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德斌 时评人
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发现，印度仿制的某抗癌药可增加中国患者生存希望，且能使其每月省2万多元药费，遂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这种药。但这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日前，陆勇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公诉，300余名病友联名为其求情。（据12月22日《京华时报》）
此案之所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皆因涉案人的特殊性，陆勇自己就是慢粒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花费大量药费，用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可是，瑞士诺华公司生产“格列卫”抗癌药价格太昂贵，售价是23500元一盒，长期下来难以承受。而印度生产的仿制药，疗效与原创药相似，价格却仅为百分之一左右。如此悬殊的价差，对于患者而言，可谓是天大的福音，自然会选择购买进口仿制药了。
可由于该仿制药没有获得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性质，而陆勇又存在帮助印度药厂推销仿制药的行为，因此而涉嫌销售假药罪。至于其购买信用卡并使用，也属于违法行为，则毋庸讳言。当然，公众主要关注的是陆勇涉嫌销售假药罪，因为原创药与仿制药价格差距太大，让公众难以理解，加上长期饱受高价药的摧残，公众对陆勇也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心理，进而为其违法销售假药罪辩护。
事实上，由于新药的研发成本高，在专利保护期内，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定价相对较高，特别是部分采用新技术开发研制的抗癌药，研发成本动辄高达数十亿元，零售价格自然也都是天价。当然，药企此举是想尽快回收成本，赚到足够多的钱，继续支持新药研发，只是苦了患者，要被动忍受高额药价。
显然，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如果药企赚不到钱，就难以继续研发新药，不仅药企缺乏动力，长期看社会也要受损。但药价太高，则影响到患者的治疗，很多人甚至因支付不起而失去医治机会，则又违背治病救人的行业道德。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则为仿制药合法化，打开一扇窗户，从而大幅度降低药价，给患者提供一个救命的机会。
由于仿制药无需承担研发成本，药价仅为原创药的零头，往往在专利保护期过后，仿制药就会大量面世，对原创药形成冲击。印度政府出于国民利益考虑，鼓励企业生产仿制药，如今，印度仿制药的销量和质量已经位居全球首位，并且打入美国市场，为患者节省大量医药费，亦令印度药企崛起。
而我国的仿制药审批流程太过繁琐，耗时太长，应积极学习印度仿制药机制，压缩审批环节，只需控制仿制药的质量即可。至于部分专利保护期内的药品，对于患者又是救命药，且缺乏竞争对手，政府应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以生命第一为原则，启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授权国内药企生产仿制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