割，主观上也存在相对依赖，主要以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攻关等方式与政府进行合作，重点围绕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国情调研和决策咨询研究，辅助政府机构进行政策评估和政策解读。成果扩散以内参、要报等形式，通过固定渠道送交中央和地方及国家机关决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是G型的典型代表。
2、院校支撑型（I型）
院校支撑型(Institute-supported Type）智库依托知名院校或研究机构建立，是在某一专业领域或地域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专业性或综合性智库。I型智库往往兼具教学培训、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三种功能，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主动为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各级业务部门提供资政建言服务。部分I型智库还积极发挥院校品牌、学科、人才和人脉优势，推进“走出去扩展视野”和“引进来增强沟通”的双边合作计划，通过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发挥智库的舆论引导和服务社会功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等。
3、精英领衔型（E型）
精英领衔型（Elite-led Type）智库具有高层次人才集聚的特点，充分发挥人才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运筹政府、高校、企业、媒体等资源，以学术会议、成果发布、网络推送等方式，为国际交流、政商沟通扩展渠道，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E型智库多是专业性智库，根据高层次人才类型可细分为“政治家援助型”、“知名学者领衔型”、“金融精锐群聚型”等。E型智库的典型代表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盘古智库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理事会主要由政治家和社会精英组成，通过召集全球智库峰会，强化与各国的沟通，搭建二轨外交平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具有政治家和专业精英双重特点的行业翘楚领衔发展为起点，围绕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在政策研究、教育培训、新闻出版、国际会议等领域崭露头角。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的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性智库（即“40×40”俱乐部）。此外，各地政府设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也是十分典型的精英领衔型智库，由地方重要领导岗位的退休干部、院士和高校教授组成。
4、企业资助型（F型）
企业资助型（Firms-funded Type）智库是依托企业或公司构建的，面向特定行业的专业性智库。F型智库不仅是研究机构，也是解决企业、产业实际问题的执行组织。相比其他类型智库，F型智库的研究领域更加微观，成果落地性更强，涉足领域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方面。该类型智库在我国存量较少，是智库体系的有益补充。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是其典型代表。
5、媒体侧翼型（M型）
媒体侧翼型（Media-flanked Type）智库是由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组建的，在一般智库功能的基础上，其更加注重发挥传媒平台的传播优势。M型智库凭借其在传统传播领域和新媒体领域的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和公信力，一方面根植于新闻传播推出新闻产品，另一方面又积极探索课题制研究模式推出研究产品，为智库研究成果打造发声渠道，扩大智库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此外，M型智库作为独立研究主体，还通过与决策部门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多角度、多层次聚合思想，输出智力产品，打造自己的智库品牌。该类型智库的典型代表是新华社的瞭望智库、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等。
6、跨界联盟型（T型）
跨界联盟型（Transboundary-Alliance Type）智库是政府、企业、高校、媒体、学会（协会）等组织或机构的“合成体”。它突破了传统智库的组织边界，集各联盟成员的优质资源于一身，是多主体协同创新的结果。T型智库开放建库、立库，通过联盟成员间资源共享、智力互用、资金众筹、信息互通、成果共创的实质性或战略性合作，实时跟踪舆情，把脉社会心态、问诊社会问题、预警社会风险和建言政府决策，增强了智库发展的宽度。江苏紫金传媒智库是其典型代表。
7、共生融合型（S型）
共生融合型（Symbiote-fusion Type）智库在运行模式上表现为非单一性，是对前六种运行模式的混合运用。实践中，S型智库多为社会智库，有的表现为学者领衔与企业资助相结合的运行特点，有的表现为院校支撑与精英群聚相促进的运行特点，有的甚至会横跨三种及三种以上运行模式。研究主题的多样性、运行模式的灵活性、影响力发挥的多重性是其重要特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是其典型代表。
（二）中国智库运营管理之变
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政策的导向下，2015年我国智库运营管理呈现“树特色、共发展、聚智源、优项目、精成果、活岗位”六大发展新动向。
1、集中优势、聚焦领域
