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5日 星期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公元前700多年的中国经济学:管仲的国计学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

  现在一般以为经济学渊源于西方,但这是口口相传的谬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以国家调控为核心,建立了完整的国计理论。直到今天,这些国计理论仍然是现代经济调控的主干内容。

  ■ 程碧波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现在一般以为经济学渊源于西方,但这是口口相传的谬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以国家调控为核心,建立了完整的国计理论。直到今天,这些国计理论仍然是现代经济调控的主干内容。

  下面,我们以公元前700多年的管子学说为例,剖析中国古代国计理论。  

  1、理论背景及地位  

  管仲(约前725~前645年),字仲,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齐国国策。

  管仲很注意国计原理之总结和运用,在当时推行了国家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理论在实际中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

  即便如此,管仲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这样的思想乃至措施,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管子》一书篇幅浩大,后世必然有所增删,这给《管子》成书时间带来争议。但韩非子多次引用《管子》原文,汉初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又说:“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桑弘羊《盐铁论》中亦多次引《管子》之文,刘向在校订《管子》后重引司马迁的感慨“详哉其言也”。兼之目前史料中,齐国管仲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事件,与《管子》所载理论甚合,故倾向于管仲思想体系与《管子》相合。 

  2、工商业理论  

  中国古代一直很重视商业。商汤曾生产帛大量奢侈品去换夏朝粮食,以贸易战削弱夏朝,为最终战胜夏朝奠定基础。商朝覆灭后,经商更为商人立身之本,而周朝也予以保护。《左传》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宗周畿,把一批买卖人分给郑桓公。后来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后,同这些商人立下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即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货物,不干预商人财产和营业。在上百年的时间里,这个著名的“法律”被牢牢地遵守。

  管仲作齐国相国后,进一步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提出四民分工,“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轲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

  现在人有指责管仲令四民分居,以为压制工商,此值得商榷。士和农也被分居,为何无人指责压制士、农呢?与其说压制,不如说管仲注意创造分工环境,形成工业区、商业区、农业区、政治文化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分工经济,这遥遥领先于古代欧洲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是斯密《国富论》中一国繁荣的理论基础。当今城镇规划中,就划分商业区、技术开发区等。管仲不但提出分工思想,且付诸实施。管仲令其子弟相袭,除考虑社会稳定外,也考虑了工商业之职业教育:“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

  而且各民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国语》载管仲又行考选制度,每年由乡长将子弟中贤者报告给国君,国君召见,试以官职,成绩好的可升为“上卿之赞”,“是故匹夫有善,得而举也”,“夫是,故民皆勉为善”,“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且有罪”。故无论是什么民,只要有能力,就可通过考任或举荐升迁。

  欧洲直到明朝以后中国科举制度传入才逐渐废除贵族世袭制。“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轻特权、‘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的价值,反对中世纪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来攀登仕途高峰的理想一拍即合。”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间的贸易,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场所。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实行“官山海”之策。山指铸铁,海指煮盐。但国家并非完全垄断,而是允许私人煮盐炼铁,国家统一收购,然后以确定价格批发给商人经销。换言之,国家仅控制总批发价格,从中抽税,充分考虑了商人利益。

  管仲减免工商税收,“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

  但管仲并非一味减少赋税,后文将阐述其赋税思想。

  管仲已经展现给大家一付现代经济的图象。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现代经济更大胆,例如管仲为吸引天下客商,专设女闾七百。

  管仲的国际贸易思想及与诸侯签定的经济盟约,也将在本书的国际贸易部分详细阐述。

  相比距其200多年后到公元14世纪一直在鄙视商业甚至禁止商业利润和利息的欧洲相比,中国工商业传统无疑要超前得多,也要强得多。  

  3、实物财富理论  

  管仲对财富有深刻认识。

  管仲认为,“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费多而益少,故为末用也。”指出国家对财富的态度及后果,“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管仲注重财富统计。“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

  管仲指出:“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时货不遂”,意为“当时货物没有增加”; “金玉虽多”,意为“虽货币很多”。整句话是说:“若用以生产和消费的货物没有增加,则一个国家虽货币很多,也只能算穷国”。

