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日 星期五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重庆经济近十五年来运行发展的几条主线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供给侧改革看重庆

  ■ 管子学习小组 简练

  近几年来,重庆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经过最近三四年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努力,重庆在全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保持了10%的经济增速,快速、科学地打造出了新型大产业集群,使自己变成了新的国际商道枢纽。关于重庆的经济发展历程,国内在不同时间点已有过一些总结。2016年以来,关于重庆经验的调研文章再次陆续出现,尤其是9月以后,由于重庆是全国一二线城市“涨声一片”中的一方净土,又有一批媒体对重庆进行了好奇的窥视,但这些对重庆经济的分析似乎尚缺乏系统性。这里面最大缺失,就是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对重庆的几个板块进行归类和联系,从而也缺少了重庆几个板块发展的内生联系。本文从三个方面缕出重庆发展的四条主线,作为各地学习重庆改革经验的参考。

  

  重庆发展的几条主线

  

  重庆这十几年的发展是有主线的,各条主线先后相继启动,互相衔接,形成一个连环套,有内在逻辑。当然,这个连环套也不是早就设计好的,而是黄奇帆市长为代表的重庆本地团队一点点摸出来的。其中有几条主线,每条主线都遵从“酝酿—发力—崛起—形成格局”的一套路径,互相之间有交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出牌。从2001年到2016年,大概有这样四条:

  1、以渝富公司为主要抓手,辅之以“八大投”崛起的国资投资主线。这条主线主要在2004—2008年成形,到2009年已经成绩斐然。上承2001—2004年间对原有烂尾楼、城市管理、金融坏账的处理,下接2013年以后全面深化改革下“管资本/PPP/降杠杆”的新运作。地票交易、城乡综合统筹改革等全国闻名的制度试验,重庆的新城镇功能区块规划,都是这条主线的一部分。这里面嵌入了“四条红线”等诸多经验法则。通过这条主线,重庆既发挥了土地经济的强大威力,又避免了陷入高地价-高房价恶性循环的房地产陷阱。

  2、以笔记本电脑加工等电子产业、汽车制造产业为主体的产业主线。这是重庆产业经济大发展的第一步。重庆这个地方产业、人才资源不强。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笔记本代工)是自然的选择。这条主线策划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11—2012年开始起飞,2014年奠定格局。这是重庆“产业思维”的第一个成功主体。也是随之展开的产业升级-高科技产业引进的奠基石。

  3、以“渝新欧”为先锋的国际商贸交通主线。渝新欧酝酿于2010年,2011年3月开始试运行,到2014年奠定格局(2014年是2013年班列数3倍,启动起飞),2015-2016年出于起飞过程中。渝新欧和笔记本电子加工业有关联,不过最早黄市长布局笔电加工业考虑的是航空运输,渝新欧本是一个补充。渝新欧开创了“X新欧”中欧班列的先河,并成为2014年启动的“一带一路”的骨干部分。从渝新欧开始,重庆“国际大商道”骨架就很明显了,目前包括渝新欧、渝沪江海联运、渝深铁海联运三大陆地线路以及重庆-新加坡国际航空货运等正在丰富内容的交通网络。重庆成为中国腹地-亚欧大陆的商贸枢纽基本成形。

  4、以京东方落户重庆为标志的产业升级主线。这条主线启动于2014年,目前在全面铺开。重庆原本的摊子对人才是缺乏吸引力的。黄市长主管后,没有跟随国内经济热潮时的常见路子大上煤炭钢铁产能(这本来是重庆类似东北重工业城市的传统产业主体)——这是今天重庆传统产业包袱少得多的重要原因,而是走了能吸收本地“大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但只有这个肯定不行,而且笔记本行业近8年来受消费电子向智能手机迁移,增长量不大。产业升级很重要。重庆的产业升级包括互相关联的两部分,一是科技制造业,二是国际商贸金融、大数据等服务业。

  科技制造业方面,以京东方落户重庆为标志。京东方从2012年起,逐渐走出此前势单力薄时期的挣扎,迅速赶超国际对手,从三星显示技术公司产量的7%(2011年)上升到目前的70%(2016年中),重庆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重庆笔记本产能为京东方落户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同时带来了上游平板玻璃、液晶材料等一系列国际部件供应商,产业升级——人才入驻——再吸引、培养新人才的循环开始出现。

  服务业方面,随着国际大商道的建立,有实体经济依托的服务业及信息数据产业初现,这包括重庆本地的几家服务于跨境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政府建立的几个特色交易所等。同时与渝北(机场所在地)等城市功能区块结合,大数据等产业正在酝酿。

  上述四条主线,覆盖城市基建投资、产业、物流三大领域,支撑起重庆经济的整体骨架。同时,重庆还有以汽摩为起家,遍布众多行业的本地民营企业集群,包括本地汽车摩托车、地产、消费餐饮、本地金融行业等,他们是上述主线撑起的整体骨架的受益者,填充城市经济的血肉,形成枝繁叶茂的大树。

  

  重庆发展主线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

  