在打造高端智库的过程中，一些智库把发展重点放在特色塑造上，通过建设专业化智库（中心）、聚焦研究领域实现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现有院、所两级组织架构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等11个专业实体智库，形成院、所、专业实体智库三个层面的智库架构。其中，研究所主要发挥学科特色的智库功能，专业实体智库则着力于探索实施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国防大学成立解放军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智库——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中心，其研究聚焦于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安全问题。
2、延伸触角、飞地发展
一些智库打破区位桎梏，将跨区域牵手地方政府共谋发展作为智库创新改革的突破点。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深圳福田区牵手，将福田区作为该院首个基层改革试点观察区。再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先后与甘肃省、安徽省、河北省、山东省、四川省、江西省的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等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拓展智库社会网络的同时，实现了智库的飞地发展。
3、蓄聚智力、为我所用
一部分智库在原有智库人才团队基础上，积极探索智源开放运作的方法与路径。如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在人才招揽上，既注重向知名专家敞开大门，又注重向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学生敞开大门，培养智库“后备军”。同时，该研究院还组建了一支25人的学术服务团队，开展跨学科学术咨政服务。该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8.1岁，硕士以上学历者占比达到85%，有海归经历者占比达到46%。再如国家行政学院将高端智库建设纳入该院“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立特邀研究员和访问学者制度，选聘研究能力突出的学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兼职教授、国外知名专家，以多种方式参与学院智库建设。
4、按需选项、灵活为上
科研项目是智库建设的重要抓手。建立科学的项目选题机制，强化项目管理，提高项目产出效率和效益，是近年来我国一部分智库建设的重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基金课题”为线，将机构扁平化与项目化相结合，通过战略性重大课题研究整合国内外智库资源，将小机构做成大网络、大平台，为智库研究注入活水，扩大国际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引入项目中心制、开放滚动制和计件薪酬制，以项目为中心配置人员、经费和其它资源，以研究需要和研究水平为依据实施项目开放、项目滚动，以项目成果完成质量和数量为基础给付研究人员报酬，突破了传统智库科层管理体系的约束。
5、精品立库、导向指引
智库的价值体现在出思想、出成果。在智库竞争中，我国智库更加重视成果的质，突出成果的质量导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研究成果实行质量全过程管理，制定了三级送审质量责任制度。中国科学院则制定出思想库成果评议和发布规则，建立了研究成果质量把关和统一发布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制定和实施了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将智库成果纳入科研成果考核和奖励体系，全方位引导学校教师和学者进行智库成果的创新。
6、岗位激励、活力添翼
一部分智库在科研岗位人事管理的改革中积极探索。中共中央党校打破原有职务职称体系，实施绩效制度，把智库人员的薪酬与绩效挂钩，根据参与智库创新工程的工作量、担负岗位的重要程度以及工作业绩等，配置智力报偿经费。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通过推进“双序列”改革试点，在行政管理序列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专业技术岗位序列，细化完善专业技术岗位序列实施细则，配套薪酬体系，以此拓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二、2015年中华智库影响力评价
影响力既是智库存在感、业内地位的体现，也是智库核心价值的所在。本报告综合运用信息采集技术和问卷调查得到的主客观数据，对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和港澳台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并对智库特征进行分析。
（一）指标体系、数据及赋权
1、指标体系
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与2014年基本保持一致，见表1。该评价指标体系是项目组对智库影响力因素进行辨识，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法、频度分析法，在充分挖掘智库内涵、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先验知识和专家经验构建起来的。指标选择借鉴了宾西法尼亚大学、上海智库评价中心、朱旭峰、王莉丽、李建军、孙蔚、黄忠敬、严丽莎等智库和学者的相关研究。
指标选择遵循四大原则，即评价目标的明确性、指标选取的全面性、指标选取的准确性和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项目组对每个指标给出了界定和量化方法。如“对重要议题的舆论导向”这一指标，项目组将其界定为“智库专家针对重要议题在期刊、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按期刊、报纸的类别以及作者排序给出了计分方法。