  美国的发展印证了这句话。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一直是债务国。但正是此债务使美国获得大量实物财富,促其经济增长。中国虽拥有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金玉虽多”,其实是向美国输送巨额实物财富以供其消费和建设。一般来说,投入消费促进人力资本增长,投入生产促进实物资本增长。中国本国却内需不足,人民难以使用生产成果,走上消费低迷、牺牲劳动者福利、资源耗费型的粗放经济之路。

  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相互联系。实物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没有实物市场支撑的金融市场,无论多么繁荣,都一定是泡沫,最后必定垮掉。企业个体可醉心于金融市场,一个国家若只醉心于金融市场,以为财富就是金融市场变出来,那就危险了。

  4、货币本质理论

  管仲对国家实物财富的重视并不防碍他正确认识货币。

  管仲虽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却认识到货币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故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5、货币储备与调控理论

  管仲进一步通过货物储备来调控货币供给、吞吐货币。这正是当代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前身。美国1889年才开始提出脱离金本位(即不再以黄金数量作为货币总量标准),通过买卖农产品来吞吐货币,以使货币不与金银,而与国家财富增长相适应的货币制度设想。这后来演化成美国联邦储备制度。

  管仲关于公开市场以吞吐货币的具体执行措施如下:

  “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木广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

  这段话谈到国家通过核算后,吞吐谷物、布帛等财富来供应货币。谷为上,币为下,意即国家收购谷物到国库,而货币发行到民间。

  管仲清晰地说明了货币调控原则:

  “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此原则与当代公开市场业务之原理相同。国家卖出存货大量收回货币(上),则物价会下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则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物价会膨胀。

  6、货币计量与控制理论

  这里所说的计量,不是今天“计量经济学”之意,而指“计算、统计、度量”。

  管仲注重计算货币量。在《山国轨》中,齐桓公问其国家统计理财的方法,管仲回答说:“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核算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故管仲有一套严密统计方法来计算国家实物财富,并按实物财富数量计算货币量供给。其详细计算并调控货币的办法如下:

  “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管仲根据实物财富及其剩余的统计来全面计算发行的货币。

  7、货币流通理论

  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识。中国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不少学者指责管仲搞大锅饭,打击富豪,此看法值得商榷。当时齐国以商业立国,何来搞大锅饭、均贫富之说?管仲根据货币流通的机理提出调控目标和手段。西方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魁奈就说:“铸币是在和其他财富交换时用来支付的,对国家说是作为买卖之间的媒介担保,如果把它留置于流通之外,不把它用作财富和财富交换的媒介,就会对维持一国财富的不断继续上不起作用。铸币的积贮越多,不能更新的财富就愈多,国家也愈贫困。因此货币只有不断地作为财富和财富的交换媒介时,才是一国真实的能动的财富。”

  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一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在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此即经济危机中通货胀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通胀埋下隐患。

  在对宏观经济正确认识的前提下,管仲提出以平国计为目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8、扩张财政理论

  管仲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系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乘马数》中,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在《侈糜》中管仲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管仲先提出国家储备思想,然后指出在遇到凶旱等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国家应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管仲强调此法不是为了“丽乐”,而是为“平国策”。所以他很清楚扩张财政政策的原理及后果。

  管仲精辟论述:若农业发达,则工商业就兴旺。而若工商业不兴旺,消费不足,则农业也不会发达。

  管仲超越个体经济的盈亏视角来调控宏观经济,其平国策的财政政策很灵活。他不但采取政府修建公共工程的办法刺激需求,还直接向百姓分散货币,增加百姓收入。

  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管仲的扩张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侈糜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侈糜。

  在《八观第十三》中,管子明确地说了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及否定平国策目的以外的侈糜。

  “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之争,此争执在管仲看来不是问题。管仲衡量国家财富时使用供给学派的观点,以实物财富及生产能力为准;在调控国家经济平衡时又同时调整供给和消费,注重通过货币调控平衡两者。

  9、通货胀缩与消费生产理论

  前面管子说:“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指出经济危机的货币根源。而对于通货胀缩的实物根源、表现及后果,管子同样论述深刻。

  《管子·乘马》:“黄金者,用之量也。辩于黄金之理, 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

  之所以用黄金作为衡量物价之标准,是因为黄金供给量有限,不能由国家任意供给。经济萧条时,国家只能铸币来增加货币总量,而很难增加黄金供给来增加货币总量。所以黄金就具有和实物一样的性质,不与其他钱币一起升值或贬值。故金贵,则实物贵,其它钱币贬值,物价膨胀;金贱,则实物贱,其他钱币升值,物价萎缩。

