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信息诈骗案发量呈爆炸式增长，破案率低到不好意思说，大概不超过3个百分点。”中部某省刑侦总队重案支队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通讯信息诈骗犯罪活动在我国愈演愈烈，发案数量剧增，发案地域遍及全国。2015年以来，部分地区此类犯罪发案率一度“爆表”，有关工作陷入“防不胜防、打不胜打、越打越多”的尴尬之境。而通讯信息诈骗泛滥成灾的背后，除了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极强之外，运营商的不作为更是难辞其咎。
据了解，2008年以来，我国通讯信息诈骗发案数保持年均20％至30％的增速。今年以来，部分地区此类犯罪发案率再度“爆表”。上海市公安局介绍，2015年1月1日至2月25日，上海市此类案件接报444起，同比上升76％。其中，既遂案件419起，同比上升89％；涉案金额逾7000万元，同比上升1260％。
运营商不作为
称成本高“不愿投钱”
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表示，运营商完全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多数安全漏洞，但是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运营商的不作为给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2014年3月，郑州某公司财务经理张女士，遭遇了冒充上海公检法的境外改号电话诈骗，分两次将个人和公司资金共3866万元转到所谓“安全账户”。
该案团伙随即将赃款从2个账户均分到大陆17家银行的3607张银行卡上，并雇佣5个取款团伙在台湾历时20个小时疯狂取现。
事后追查发现，张女士在当日13点50分开始汇款，13点51分台湾一方的犯罪嫌疑人就开始取款。与此相比，公安机关若要冻结受害人汇款的账户，必须耗时数日甚至一周办理有关手续，此时受害人账户资金早被取光。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陈宗庆说，根据相关规定，境外拨打到境内的电话应通过国际关口局，这一环节筛选、过滤等监管程序严格，且收费较高。但不法分子往往与国内一些网络公司人员勾结，通过境内外服务器链接直接进入国内服务器，并通过中继网关数据转换，再进入三大运营商通信网络，从而绕过国际关口局这道“马奇诺防线”。
通过“改号软件”实施诈骗，最终离不开境内运营商通道。福州、泉州等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和办案民警认为，运营商对此类犯罪背后暴露的通讯安全漏洞没有足够重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常有运营商负责人称“这是行业规则问题，企业无法改变。监管成本太高，不愿投入这笔钱”，有的则干脆称“对这类电话无法监管”。多地民警一致认为，由于运营商拦截不力，能够虚拟任意号码的网络电话仍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一些运营商开始使用IMS 技术系统（IP多媒体子系统技术），陈宗庆说：“通过网关查询涉案电话信息接入端口，进而查找犯罪嫌疑人信息是公安机关重要侦查手段，而IMS系统技术实现了无网关接入，通讯信息发起方无法查询。今年以来，泉州地区已经出现这一技术系统被通讯信息诈骗团伙利用作案的情况，公安机关无法找到诈骗电话通信来源，极大增加了破案难度。”
多部门协作不畅
眼睁睁看赃款被取走
包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大队大队长康体俊说：“通讯信息诈骗案件比较复杂，办案民警掌握很多线索和初步证据，运营商的技术人员掌握专业技术，两者很需要沟通。”
一些基层民警说，与通讯运营商的沟通中频频遭遇“土政策”，办案民警经常被告知：“只接待技侦部门，不接待刑侦部门。”对此，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侵财支队副支队长韩来风说：“技侦部门只在地市级以上公安部门配备，而出去办案的还是县区一级的民警多，不可能每个出去的办案小组都带上所属地市公安部门的技侦民警。”
招商银行华东地区一位分行监察保卫部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银监会和央行尚没有一套具体、明确的针对防堵通讯信息诈骗赃款转移的操作流程。多位基层银行员工告诉记者：“因缺乏国家主管部门明确依据，很多银行害怕承担业务风险，不敢对涉及通讯信息诈骗案件的账户进行及时冻结、止付，通常眼睁睁看着赃款被犯罪分子取走，对此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多地公安机关负责人指出，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规范银行和通讯部门相关监督机制缺失问题。要通过立法手段明确银行和通讯部门在维护金融和信息安全工作中的义务，对于因自身产品存在的安全隐患或怠于履行安全监管、源头防范义务，而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犯罪，导致群众损失，必须要追究银行和运营商责任，并赔偿损失。
（经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