指标体系包括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23个。一级指标为决策影响力、舆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其中，决策影响力是智库专家参与政策导向、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或政策评估，为决策者提供专家意见、辅助决策的能力。舆论影响力是指，智库机构或者专家在传播言论过程中影响和改变公众思维、决策和行动的能力。社会影响力是指，智库机构或智库专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表现在对公众意识与行为的引导、助力科技进步、帮扶弱势群体等方面。专业影响力是指，智库机构或智库专家以专业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赢得关注和提升公信力的能力。国际影响力是指，智库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声誉，是智库的学术成果和交流活动在国际产生的影响。
出于对政治敏感性等原因的考虑，智库向外公布对策采纳数量及采纳层次的数据很少。在实地调研中项目组还发现，一些智库对这些的数据统计也不够重视。当然，技术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得到批示”和“得以采纳”的对策建议的价值是不同的，但难以判定。因此，项目组对“决策影响力”这一指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专家打分进行评价。此外，公众知晓及认同状况、助力社会发展政策导向、国际声誉这些指标更多体现的是受众的主观感受，我们也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2015年，项目组主观问卷的发放对象涵盖了我国七大经济区和四类智库，由具有高级职称的智库机构专家填写。这些专家主要是国内专家，也有小部分来自美国和日本。
2、数据采集
“中华智库数据平台”为本报告提供客观数据。该数据平台可通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合办的“中华智库网”（www.chinesethinktanks.cn）进行授权访问。2015年度“中华智库数据平台”数据的采全率、采准率得到大幅提升，各项指标的数据更为细腻全面。对好奇智库人才队伍、优势领域、竞争力、传播网络和成果产出的学者来说，这一平台无疑是充满吸引力的。
2015年度智库数据的采集工作依旧繁重。为了保证数据的精准性、全面性和权威性，我们采用了程序自动采集与人工采集相结合的方法。人工采集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智库官方网站、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官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官方网站、各省市社科联和科技厅官方网站等。自动采集部分主要使用了HtmlUnit等工具采集多种信息源。如智库接受媒体采访、对重要议题和突发事件的导向等信息采集于百度新闻，智库专利、中文论文、国外论文、专著、皮书的信息则采集于佰腾网、ISI德温特专利数据库、维普、NSTL、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皮书数据库等。此外，还有部分数据采自100余家国家和地方报纸、期刊官方网站，少量数据采自各智库机构的微博。
截止2016年9月底，平台新增2015年大陆地区和港澳台232家智库的57万余条数据，平台总数据量超过100万条。如在舆论影响力方面，收录智库主页和智库机构主办的其它网站数306个，采集百度新闻中智库专家接受有重要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的采访报道11665条。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收录了智库机构在国外发表的SCI或SSCI论文354262篇。
3、赋权方法
在赋权这个问题上，本报告采用层次分析法（AHP)。AHP特点是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
AHP赋权基本过程如下：（1）基于评价系统的目的、评价指标及替代方案等要素建立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2）对同属一级的指标（要素）以上一级的指标（要素）为准则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3）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以确定各指标（要素）的相对重要度；（4）通过综合重要度的计算，确定指标的权重。
一级指标相对重要度的计算方法如下。首先请该领域专家以相对重要性尺度表为比较标准，对指标进行打分，构建判断矩阵A，见下。
重要度 A1 A2 A3 A4 A5
A1 a11 a12 a13 a14 a15
A2 a21 a22 a23 a24 a25
A3 a31 a32 a33 a34 a35
A4 a41 a42 a43 a44 a45
A5 a51 a52 a53 a54 a55
其中，A1、A2、A3、A4、A5分别表示决策影响力、舆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对A矩阵进行运算，通过规范化求得特征向量 。
式中，
对判断矩阵A的一致性进行检验，若一致性指标
(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判断矩阵A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为判断矩阵，W为特征向量矩阵， 为判断矩阵指标数。
按照相同程序，请专家构建舆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下设二级指标的判断矩阵，由此计算出二级指标权重 ，并检验。最后，基于三级指标的权重计算出各个指标关于总体的综合权重。
（二）评价对象与评价分类
本榜单的评价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智库，评价的重点在大陆地区。把大陆地区智库大致分成四类，即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其中，国家级智库是隶属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委的智库机构。地方性智库是指服务地方党委政府决策的智库机构，以地方社科院、党校为代表。社会智库是由民间出资的智库研究机构。
本年度仍将高校整体作为评价对象，未单列高校下设智库（即“大学智库” ）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操作性。特别是数据采集方面，高校与下设智库边界模糊、难以区分。大学智库的专家多来自高校，专家身份的多重性增加了数据采集的难度。在调研中，国内知名专家就这个问题与项目组交换过意见。我们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尝试，把大学智库这种“小而美”的新型智库代表纳入评价范畴。
（三）中华智库影响力排名