  这段话指出一个似乎矛盾但却很深刻的现象,即货币扩散现象。“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意即:“若需求过多导致货币过多进入市场,则在物价还未普遍上升的时候浪费掉大量的实物财富。”在经济过热时,物价膨胀与实物资源浪费正是一对孪生兄弟。“货尽而后知不足”,当资源因浪费而短缺,通货开始膨胀,货币扩散转为高涨的物价水平。

  因此管仲认为社会经济的危机有两种可能。一是消费过少,需求不足,物价低迷,生产萎缩,经济萧条;另一是经济过热,生产和消费的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实物资源被大量浪费后,生产能力最终萎缩。

  10、国富与民富理论

  管仲深刻认识国富与民富之关系:“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

  管仲还提出国家与人民对财富的着重点应不同。《揆度》:“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为大治。”

  管仲指出,国家与民间对财富不能相争。民间紧缺的物资,国家不能加倍收敛以获利,否则将加剧该物资紧缺,价格恶性膨胀;民间多余的物资,国家不能大量抛售以减负,否则将加剧物资过剩,物价恶性下跌。民之所需,国家应大力提供;民之所余,国家要保障民不过分受损。把政府本身作为赢利主体来与百姓竞争,就不能调民利,不可为大治。

  11、资源价格配置理论

  管仲还分析资源价格的配置。他认为珠玉货币为末用,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但其却反其道而行之,说出以下的话:

  《侈糜》:“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型也。故贱粟米而敬珠玉,好礼乐而贱事业,本之始也。”“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孤老不与得焉。”

  本段话中管仲明知有实之物却贱之,明知无用之物而敬之,并提到“本之始”的高度。管仲提倡抬高与实业发展关系不大的物品价格,并鼓励富人去消费享受,既满足富人荣耀心理,又不影响本国实业经济,把富人的货币散之于天下。降低有用物品的地位和价格,使富人们不乐意去收藏垄断,使百姓有相应的购买力从事实物财富生产与消费,以发展本国实际财富。故管仲说:“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

  可见管仲非是一些学者以为的那样简单地抑制富豪。若富豪大量储藏标示荣华富贵、但与国家实业联系不多的物品,例如高档艺术品、古玩,或《管子》中写的“神龟”,则管仲是鼓励的。管仲不允许富豪大肆储藏与实业发展密切的经济物品及流通货币,认为经济物品和流通货币应以适当价格散之民间,以使实业正常发展。

  管仲“贱有实,敬无用”也是抑制通胀的原则。通胀中,大量货币是积聚到关系国计民生的紧缺产业上以成“贵有实”,促成成本推动型滞胀,还是积聚到“敬无用”的物品,以缓解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对经济至关重要。

  12、官商定位理论

  管仲主张官山海。山,即铸铁;海,即煮盐。管仲通过国家经营盐铁获取利润,以达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标。

  但管仲的官山海有两特点。一是国家获取利润不能扰民。若盐铁价格过高,就无法达“民不加赋”效果。《轻重乙》中桓公曾建议彻底垄断盐铁,管仲阻止说:“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故官山海另一特点是,煮盐炼铁均放开由私人经营,国家仅统一收购搞总批发,市场销售仍由私商经营。管仲尽力减少国家干预,把最大的自由度让给民间。官山海与其说是国家垄断,不如说是国家抽取间接税,并稳定盐铁产品物价。盐铁产品比较同质,国家只要规定统一收购价和批发价,各地官府就可执行,官吏难从中牟利。

  管仲在其他方面反对官商合一。以当前的话说管仲反对官僚资本。《权修》中管子说:“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意思是说,官商结合则财货经过贿赂而流入朝野。《八观》上更为严厉:“上卖官爵,七年而亡。”《立政》中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八观》中说:“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

  13、价格平准理论

  中国古典国计思想重要贡献之一为平准理论。平准理论也是当代国家货币调控手段之前身。1889年在圣路易斯同盟大会上麦丘恩提出了货币改革计划,其设想跟管仲一样,即国家买卖谷物来完成与经济总量相适应的货币调控,以脱离金本位制。此即联邦储备制度前身。再后来西方货币调控才用有价证券完成。但中国在元朝就开始用有价证券来调控货币。

