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春晓 阿里巴巴集团高级研究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电子商务专委会副主任
我最早接触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是80年代初期，那时候刚刚毕业，还在学校里教书。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一个一个的都特别有使命感。觉得原来接受的那套东西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最早有很多很多的思想都是回到马克思，包括人道主义，乃至于还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先秦、诸子百家等等。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很大的一个群体都在进行这样的文化和历史的变更。
但是我们并没有给自己找到特别特别多的价值，因为所有的都是向后看的，回到启蒙时期，回到文艺复兴时期，回到先秦时期，回到诸子百家时期等等。所以当时接触到第三次浪潮的时候，一下子给人了一种向前看的感觉，而且这个给你带来的文化上的冲击和思想上的冲击是极其震撼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经常是几个年轻人通宵达旦地畅想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办各种各样的刊物。这说明了托夫勒在当时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
以至于到了后来，互联网一进入到中国，我很快就投入进去。1996年从深圳开始投身电子商务，但后来经历了很多，包括互联网泡沫的磨灭，包括很多很多的东西，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时候，脑子里种下的第三次浪潮这颗种子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会出来。第三次浪潮在我们的信息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正是这个信仰一直把我们支撑到现在。我去年从阿里巴巴出来，我同事说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PC互联网时代，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点，对我来说，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就是信仰，我们就是作为信徒这样过来的。
第二点，他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朱加明（音）教授是托夫勒到中国来这件事情中具体的操盘者之一。托夫勒也好，第三次浪潮也好，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巨大，社会非常关注，把第三次浪潮也作为了送给当时高级干部的一本书。那个时候好多处级、局级以上的干部都经受了第三次浪潮的思想洗礼，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正是因为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托夫勒和第三次浪潮所带来的这么一个信息时代的发展启蒙和第三次浪潮的激励，到了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才接得住，才能从思想上接得住，我们才能够理解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什么。
假如前段时间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第三次浪潮，我们没有受过洗礼，那么互联网至少对我来说，我对它的认识完全是另外的事情了。正是因为如此，到了90年代中期，实际上不光是在学界、在社会，甚至是包括我们政府机构里的很多干部，当初第三次浪潮对他们的影响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大批的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够比较好地顺利地接受。回顾整个中国的信息社会，或者互联网经济，包括在20多年的互联网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第三次浪潮也好，托夫勒也好，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如果说没有30年前的东西，就没有20年前的握手，就没有20多年来整个互联网的发展，乃至今天互联网经济在中国这么一个迅速的崛起。现在中国排名靠前的前两位都互联网企业。
第三点，托夫勒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想上的启蒙。这种思想启蒙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思考问题，怎么去看待问题，怎么去看待历史，怎么去看待未来，怎么去看待不同时代的技术是怎么衔接，怎么继承，怎么否定等等，整个这套思想方法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以前的教育是完全另外一种事情，对我们来说这是是非常彻底的一次思想启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我们经常谈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未来是不可预见的，未来是完全不确定的。但是托夫勒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思考，凡事也不能太绝对。如果看到30年前第三次浪潮对未来的一些预测，以及我们看到这30年来大的发展，我们发现未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预测的。
第四点。第三次浪潮出来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以来，整整一代人过去了，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你看到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又开始出现了新的技术，这次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来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最后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基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等这些基础设施，最近这两年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我们原来理解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的基础设施，也不仅仅是社会的基础设施，是已经或者是正在成为一大波新的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
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包括人工智能、无人机、阿尔法狗等等很多很多的技术，你会看到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技术群，这个技术群的涌现跟我们看到20年前或者是30年前那个时候出现的技术创新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出现了一个技术的爆发式的创新，而且这个爆发式的创新是基于上一波的技术创新，包括阿尔法狗在内，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我们面临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未来？托夫勒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我想恐怕需要这个时代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