本报告从三个角度对智库进行排名：一是综合影响力排名，对大陆地区的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进行统一排名；二是分项影响力排名，包括决策影响力、专业影响力、舆论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排名；三是分类影响力排名，包括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和港澳台智库排名。纳入本报告2015年度影响力评价的智库机构为232家。
表2-表12的“排名变化”是对2015年榜单与2014年榜单进行比较，其中“--”表示2014年榜单中该智库没有出现。
1、综合影响力排名
2、分项影响力排名
（1）决策影响力排名
（2）舆论影响力排名
（3）社会影响力排名
（4）专业影响力排名
（5）国际影响力排名
3、分类影响力排名
（1）国家级智库影响力排名
（2）地方性智库影响力排名
（3）高校智库影响力排名
（4）社会智库影响力排名
（5）港澳台智库影响力排名
（四）智库及其影响力特征分析
1、空间分布呈现集聚和扩散态势
2015年，综合排名前100位的智库有明显的“集聚”和“扩散”态势。“集聚”表现在优质智库持续“北上”，北京和上海前100名的智库数量比2014年增加了12个。“扩散”表现在优质智库向沿海（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和内陆（广东-湖南-重庆-四川）两个方向延伸，见图2。
期刊是传播思想的重器。在一定程度上，智库拥有的期刊资源是智库学术底蕴、研究地位的象征。本年度参评智库自办期刊的全国分布情况见图3（上），北京、上海和中部地区智库自办期刊数量较多，其他地区较为均衡。但优质期刊的分布情况与此不同。以CSSCI收录期刊为例。当前，CSSCI期刊31省市的分布仍集聚“北上”，见图3（下）。一方面是智库实体落点聚焦“北上”导致的“硬差”，一方面则是优质期刊实力不均造成的“软差”，双差叠加将进一步放大智库区域发展的差距。需要提及的是，期刊资源多归于协会，说明协会在活跃思想市场、组织业内专家上具有很大的潜力。我国智库下一步的发展应鼓励协会融入。
2、传统智库与新型智库同步发展
2015年，我国智库的发展是“大”、“小”兼顾。一方面，发展历史长、规模大的传统型智库影响力依旧，继续领跑。从综合和分项排名来看，传统型智库仍是主流，在智库方阵中处于领先位置。另一方面，轻便、灵活的智库以小博大，类似“一个人的战争”，“一个团队改变世界”的事例也不鲜见。院校支撑型智库凸显人才优势，发声国际、二轨外交的能力提升迅速，人大重阳、北大国研、清华国情都是很好的代表，察哈尔学会、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等专注特定领域的智库，发展形势也是喜人。
3、结构重心倾斜高校和社会智库
2015年，四类智库排名前10、前20、前50、前100的智库分布情况见表13。从质的角度看，排名前10和前20的智库中，国家级智库、高校智库是主力。从量的角度看，排名前100的智库中，高校智库、社会智库明显占优。比较2014年数据，排名前100的智库中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有所减少，社会智库增量明显。我国智库结构的重心逐渐从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向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转移。
4、智库行动凸显积极性与开放性
2015年，我国智库表现活跃，体现在常规性活动和重大活动两个方面。举办公益性讲座是智库履行社会责任、启智惠民、提高知名度的重要手段，也是智库的常规性动作。2015年，我国智库举办的公益性讲座是2014年的2倍以上；讲座有国际化趋势，约16%的演讲者来自国外；讲座以每年5月、11月为高峰期，2月、8月为低谷期，与高校、科研院所放假周期基本吻合（见图4）。
图 4智库公益性讲座和重要活动全年分布情况（2015年）
2015年1月和12月是国内智库重大活动最多的月份（见图4），智库举办的会议、活动明显增加。这一特征与《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5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公布两个重要事件的时间点基本吻合。智库对热点事件的反应和响应能力有所提升。
从新闻报道来看，高校智库向外发布信息的频率更高，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南开、清华和北大；国家级智库其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表现靠前。在地方性智库中，上海市委党校、重庆市委党校、江苏省委党校表现突出。整体上看，党校系统比社科院系统更为积极。在社会智库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表现尤其突出。
5、传播表现出上线与联媒的偏好
2015年，我国智库“上线”意识加强，通过微博、微信、微视、开发APP应用，传递智库思想，凸显“互联网+”时代的特色。从数据上看，高校智库和偏好传播或有传播优势的智库（如财经、国际关系、大数据分析和媒体智库）在微博的表现尤佳，如阿里研究院、环球财经研究院、易观智库、盘古智库、察哈尔学会、福卡智库等。
2015年，智库与媒体合作成为普遍态势，从“联合发布成果”到“共同成立机构”，浅度和深度、临时与长期的合作拓展了智库思想传播的宽度与深度路径。媒体加大对智库思想的传播力度，主流网站、报纸、大众期刊是主力军。在采集的上万条智库报道中，网络媒体表现最为积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凤凰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经济网、中国青年网、环球网和中华网。
三、基于热点议题、重大活动的智库影响力分析
响应热点议题、组织重大活动是智库扩大影响力的主要路径。本报告利用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我国2015年的热点议题和智库重要活动展开分析，在挖掘“发声响亮”、“行动积极”智库的同时，提炼2015年智库活动的基本特征。
（一）基于热点议题的智库影响力分析
1、热点议题筛选
热点议题是在某一时间范围内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争议的话题。本报告遵循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甄选2015年热点议题，具体步骤为：
（1）请专家提出2015年的20个重要议题；
（2）确定这20个议题的检索策略，明确检索“期刊”和“报纸”两类数据；
（3）计算20个议题的热度得分H；
（4）对 进行排序。