  《国蓄》:“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得而平也。”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管仲这段话,一是谈到经济波动,其中包括实物财富增长的波动。一是物价高低:“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得,民失其用”。指出物价过高、过低之危害。

  最后一句话:“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说明当时齐国已发展国家信贷促进产业发展。

  管仲还深知平准过程中控制时间与物价的关系。《国蓄》篇中管仲说:“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管仲是说,若国家要求百姓十天内上交赋税(货币税),财物价格会下跌十分之一;若要求八天内上交赋税,财物价格会下跌十分之二。国家要求上交时间越短,财物价格下跌越急。由理推之,若要求上交实物税,物价水平将反向变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要求英国卖掉产业以弥补借款。凯恩斯认为短期内卖掉这些产业将致价格大跌,遂以拒绝,而只以英国产业为抵押,以后再向美国赎回,以保证英国产业的正常价格。其便是管仲以上原理。不难想象,若国家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卖出多少产业,即便国家设计再多的控制措施,其价也必贱,国有资产必流失。

  14、反垄断理论

  许多学者把管仲反垄断政策误认为是均贫富。管仲说得很清楚,是为防止大富豪与国家经济政策抗衡。《揆度》:“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管仲强调国家以经济手段调控经济,不允许地方豪商集中强大力量抗衡国家。按现在的话说,即不允许市场上有庄家。此管理理念非是管仲独有,美联储制度便是建立在此思想之上。例如联邦储备银行设立时,在较早的格拉斯方案中银行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有少数经由成员银行选举产生的代表,这被威尔逊总统坚决否决。威尔逊认同“政府的政策与金融家以及大企业愿望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质问银行家们,“您们中间有哪位先生能告诉我,世界上有哪一个文明国家曾让私人利益代表参加重要的政府控制委员会?”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金融监管之严厉不在管仲之下。拥有大资金者为大户,但大户同时操控市场信息以牟利即为庄家。美国在金融市场宏观层面严厉打击庄家,严惩虚假消息及操纵股市,逼迫股票价格回归价值基本面,迫使企业扎实经营。

  15、赋税理论

  管仲反对一味轻税,认为其将使财政收支失衡;同时又反对重税,认为其会使税收减少。西方经济学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在管仲这里早已有清晰表达。

  管仲提出级差税制和关税,其理论和税种都比较完善。级差地租“相地而衰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认识到不同赋税征收对地租的影响。关税方面,管仲曾召集诸侯协商共同降低关税,建立周朝经济一体化,其本质与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差别不大。当时诸侯谈判的激烈,未必在今天世界诸国的WTO之下。

  管仲反对一味轻税如下:

  《山至数》:“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

  管仲减轻赋税如下:

  《五辅》:“薄征赋,轻征赋,弛弄罚,赦罪戾,寡小过,此谓宽其政。”

  《小匡》:“通齐国之鱼盐东莱(尹知章注:自东莱通鱼盐于诸侯),使关市几而不征,堀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

  级差地租收税方面,《国语·齐语》中有记述“相地而衰征”。衰,音催,意为等差递减。即地租之级差。

  管仲还根据不同产业征收不同赋税,以有区别地发展产业。如《山国轨》:“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陋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

  管仲减轻甚至免除田赋,而收重税于山林坟地,并对坟地同样按级差原则收税,使其不至为贫苦人民负担。

  16、社会保障理论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比较完善。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令全国州县普设惠民药局,此外还设置栖流所、养济院等,给贫困病疾者以救济。明英宗时设置东、南、西、北四座“福田院”,每年国库拿出500-800万两白银,安置贫疾者和解决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问题。清自雍正起在各地设置普育堂,其中育婴堂负责收容和养育弃婴,普济堂为老年、残疾无依靠者提供住院救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谈及中国政府兴修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

  管仲时代齐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严密细致,即便今天也令人惊叹。根据《入国》记载:

  “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以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以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以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如此社会保障制度如今已为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一些学者认为社保制度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不属于实证经济学范畴。换言之,社保仅属道德范畴。社保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已富裕了,才能建立社保制度。而中国还很穷,社保是拖中国后腿。

  社保之类的政策是属于规范经济学范畴,还是实证经济学范畴,在此引用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话:“故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学大家马尔萨斯的话:“经验证明,制造业的财富既是财产合理分配的结果,同时又是此分配进一步改善的原因。”

