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枫
巧了，刚从缅甸回来，就来到印尼。何巧之有？因为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之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观点就是中国，缅甸，印度共同倡导。中国总理周恩来，缅甸总统吴努和印度的尼赫鲁。来万隆的路上，我试着遥想当年，几个刚刚独立，百业待兴的国家领导人，在面对二战胜利十年后，韩战停战，冷战开始的世界，讨论应该如何走自己的路。当时，亚洲非洲国家普遍存在一些困惑，包括：二战是原来的殖民者即他们的宗主国帝国主义胜利了，不能不支持。然而自己的独立要求又特别强烈，如何处理？冷战的铁幕已经落下，美苏争霸日趋紧张，亚非穷国小国弱国如何在它们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也颇伤脑筋。朝鲜战争刚结束，亚洲的中国把美国打败了，让亚非国家觉得骄傲，作为亚非国家民族独立的榜样，但同时会使有的国家比如印度担心中国的威望。更何况中国、缅甸、印度三国的独立之路完全不同：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的红色政权，印度是通过非暴力运动独立的，缅甸则是借力打力。其他未曾独立的国家如何借鉴成功经验？走谁的路？怎么走？另外，亚非各国，国内都是积贫积弱，如何治理？这些困惑给亚非领导人摆出了很多新难题，于是就促成了要召开一个亚非领导人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前提。
二战之后，这个会议是第一次把发达国家排除在外的国际会议，因此美国非常不满，又把中国视为敌国和苏联的代理人，所以决定捣乱，希望会议无法召开。于是美国挑唆台湾特务对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实施行动，就有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飞机爆炸，全部罹难。周恩来总理由于公务在身，没有搭乘此架飞机，侥幸躲过大劫。暗杀失败，会上搅局。美国利用它的实际代言人在会议中围堵中国（历史是不是颇有相似之处）。主要攻击理由为：大家都要民族独立，但是交朋友，就不能倾向苏联，因为苏联是新帝国主义，总想着输出革命。中国虽然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之一，但却被指责为苏联的代理人，要操纵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场上说中国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赞成。由此会议作为南南合作的起点，以团结合作精神鼓舞了广大亚非国家。六十年代开始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雪崩也是受到万隆会议的精神感染。（画外音：美方咬牙切齿，为了围堵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尤其针对中国和当时的北越，在万隆会议之后不到五个月，美国促成了亚洲的北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虽然最终解散，但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对此地区的渗入还是颇有影响。）万隆会议后，中国在亚洲的声望大涨，一直按照和平共处原则行事，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走访亚非14国，奠定了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友好基础。
然而，老本最终是要吃完的。在2009年美国外交政策重大调整转向亚太之后，友邦变恶邻情况时常发生，中共最高层2014年为此召开专门的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会议，以求亡羊补牢，但为时是否稍晚？希拉里·克林顿，这个当年提出重视亚太的美国国务卿女士，在论及此事时曾很尖刻地写道:“我认为中国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它没有利用我们无暇他顾和经济危机这段时间，巩固与邻国的良好关系，却反而变得频频出击。这种姿态的转变令整个地区陷入不安”。无论她所说的话有多么偏激，但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确是丢掉了不少老朋友。以至于当听到现任中国领导人苦口婆心地谈论当年的情谊（比如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时，说到自己年轻时饿着肚子，看着新产出的大米一车一车往越南运，他对那时情景印象深刻），感觉有些难过。尽管当年中国的经济援助是在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有输出革命的色彩，但是的确是以一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的无偿援助。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大变化，中国的援助也变为互利共赢。互利就是要赚钱，赚钱就要遵守市场规则，当然也就会存在收益的差异甚至不平衡。于是亚非国家对中国海外工程的不满、抵制、甚至抗议冲突事件开始出现，比如赞比亚一个铜矿发生矿难后，发现井下全部是当地人，原来中国公司并没有按照合同要求那样执行，即每次下井作业必须要有中国人同行。这一事件导致当地人不满，冲击厂区，把半个世纪的坦赞铁路中积累下的赞比亚民间对中国的友情和感情毁掉大半，使得中国政府在之后很长时间都要费大力气弥补与赞比亚的关系。再比如缅甸的莱比塘铜矿的停产过程中遭遇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村民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国公司可能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对当地官员进行利益输送，所以当地官员出现了粗暴执法，甚至发生了为了某条油气管道的安全，当地执法者误致村民死伤事件。尽管这类事件在中国整个海外工程中所占比例极少，但是其破坏力大，甚至在瓦解着毛周时代为中国缔造的亚非拉的友谊的根基。所以今天习近平提出亚非关系再次重振的主要目的，是继承和发扬当年那些闪亮的东西，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伟人时代外交理念的升华版。
五十年过去了，历史“相遇”在万隆。虽然中国资本的输出会有它自己的运行轨道，不受政治觉悟和国家形象的约束，但中国决策者必须明白，无论怎样，都要在援助和利益共赢之间，找到新的可靠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资本要与民生项目结合。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公益精神尤其要大力强调，大力支持当地公众的就业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举巴基斯坦的例子，这个“友谊万古长青”“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铁硬”的“久经考验”的好兄弟，一直以来都存在一个问题，电力供应不足。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我提前一天抵达后，遭遇了数不清的停电。记得第一次到巴基斯坦是2006年，停电也是我印象深刻的访巴经历。八年过去了，停电次数不减，唯一改进的是停电时间比以前短。4月20日签署的五十多项大单中，包括风电，水电项目，其中有个为巴基斯坦建造16座电厂的合同。这是落地的惠民工程。中国的领导人其实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在乎自己的战略需要而忽视当地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利益诉求。这次对巴基斯坦的投资，习主席明确提到作为遍布巴基斯坦各省各邦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要兼顾巴基斯坦各地区和各方利益，让走廊建设惠及巴基斯坦民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
令人高兴的是，一些走出去多年的国企逐步重视对当地社会民生工程的投入，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初见成效。还用“缅甸举例，比如在西部若开地区，中石油就建有包括孤儿院、养老院、乡村卫生院，电网工程，自来水通水工程在内的111个项目。自从2011年结束军政府统治之后，缅甸开放态势明显。开放前，中国政府只重视和军政府打交道，缅甸民间对中国的了解极为有限，而日本、美国在缅甸很早开始就注意这种堪称“培养民心”的工程了。从1993年开始，日本进行“草根计划”，主要在乡村建立医院、学校。美国更注重NGO和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培养，在仰光的美国文化中心已经对缅甸四百多名媒体记者和编辑进行了培训。另外，西方国家比如德国也开始大量培训缅甸政府公务员、检察官和法官等。这种软实力的渗入，中国政府也应加大力度。这些深入民间的培养，的确比高高在上“官相亲”的大项目要对民众有吸引力得多，也比请人进入孔子学院更实惠更见效。
无论领导人的发言稿多么诚恳，友善，领导人对世界格局的宏大志向与实施重大工程的坚定决心，都需要落实在那外邦的土地上、民心里，对吗？在友谊透支的国土中，投入的风险有可能预料不到或者不准。但必须加以悉心与精准地判断，否则，透支和浪费的就不是友谊而是民心，而且不仅是他国的，也是本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