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媒体人
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的很多农民发现，自己竟然莫名其妙背上了贷款且逾期未还，贷款银行是天镇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遭遇同样的事情，纷纷到当地人民银行排队查询。银监部门责成天镇县信用联社自查。当地警方表示，已有50多人因“被贷款”前来报案，但尚未立案。（7月13日《京华时报》）
当我们操心绿油油的股市会否传递资本市场风险的时候，在农村，以信用社为主体的基层金融机构，若监管失控、制度架空，衍生的经济社会风险一样不容小觑。
大同市天镇县究竟有多少农民“被贷款”？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人私隐，而成为事关公共利益与秩序稳定的公共议题。警方的说法是50多人报案；而当地人行一名负责查询的工作人员说，经他查询的人中“有数百人表示自己被冒名贷款”。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个人征信查询已排到2016年1月4日以后，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一下，“被贷款”农民的总数恐怕会突破三位数。
多少人、多少钱，被当地信用社暗度陈仓？这个问题固然有待职能部门悉心查究。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此巨量的涉嫌贷款诈骗事件，既不是银监部门例牌检查发现、也不是内部举报大白天下，而是农民去贷款才“偶然”得知——那么，严苛细密的金融制度，何以成了聋哑之翁？
这个问题或许并不是小概率的个例。检索新闻可知，“浙江雁岭信用社套取银行150万 遭举报后拿钱封口”、“信用社发死人贷款致担保人陷信用危机”等案例并不鲜见。早在2009年，媒体揭示了山西诸多农村信用合作社陷入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存款失踪、违法放贷等不一而足；直至2011年，仍有媒体警示信用社“大案频发”，并以河南为例，剖析了十数起信用社贪腐大案：三位省信用联社领导“前腐后继”、商丘信用社“小主任”犯下“惊天大案”……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农村信用社仍成为基层金融风险中的高危领域。用业内的话说，“由于点多面广、管理难度大，加上管理体制未能真正完善、内部管理相对薄弱、员工素质普遍较低等多方面因素，信用社系统几乎具备操作风险发生的一切条件。”
忠言逆耳。从山西天镇县“被贷款”事件来看，当地信用社信贷程序之谬可谓令人发指。一般的商业金融贷款，都要面审、面签，可是，人没出现过、签字也是伪造，如此批量的贷款，竟然就发下去了。从执行到审核、从管控到监督，缺位了多少正常的制度约束？这种事情，调查起来也并不复杂，核查签名就能水落石出，面对疑似数百人“被贷款”，当地银监部门却只是责成“自查”、警方亦没有立案，是不是心太大了？
农村信用社资金总量也许“不足挂齿”，但牵涉的多是千千万万农户的血汗钱，关系到农业发展、农民生计、农村稳定。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2013》显示，2013年末，全国农信社、农商行和农合行法人机构数共2393家，占全国银行业法人机构数的60.6%。可见，在金融混改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关注农村金融安全，监管好基层信用风险，这也是关切国计民生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