议题热度 H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表示议题（ ）；
代表期刊相对报纸的重要性， 代表 议题在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数； 代表 议题在报纸 上发表的文章数； 代表某类期刊 的影响系数， 分别表示SCI、EI、CSSCI、中文核心和一般期刊； 代表报纸 的影响系数， 分别表示知名报纸类、一般报纸类。
本部分数据检索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平台，数据采集的时间限定在2015年度。计算得到20个议题的热度得分，排名前10位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经济新常态、中国梦、生态文明（生态保护）、从严治党、一带一路、养老问题、长江经济带、货币政策和产能过剩（见表14）。
比较明显的是，2015年议题焦点仍集中于国内发展，对国家安全、对外关系的分析偏冷，如亚投行、TPP、南海问题。从检索的文献量来看，大部分议题的报纸发文量超过期刊，但在中国梦、依法治国这些议题上，期刊发文量超过报纸。说明此类议题延续了往年的热度，讨论相对成熟、分析水准较高。此外，从严治党、长江经济带、大众创业这些议题的热度主要体现在报纸上，说明这类议题是应景性的议题，研究还有较大的延伸空间。
2、热点议题的活跃作者/智库
本报告对2015年排名前六的热点议题进行分析，分析视角包括响应热点议题的活跃智库、活跃学者以及基金支持。该部分研究使用的数据库为CNKI，工具为CiteSpace。
（1）全面深化改革
2015年，国内公开发表的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的政策研究类文献2438篇。这些文献主要从“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经济发展”和“中国梦”等角度切入议题讨论，见图5。在“全面深化改革”议题中，包心鉴、涂小雨、令小熊等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较多，为该议题的活跃学者。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智库，对“全面深化改革”议题讨论较为深入，是发表政策性研究文章最多的活跃智库，见表15。
图 5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2）经济新常态
2015年，国内公开发表的以“经济新常态”为主题的文献1285篇。这些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等角度切入议题讨论，见图6。在“经济新常态”议题中，李伟、张敏等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较多，为该议题的活跃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等智库，对“经济新常态”议题研究较为深入，是发表政策性研究文章最多的活跃智库，见表16。
图 6围绕“经济新常态”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3）中国梦
2015年，国内公开发表的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政策研究类文献1872篇。这些文献主要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从严治党”和“民族复兴”等角度切入议题讨论，见图7。在“中国梦”议题中，王义桅、张晓明等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较多，为该议题的活跃学者。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智库，对“中国梦”议题研究较为深入，是发表政策性研究文章最多的活跃智库，见表17。
图 7围绕“中国梦”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4）生态文明
2015年，国内公开发表的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政策研究类文献845篇。这些文献主要从“生态环境及保护”、“绿色发展”、“经济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等角度切入议题讨论，见图8。
图 8围绕“生态文明”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在“生态文明”议题中，张孝德、李新市等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较多，为该议题的活跃学者。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智库，对“生态文明”议题研究较为深入，是发表政策性研究文章最多的活跃智库，见表18。
（5）从严治党
2015年，国内公开发表的以“从严治党”为主题的政策研究类文献1876篇。这些文献主要从“党员干部”、“领导干部”、“全面深化改革”和“战略布局”等角度切入议题讨论，见图9。在“从严治党”议题中，方涛、吴爱英等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较多，为该议题的活跃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智库对“从严治党”议题研究较为深入，是发表政策性研究文章最多的活跃智库，见表19。
图 9围绕“从严治党”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6）“一带一路”
2015年，国内公开发表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政策研究类文献405篇。这些文献主要从“国家战略”、“战略支点”、“互联互通”和“长江经济带”等角度切入议题讨论，见图10。
图 10围绕“一带一路”议题的核心研究内容
在“一带一路”议题中，王义桅、周密等作者发表论文数量较多，为该议题的活跃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和西北大学等智库，对“一带一路”议题研究较为深入，是发表政策性研究文章最多的活跃智库，见表20。
3、热点议题的基金资助情况
本报告对六个议题的基金资助情况进行统计（见表21），发现：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仍是导向议题的主力军。资助基金排名前三位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96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2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43篇）。