  重庆发展的几条主线,内在是有经济规律的,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

  内在规律包括:统筹规划、规模经济、产业链集群带动、“大商道”网络节点效应。其中统筹规划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一个简单名词,而是解决矛盾的方法论,有很强的实战性。比如说,渝富公司的出现,就是在解决十几年前重庆国有企业改革和早年不规范城市开发时的烂摊子中摸出来的“抓手”。它产生于90年代末延续的本地国企坏账的“一贷一收”(从国开行贷,从工行手中收),抓的是工行面对上千家本地国企的“统筹处理”需求,再比如重庆地产和重庆交通投资,起源于批量处理烂尾楼和统合市区大桥、公路的收费。对各个参事方(银行、企业;路桥、司机)都是双赢的,是“帕累托改进”。这样就把原来散落在私人关系户手里的资源集中到“政府企业家”手里进行统筹安排,为后来的所有战略布局奠定了起步的“资源”。

  目前一些国外学者对这一经验的表述都有过轻或扭曲的问题,仿佛好像是黄市长占了某个群体的便宜,归根结底是对当时的实际场景没有概念,错误理解了很多内容。黄奇帆治渝,基本上都是“无中生有”的增量创造。

  规模经济、产业链集群带动是很明显的,汇聚了全球25—30%的笔记本电脑生产,肯定带动的是整个产业链的转移。大商道网络节点效应,相当于在交通很不有利的中国腹地开出一个交汇枢纽出来——自古以来城市因商道兴而兴,因商道衰而衰是硬道理。

  四条主线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概括地说,第一条国资制度、土地储备的主线为第二条发展制造业的主线提供了土地等谈判要素;第二条制造业主线为第三条国际商道主线提供了贸易素材基础,又为第四条产业升级主线提供了物质起点;第三条主线也为第四条服务业升级提供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最后,随着时间的迁移,锻炼出一批干部队伍,吸收、理解了整个理念,不断积累经验并用于下一个战役。

  重庆当然不是完美的,没有哪个事情是完美的。从现在看过去,往往惊叹于其高明,但其实事实不是那么简单轻松的。四条主线都不是胜券在握的。站在上述主线的任何一个的出发点,都如同办企业一样,有未知,有风险,有压力。比如“渝新欧”,在2011年启动的时候,绝非鲜花和掌声,而是充满了问题和质疑,后来的成功都是建立在过程中的不断改进、休整、提高效率上的。渝新欧在换轨效率(前苏联地区的铁轨)、车厢温度(哈萨克、俄罗斯冬天太冷)、综合运营时间上都是经改进才接近最优的。再比如,科技板块,一开始重庆在和西安的竞争中是落于下风的,2012年在三星选址中国内陆的存储器生产基地中输过一次。一般来说,一个大方向,初始前三年是奋斗期(“国资-土地”线在2007年之前,制造业线在2013年之前,国际商道在2014年之前),三年后才大概走上正轨。这个经验其实在企业创新(尤其是实体经济领域)中也通用,可以成为判别真假创新的标准。

  由此可见,重庆经验不是能用任何“主义”的意识形态语言能够概括的,它主要聚焦于解决问题,奥妙是尊重经济规律,包括规模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不走书本道路,凸显了黄奇帆市长等重庆当政者的城市企业家精神。

  

  重庆经验对国内供给侧改革和国外学习“中国模式”有重要意义

  

  重庆经验是可以学习的。这里面分两部分:城市经营经验,基本上完全可以复制;产业经营经验,由于产业经济天然有群聚效应,竞争赢了就是赢了,能学多少,要看地区领导人的眼光和能力。

  重庆的城市经营经验是一套“土地经济”制度。要说清楚的是,土地经济对于大部分后发地区来说是必要的,甚至是交通不太便利的非资源地区唯一的初始发动机。但土地经济有好的土地经济和坏的土地经济之分,他们的分别就在于城市最后的发展方向是重庆现在这种量增价稳。五年稳定的局面,还是一些地方完全失控(但当政者却心中窃喜),十年涨十倍的局面。就是每平米6000元和每平米6万元的差别。

  土地经济在城市早期起飞发展的合理性,前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在他的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国内对此有深入研究除这位学者型官员还有华生、贺雪峰两位教授。主要问题是起飞后会不会失控的问题,华生教授有充分阐述,而这方面厦门并非好榜样。重庆并不是全国最早搞土地经济的地方,土地经济模式和国家开发银行在21世纪初的策略有密切关系,后者也积极参与了重庆发展的参与者,但是早年土地经济的典型——芜湖和天津,显然在产业经营上没有重庆那么典型,这就体现了不同。

  当前,国内的头号大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的焦点就是这个。2016年10月初19城限贷限购(重庆没有参与,不需要参与),部分抽掉了原机制的支柱,但一些城市的根子还没有变,和长期积累下来的心思有关。在这方面,重庆经验当然是有价值的,关键是愿不愿意参考。

  对于国外,重庆经验有着重大意义。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热衷学习“中国模式”,但什么是“中国模式”的诀窍,大多没说清楚。重庆经验是最值得这些地方参考的经验宝库。这已经要提上议事日程,比如10月初国内作为样板报道的亚吉铁路(新世纪坦赞铁路),东道国埃塞俄比亚是过去十多年一直积极引入中国因素,学习中国经验的“徒弟”,但就在亚吉铁路开通时,就发生了该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混乱,原因就是城市、开发区拓展纠纷。显然,吸收重庆经验,是这些比中国社会基础脆弱的多的后发国家避免发展半途而废的重要抓手。而这对重庆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重庆已经形成的发展蓝图是全球性的,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创新驱动源,势必和世界很多地区尤其是新兴/复兴地区形成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