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传俊
游子思归。我终于从远方的小城回家了，回家是专为寻找妈妈的身影的。
打开房门，走进还算新颖的房间，放下行囊，抬头看到的是挂在墙上的妈妈的照片。
妈妈看着我好像在微笑，我的泪水却情不自禁往外涌。在这里，我也是找不到妈妈的身影的。1986年春，我家在这个地方盖起了三间红机瓦房，了却了妈妈的一桩心事。几年前，又将其拆掉盖起了水泥平房，妈妈自然是无从光顾的。就在这所宅子的后面，妈妈生病前我家曾央人托己将房墙垒有一人多高，木门框和窗框也已下好，忽一日，大队来人说房子不照排（其实，我村现盖房仍不照排），非让停工不可。妈妈病重，无暇顾及，盖房之事也就搁浅了。妈妈病危时，用嘶哑的声音，双手拍地含泪对我诉说盖房的艰难。作为长子而又不在家的我，心如刀绞。直到去世，住了一辈子一下雨就担心害怕漏雨进水墙倒的土坯草房的妈妈，也没有亲眼看见她盼望了好多年的新房落成。
那就让我到西院里去寻找吧。西院里有妈妈的身影吗？有的。说是西院，其实只是用砖块垒了一圈墙而已。瓦无一片，梁无一根。妈妈的纺车、织布机、床铺、桌柜之类，早已荡然无存。邻居们在这里种了葱、菠菜、香菜、蒜苗、豆角、小白菜等时令菜蔬。来往的大多是妇女们，但没有一个脚印是属于妈妈的。尽管满目葱茏勃发，我还是感到了一丝凄凉。
记忆里，院落东边是三间草房，最北头是妈妈的房间，中间是堂屋。北边是一溜三小间麦秸秆缮顶房，靠西那间为妈妈的厨房。一年到头，每天起得最早的就是妈妈，她要做早饭，喂鸡，喂猪，翻晒柴禾，摆弄红薯，打扫地面，缝缝补补。可她总是最后一个端上饭碗。妈妈靠粗糙勤劳的双手，把家庭打磨得“丰衣足食”，家里从未因新粮没有下来而讨东借西或断炊的时候。我脚下是原来的堂屋，现长着一片喜人的蒜苗和菠菜。当年，妈妈的纺车就放在我站立的地方。脚踩此地，妈妈纺线的嗡嗡嘤嘤的声音即缭绕于耳畔。穿着唯一一件蓝布缀着布纽扣的大襟外套，双腿盘坐于纺车怀中，左手不紧不慢地抽着棉花捻子，右手很有节奏地摇动手柄，这就是我妈妈当年纺线的固有的姿势。尤其是寒冬腊月的夜晚，为赶时间，她一纺就是大半夜，困了就在车怀里打个盹，直纺得月明星稀，甚至雄鸡报晓。
那年我和妻子回来过春节，大妹妹也从另一城市看护亲戚家的小孩儿回来了，全家老幼第一次过团圆年，妈妈蒸煮煎炸包，一刻不闲，小院里不时飞出妻子和两个妹妹踢毽子、跳绳的欢笑声，喜庆弥漫于庭院的角角落落。年夜饭后全家围在一起守岁，几乎彻夜。这样空前的大组合大联欢大团圆，我家仅举办过这一次，妈妈就再也无缘参与了。妈妈的身影，是在我们兄妹三个呼天抢地泪水涟涟的目送下从这个院子消失的。后来，也曾回来过过年，但已找不到妈妈健在时过年的味道了，也找不到家的港湾感觉了。
田野里有妈妈妈的身影吗?有的。我走出村庄，迎着凉意间揉着温润的风，走大路，抄小路，过沟坎，翻岗坡，一一数着妈妈曾耕耘过的地块：南地、二十四亩地、南岗、自留地、西寨外、砚洼池……眼下，麦田里麦苗青青，春地里散发出新翻的泥土的香气。当年凡属所在生产队的地块，哪一块没有留下妈妈辛劳的身影呢?春季，她在地里拆花沟,打坷垃,栽红薯,种棉花，往地里送农家肥……夏季，她顶着骄阳，走向热风扑面的金黄色麦田，一镰一镰将麦拢揽进怀抱，而后便是锄地，翻红薯秧……秋季，她收割谷子、豆子，掰玉米，摘棉花，摘红薯……冬季，她顶风冒雪修水库，修田埂，平整土地……在靠挣工分糊口的岁月里，千辛万苦“把儿女拉扯大，不叫旁人嗤笑”，是她倾其一生为之劳作不止的座右铭。我上高二那年秋的一个周末，从10多里的学校赶到地里收红薯，老远看见妈妈担着一担红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需要切片晒干的地方挑。一接过沉重的担子，我的鼻子就酸了。我恨自己肩膀太嫩，我问自己何时才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后来，我真的长大了，又远离妈妈到异乡求学谋生，替妈妈分担的太少。
小路上有妈妈的身影吗？有的。田埂地边，有她扛着青草箩头、扛着柴禾捆子迈着受伤的腿走过的身影。村东河边垂着柳丝的小路上，有她端着瓷盆浣衣归来的身影。村东头水坑边的小路上，有她赶集回来，我抱着大妹妹去迎接，她边亲昵地说还有几步就到家了都来不及了，边哺乳的身影。太阳快落山了，余晖映衬着一尊伟岸的慈母雕像，格外美丽。妈妈辞世后，再也没有像妈妈一样陪送我一程的人了。这次离家，我又要独自远行了。
我将脚步挪动到西院东屋北头那间，伫立在妈妈曾放置床铺的位置，扶住一棵旺盛的冬青树，仰望星空，深情地喊了一声:妈妈，回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