（2）地方社会科学基金表现出支撑议题的实力。如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金（38篇）、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31篇）分列资助基金排名的第四位和第五位。
（3）基金资助不完全受“热点”的影响。并非越热点的议题受到基金的资助就越多，如“从严治党”议题在热点议题中排序第五，但得到基金支持的较少。“生态文明”议题虽然在热点议题中仅排序第四，但得到的基金支持却最多。
（4）议题资助资金来源单一，民间资金较少。我国智库研究议题的资助基金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家及省市政府设置的项目，受民间资金支持的很少。
（5）基金资助倾斜国家发展战略类议题。如热点议题中受基金资助前四位的议题是生态文明（793篇）、全面深化改革（549篇）、经济新常态（484篇）、“一带一路”（483篇），这些都是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议题。
4、智库议题设置与研究特点
2015年，我国智库在议题设置与研究方面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对国际关系议题的设置明显偏少。国内智库大多着重于对国内政策的研究，对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讨论较少，未完全扮演好“二轨外交”的角色。如“一带一路”话题虽是我国智库研究的热点议题，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省市和企业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国家以及企业如何消除疑虑，如何实现互联互通、平等互利等方面的思考非常少。
第二，侧重政策解释，对政策运用和评估关注不够。智库侧重对党和国家的战略和政策进行解释、阐述，对如何将这些政策落实到具体经济社会领域的思考不够。此外，从研究成果来看，少见对政策运用利弊的分析，政策评估也不多见。
第三，服务政府意识强烈，但对社会民生关注度不够。智库具有资政启智的功能，在为政府提交对策建议的同时，也要立足于民众。当前，我国智库的研究中更多体现出“上筹国计”，“下恤民生”仍显不足。
（二）基于重大活动的智库影响力分析
以2015年智库重要活动（大事记）为分析样本，使用 Sci2 (Science of Science)对智库机构的活跃主体、合作关系、活动形式进行分析，发掘2015年我国智库之间的关系特征（大事记详见附件1）。
1、传统型知名智库仍为活跃主体
从智库在大事件中出现的频次来看，2015年活跃度较高的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明日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紫金传媒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庆智库。这些智库多是传统意义上的知名智库，仅有小部分为新型智库。
2、合作突出“纵横”倾斜“三化”
2015年我国智库机构合作的两大主流模式是“领袖式”和“媒体式”，见图11。“领袖式”是纵向合作模式，是指高影响力、高活跃度的智库跨国界、跨区域、跨领域与其他智库进行合作的模式，见图11（A）。典型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内智库（复旦大学、上海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外智库开展合作。“媒体式”是横向合作模式，是主要依托权威媒介平台，开展智库合作的模式，见图11（B）。典型代表是以光明日报为主导、其他媒体（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紫金传媒智库）积极参与的形式。
智库合作表现出专业化特征。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上海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合作，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领航者。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国家民委、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在民族领域的合作。中国法制现代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高校区域法制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法律领域的合作（见图12）。
智库更加注重国际化，与国外机构合作增强。社会智库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察哈尔学会和韩国国际文化交流院展开合作。
智库开始重视信息化，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合作（见图12），紫金传媒智库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中心合作（见图11）。
3、活动形式主打会议和成果发布
2015年，我国智库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座谈会议，占到总活动量的50%以上。其次是成果发布（占总活动量的22%）、机构成立（占总活动量的17%）。此外，智库合作、平台建设和政策法规是活动的补充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平台的搭建成为2015年的重要特色，见图13。
四、智库发展瓶颈及对策建议
（一）发展瓶颈
智库的目标是生产思想、传播思想和影响决策。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我国智库面临人才供给结构性失衡、思想传播路径拥堵、品牌建设意识缺乏、决策咨询制度执行不力等诸多问题。
1、人才供给存在阶层和分布失衡