  真正经典的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从未认为社保这类分配问题仅属于规范经济学道德范畴,而不属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实证范畴。

  17、国际贸易理论

  春秋战国为中国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宝贵土壤。

  正如前面“封建”意义的辨析,管仲之时正是中国处于类欧洲诸侯小国林立时代。欧洲诸国间的贸易争端和壁垒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正像今天各国为国际贸易而斗争或合作一样,春秋战国时诸国也多次召开了国际会议以降低各国贸易壁垒,促进天下经济一体化。

  列国诸侯于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大匡》又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从文章来看,当时诸侯间达成的协议是关税降到百分之一(关赋百取一),但实际上执行起来有困难,即便齐国自己也只执行了百分之二的关税(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以当时而论,全天下经济一体化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

  之后中国诸国的关税税率还屡有反复,这说明诸国的国际贸易斗争及认识均非静止。以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思潮互有反复。例如战国关税就成倍地提高。《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宋国大夫戴盈之的话说:“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这说明当时关税、市税的征收量已超过十分之一。

  但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并非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的财富更好地为本国使用,而非本国财富更好地为别国使用。《山至数》:“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由此可看出管仲推动关税降低之目的,是“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管仲如何做到此点呢?

  首先管仲确定国际贸易基本原则:《轻重丁》:“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

  管仲认为本国物价水平应与国际物价水平保持一致,若本国物价低于国际水平,本国财富将被别国掠夺。这段话很有意思,它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认为物价过低时外贸顺差意味着本国实物财富流失。管仲还举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最终失国的例子。

  管仲外贸目的是为获得天下的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且其指导思想是用本国不需要的东西,去换取本国需要的实物财富。《轻重甲》:“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者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并举例以说明,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桀的经济。

  对本国所有而它国紧缺的商品,管仲抬高价格以获高利。如齐国特产盐,管仲要求齐民在春秋两季停止煮盐以保障齐国农业生产,控制盐的产量以抬高盐价,在国际贸易中获巨额利润。

  管仲反对精雕细刻,以为“逆”,不利国家财富增长。但对外贸易上管仲鼓励本国精雕细刻,制作奢侈品以高价卖给它国获取高利,并换取对本国有用的实物财富。

  管仲还利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起几个漂亮的国际贸易战,摧毁敌国经济。这在世界国计史上极为经典。《轻重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国际贸易战例。桓公欲降伏鲁梁。鲁梁风俗穿绨。管仲下令齐国民众皆穿绨,导致对鲁梁绨大量需求。鲁梁民众见织绨有巨额利润,纷纷弃农织绨以从齐国获取大量顺差。春耕过后,管仲再下令齐国民众皆穿帛,并停止与鲁梁关贸。鲁梁绨顿时过多而积压,鲁梁君王下令民众从事农事,但谷物已错过农时,由此摧毁鲁梁经济。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国际贸易中,给予别国短期利益以扭曲别国产业结构,使别国为我所制,此为贸易战核心。

  18、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理论

  管仲正确阐述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轻重乙》:“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强本,即注重投资,增加供给。节用,即压缩消费内需。管仲认为,增加投资对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压缩消费内需依赖外需解决供需差距,将使经济高速增长(五谷丰满)的同时流失国家财富,本国人民无法享受经济增长收益(民谷尽),其国亡。故善为国者,应提高内需使天下财富为我所用。

  19、自由市场理论

  管仲关于官商的观点已说明管仲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而其明确提出自由市场的观点则是在《乘马》“右立国”中:“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

  管仲对政府收支也有明确原则:“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当代一般倾向于小政府大市场。这在汉代再次提出并实际得到执行。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和史学家陆贾就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召之征。”

  现代法学理论上,小政府乃指狭义政府——行政机关。而广义政府乃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合称,并不能说也要减小。一般说限制政府权力,主要指限制行政权力,而非限制立法、司法权力。本质上,行政权力必定要通过司法、立法权力来限制。

  从《管子》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国计学覆盖了经济平衡理论、通货胀缩交替原理及调控办法、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的前身常平法与市易法、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赋税原理及制度、国际贸易理论、纸币发行制度、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的联系和区别、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国家统计等内容,可分类为经济平衡运行、金融、国际贸易、赋税、国家统计等领域,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极强。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伟大是无与伦比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