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卓毅
人们相信，在培养大学毕业生方面，中国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欧。在2014年，创纪录的749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他们当中的92.1%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其中找到全职工作的占79.2%。这意味着超过一百万的应届毕业生处于工作不稳定或失业状态。
数百万计的毕业生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挣扎生存。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居住在城市郊区，就像活在蚁群中的蚂蚁。这些被认为是新社会阶层的“蚁族”对自己及家人曾向往的“中产阶级梦”只能望洋兴叹。正是因为他们的高支出与低收入，且缺乏家庭的经济支持，这些城市中的“蚁族”陷入了在岗贫困。
从农村贫困人口到城市贫困劳动者的转变，高考在这种关于农村知识青年的社会流动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不断发展的城市化，拥有城市户口和过上都市生活是中国人普遍的愿望，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孩子和青年来说。中国的一些特殊制度，比如户口登记制度、工作分配制度以及个人档案制度，严重地阻碍了人们跨越城乡分界。
高考的本质是突破边界的限制。对于在制度约束下的农村年轻人来说，高等教育除了能创造并传播知识以及提高就业能力外，更是实现城乡流动和农村人成为城里人的捷径。
由于人口管理的需要，把户口和档案从家里转到学校成了新生完成学校注册的重要步骤。出身于贫困农村的新生在这三至四年的学习期间，将拥有城市集体户口并有资格享受一些特殊的政府福利补助（比如学生医保、助学贷款等）。至于户籍地位的变化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则取决于他们中学时候的学业表现以及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就业能力。
一方面，高等教育与就业本身已经成功地通过提高城乡流动性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能力实现了“农村知识青年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学生个人的社会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被重构了。在实地考察中，许多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在所处的城市或家乡过着一种没有家的、流浪般的生活。
这些毕业生也许会重新回到迅速发展中的家乡，或者到其他大城市去找工作。因此，许多应届毕业生并不急于在毕业后就落户当地，因为他们此时还未决定在哪里安顿。他们努力保持个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来应对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
从家到大学的空间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从农民到城镇职工阶层的转变为毕业生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经验。相比起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他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比如作为公司职员或者销售人员。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为农村知识青年带来实在的好处。
由于这些新一代高校毕业生个人经历的变化，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个人奋斗与就业能力。我们如果想帮助来自农村的青年往更高的社会阶层攀登，就需要更多的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比如更现实可行的实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