我国智库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在阶层和分布两个方面。人才阶层失衡的显性表征是金字塔型的人才体系缺“尖”，拥有扎实理论功底、大局观强、目光敏锐和较强组织能力的一流人才稀少。即便在国家级智库中，领军人才匮乏的问题依旧严重。人才分布失衡体现在机构、地域和专业三个方面。智库精英主要集中在高校、社科院、科研院所这些体制内的智库，地域则集中在“北上”。从专业来看，我国智库人才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缺乏政策研究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训练。
导致智库人才失衡的原因很多，难以流转是主因。不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才难以流转，体制内的人才也难以流转。“捆绑性”制约在体制内智库十分常见。如一些高校规定其下设智库的招聘条件须服从学校统一规定，一部分党政智库招聘人才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
2、智库分工模糊及考核导向不明
当前国内新成立的一部分智库与其挂靠的科研机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智库专家实行全交叉兼职。此种应景而生的智库，在硬件上没有与其配套的机构实体，在软件上缺乏推进智库发展的制度支撑，智库与原机构分工模糊，发展定位不清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社会各界对智库专家的考核方法尚未达成共识，体制内智库持“论文GDP观”的仍占大多数，智库发展目标与工作考核脱节，“两张皮”现象比较普遍。
3、思想与建言渠道的“三”不畅
渠道是智库咨政建言的发声通道，也是智库竞争力所在。目前，国内对渠道的认知，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渠道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无思想；一种认为思想是有的，重点是有无渠道。两种声音反映出同一问题，即思想与渠道的衔接不畅。此种“不畅”具体表现有三：一是体制内智库发声渠道较宽，体制外智库较窄。二是发声渠道“上宽下窄”。智库“国家队”发声渠道宽广，“地方队”发声渠道狭小。“国家队”既可通过内参等方式向中央及相关部门直接递送政策建议，也可通过起草文件、向领导人授课等形式传递思想。地方智库虽在民族、边疆、扶贫、地方治理、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有独到、深入的研究，但渠道缺失导致地方与中央的信息交流不畅。三是强势智库“发声”垄断化、弱势智库“发声”游击化。大部分社会智库没有向党委政府提交政策建议的直接渠道，一些智库主要依靠人才的个人影响力，依托朋友圈寻找渠道。此种亲情、友情类渠道因稳定性不高，增加了智库发声的风险，不利于智库展开持续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距离权力中心、经济中心较远的智库是“衔接不畅”这一问题的主要反映者。
4、智库传播意识和品牌意识薄弱
一部分体制内智库，因资金和项目有稳定来源，缺乏竞争意识和品牌意识，普遍存在营销、传播能力弱，开放性不够等问题。一是智库与媒体的合作形式过于保守，不够开放。合作形式主要是专家接受媒体采访、受邀撰写文章。这与西方知名智库惯用的，主动就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点评、定期向媒体传递研究成果、合作专版专栏等方式截然不同。尽管我国一些高端智库开始尝试开放式合作模式，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协办定期开展“经济每月谈”，但总体上看，智库与媒体的合作意识仍旧偏弱，处在“自娱自乐”的状态。二是智库与媒体共生关系浅表化。只有少数智库与媒体签定了合作协议，大部分智库与媒体合作是事件性、临时性的，有的还只是专家的个人行为。三是智库很少设置专门的媒体营销部门或专职人员，进行成果包装和营销策划。
我国智库数量发展虽快，但质量发展未同步。很大一部分智库缺乏专业特色，发声国际的能力不足。一些智库的定位不够清晰，缺乏蛮声海内外的领军人物，没有持续推出高水平的智库产品，影响国际国内重大决策的标志性事件极少，未能形成智库品牌。面对重大问题（如南海）、经济转型等挑战，能够提出破题良策、设置重大公共议题、主导国际话语权的高水平智库不多。
5、决策咨询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
决策咨询制度既能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也能为政府分摊决策风险。目前我国各省市、部委已成立了决策咨询委员会，许多地区也制定了“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但制度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首先，专家咨询委员会是行政机关下设机构，决策咨询易被政府主导，专家咨询结果易受干扰。其次，有的咨询沦为走过场、摆样子，没有体现程序正当、过程公开。第三，有的重大决策需要专家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判断，专家无法进行充分论证。第四，有的重大决策缺乏备选方案，专家咨询达不到实质性效果。第五，专家在咨询论证过程中有权无责，责任制度缺失。
（二）对策建议
新型智库建设是对过于封闭、过度重视官僚系统利益的旧的决策体制的回应，也是鼓励思想解放、带动思想生产和传播，撬动决策制度改革的良方。我们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要关注五点：第一，发展不能过快，不能急功近利，搞运动式大干快上。第二，要在鼓励思想集聚的同时，鼓励思想辐射，保持区域发展的适度均衡。第三，弱化圈层结构对思想供给的负面效应，突破“距离衰减律”法则的制约。第四，既要鼓励智库多样性的存在，又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思想市场的垄断。第五，目前智库应聚焦于国际关系，但下一步要更多体恤民生。
1、形成建言渠道畅通的思想市场
为智库发展营造宽松、有序的外部环境，培育良性竞争的思想市场。第一，通过开放更多的政策表达渠道形成思想观点良性竞争的局面。在鼓励现有渠道更好发挥作用的同时，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或智库联盟建立中央、省市重大问题对策建议征集办公室。该办公室为常设机构，通过组织重大问题专家辩论，重大课题“背靠背”研究，建立和运行政策观点征集网络平台等，拓展智库政策的表达渠道，鼓励思想观点的竞争。第二，透明化决策咨询的全过程，健全公共政策公示制度、听证制度，让智库更深层次地介入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第三，拓展优质对策建议传播渠道，通过向知名媒体推荐，以内参、文稿等形式向各级市、县、乡政府传达，鼓励智库机构以培训、专家授课等方式实现智库成果的向下转化。
2、健全公开多元的决策咨询制度
开放的、多元化的决策咨询制度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催生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方案，促进智库下真功夫、花大力气提高咨询水平。第一，完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和评估制度。将专家咨询环节纳入行政程序，构建专家意见的回应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明确专家咨询论证的权责，专家对被采纳的建议和方案所产生的后果承当相应的责任。第二，引入重大决策公开辩论机制，鼓励专家学者和智库参与公开辩论，说明决策方案的理由。第三，完善专家咨询系统建设，统筹协调政策研究室、参事室、科技顾问团、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科研院所、高校、学会、民间组织和机构。第四，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重大决策问责、终身追究和责任倒查机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开展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管理试点。
3、强化对外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需要智库放眼全球、发声世界，积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建立与国家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相称的话语体系。第一，推动高端智库交流方式和传播方式创新。沟通做到先“融”后“通”，考虑语境，不强制性输出。传播既要有国家级媒体的发布，也要积极采用新媒体平台。要储备培养一批理论水平高、政策把握准、外宣经验丰富的人才。第二，社会智库具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具有二轨外交的优势。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重大经济社会领域，选拔一批社会智库，通过项目支持、人才柔性使用、国际交流等形式，促进智库国际化，达到“联中外、通世界”的目的。第三，鼓励智库进军海外市场，为他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外脑”服务。
4、深化智库与媒体共生共享机制
促进智库与媒体合作形式多样化、交流制度化和分工精细化。第一，鼓励智库与外媒内媒加大合作力度。推动智库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网站，以及博客、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新兴自媒体对智库思想、观点和成果进行传播。第二，促进智库与媒体交流稳定化、制度化，通过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沟通交流机制，实现信息和渠道共享，人才和渠道的整合。第三，鼓励智库外包传播服务，以分工细化实现传播专业化。第四，丰富智库与媒体的融合的形式。鼓励智库与媒体共享共用智慧资源，共同承担项目，进行产品生产、传播，合作开展人才培养。
5、提升信息意识和数据处理能力
除人才以外，未来的智库之争集中体现在“信息意识”和“数据处理能力”两个方面。第一，鼓励智库之间资源共享、信息互联互通，鼓励智库通过数据交流、开放专业数据库获得合理收益。第二，鼓励有条件的智库拓展海外情报收集能力。第三，鼓励智库根据学科特长建立“专属数据库”，契合专业优势和国内外重大议题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分类和积累。第四，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分析人才，结合大数据、互联网，开发研究所需的方法和工具，实现分析研究过程的规范化和分析结果的科学化。第五，结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打破政府对非涉密信息的垄断，尽力消除部门间非涉密信息的壁垒，逐步实现政府数据、信息向智库开放。
6、创新智库人才培养和考核模式
建立健全适合智库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是提升智库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第一，依托大学重点学科，建立公共政策专业人才孵化基地。培养既有深厚专业理论知识，又能高效解决问题的跨学科创新人才。除理论素养外，还要注重人才的在职训练。第二，促进人才流动与共享。鼓励官员和智库专家学者360度旋转，实现政界与学界的交流。以智库培养官员科学决策的能力，以官员提升政策分析的实效。通过建立权威专家互聘制，打破智库、大学、研究机构的“围墙”，实现专家学者自由流动。第三，强化考核的针对性，实施分类考核。对智库专家的考核关注研究报告、对策建议、媒体采访、重大会议主持或主题发言等；对科研助理的考核注重服务数量和质量，工作态度等；对管理人员的考评注重常规工作和应急事件处理等。第四，对智库成果的鉴定鼓励同行评议，邀请国际或国内同行做书面评估、通讯同行评议。弱化定量指标，专注定性分析，强化对智库专家的成果影响力及社会贡献的考量。
7、引导体制内智库适度市场化
智库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体制内智库完全市场化并不适应中国，还可能导致智库被强势利益集团挟持，失去智库的独立性，但可以通过部分市场化实现智库研究的独立价值。第一，促进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规范体制内智库接受个人、企业和社会捐赠，弱化官僚系统对研究选题和研究结论的导向。第二，推进高校、社科院等体制内智库去官僚化，提高智库运行效率。在强化专家学者主导作用，带动内部治理改革的同时，引入理事会、同行评议、打破研究人员终身制，建立体现智力价值的课题经费分配制度。第三，新型智库建设不走“依附型路线”，应赋予智库独立的选才权、用才权。通过引入人才市场机制，建立对接人力资源市场的选才机制和薪酬机制，突破体制内智库人才“进难出难”的两难局面。第四，依据“竞争立项、公开评审”的原则，把一部分带有“上级交办性质”的决策咨询项目用于招标，构建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五，增加智库透明度，提升智库公信力，鼓励智库向社会发布组织基本信息、财务信息、课题信息和成果信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