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经营，
政府与市场才分得清
■ 练洪洋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一方面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敢于从传统国有经济的困境里退出、从近年权力经济的风险里退出、从与民争利的市场领域里退出、从成功的投资项目中退出，将市场的还给市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出席与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与各国工商企业家深入交流。李克强表示，2015年，中国将继续推动重点领域改革，首要任务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将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有学者评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克强经济学”的基调，那就是，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的轨道。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改革本身——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为市场打开空间，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根植于民间的创业创新活力，是新一轮政府改革的基调。政府与市场，关系万千重，理论与实践也千差万别，难以定于一制。总体而论，政府与市场边界可以用二个“什么”来厘定，政府“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第一，“不能做什么”，由于政府的天然职责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特殊性，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第二，“必须做什么”，包括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合法产权、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维护国家利益等等。以这两个维度审视，许多地方“不能做的”做了，而且还干得不亦乐乎，譬如亲自“下河捞鱼”，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中，与民争利。“必须做的”又往往没有做好，无论是保护产权、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还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缩小收入和发展差距、保护生态环境等，都有改进空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不做“不能做的”，并把“必须做的”做实、做好。
把“必须做的”做好不容易，“不能做的”不做也很难。一是制度习惯，我国有着计划经济传统积淀，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传统职能之一；二是财政压力，仅以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这一参数，足以窥见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的难度。据审计部门公布的数字，2012年底，浙江省、市、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占总债务的66.27%。如果大部分债务要靠卖地来还，在没有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之前，地方政府怎么有可能从中退出？三是干部考核，现在的干部考核，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但也不是不要GDP，不是不要经济增长，合理的经济增长率还是重要指标之一，官员能不重视？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一方面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敢于从传统国有经济的困境里退出、从近年权力经济的风险里退出、从与民争利的市场领域里退出、从成功的投资项目中退出，将市场的还给市场。至于社会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市场组织的活力与创造力。另一方面，着力政府自身改革，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推进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维护知识产权，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从法律上、制度上创立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制度环境，让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机器人产业
丢了市场仍没核心技术
■ 叶檀
中国机器人产业进入井喷期，但面临的问题让人担心，会不会重走汽车业覆辙，丢了市场没有引来核心技术？
转引一组信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是目前与未来机器人增长最快的市场。2008到2013年，中国机器人销量年均增长率达36%，2013年销售量攀升至36560台，同比增长60%，成为世界第一机器人大国，也是全球机器人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即使如此，机器人保有量仍然有很大上升空间，中国制造业每万名工人机器人保有量为23~25台，低于全球平均值的58台。
2014年被业内称为“机器人元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有70余家上市公司并购或者投资了机器人、智能自动化项目，而中国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甚至超过了4000家。
国内机器人产业承袭了诸多劣质基因，必须进行改良。政府干预过多，补贴不合理，企业一哄而上，无法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如同当初的汽车产业园，有条件没条件都要上，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比较优势无法凸显。
目前，机器人产业园遍地开花。有券商统计显示，全国已建或拟建的机器人相关产业园(基地)超过30个。投资额度上，现有地方机器人产业园到2020年的规划投资额超过5000亿元。
机器人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这并不奇怪，但以非产业主导的研究、以评职称为主忽视市场的做法亟须纠正。
行业内部人士并不讳言核心技术的缺乏，RV减速机、谐波减速器、伺服电机与驱动、控制器等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仍跟国外品牌有相当差距，国内多数机器人企业聚集在机器人本体等领域争夺菲薄的利润，挣扎在盈亏线上。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的“863”攻关似乎没有根本突破，拿到资金发表论文就束之高阁。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杰高认为，研发成果“下不去实验台，迈不进市场”现象普遍，一些重大科技专项课题成果均出自高校和研究所，科研机构往往关注成果鉴定和评奖，发表一篇论文，老师评职称、学生得学位，唯一想不到的就是如何面向应用，项目成为学术工具。
机器人产业专利多，有业内人士直言，国内专利多，国际专利少，转化价值不大，这些专利还是拿来报喜用的，是拿来争取项目、评职称用的，不是市场化用的。2014年国际机器人协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缺少技术创新，包括创新思想和创造性成就；没有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企业，规模普遍很小，关键部件品质和可靠性落后世界先进水平5到10年。一些地方政府、企业的大规模机器人替代计划迟迟难以出台，就是因为缺少可以市场化的产品。
科研成果如何转化，应该有明确的举措。东莞盈动高科自动化有限公司庄德津及其团队研发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绝对值编码器，这是跟伺服电机紧密相关的一个基础核心零部件，打破了国外行业巨头的垄断，产品获得了包括来自德国等行业权威的认可，且销售价格仅为国外行业巨头的几十分之一。问题是企业不愿意用，企业的担心不无道理，没有长期稳定测试，谁敢冒这个风险？此时，政府对于国产机器人核心技术的消费激励机制特别重要。
让真正钻研技术，有市场前景的科研团队获得市场奖励，在引进技术方面学习高铁经验。只有真正引入核心技术才开放市场，同时在机器人标准化方面有根本进展，免得千机千面——上述举措不一定能让中国机器人行业一举跃上世界顶峰，但不这么做，国产机器人产业将勉为其难。
从万达收购马竞
看中国资本输出
■ 郁慕湛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海外并购必定是他们发展的重点之一。收购马竞部分股权，不仅直接有利于万达目前正经营着的马德里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西班牙大厦，还能扩展万达今后在西班牙乃至全欧洲的生意。
中国万达集团以4500万欧元收购西班牙甲级球队、今年西甲卫冕冠军——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的20%股份。这很令中国球迷、尤其是中国的西甲球迷兴奋。
马竞同意这份交易的理由是很明显的。马竞上赛季以有限的预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西甲冠军，并差一点赢得大耳朵杯，最后取得欧冠亚军。众所周知欧洲五大联赛，西甲的足球水平和精彩度在五大联赛中也一向是名列前茅的，而马竞现在西甲的地位是紧随两大世界豪门皇马和巴萨之后，稳居第三。然而必须看到，马竞夺冠西甲之后卖出科斯塔等顶级球员，对马竞的实力还是有所损伤的。马竞要保持在西甲的第一梯队中的位置，除了发挥其一贯的草根球队的花小钱办大事的风格之外，还必须增强其经济实力，以备能够挖到和保留足够实力强大的球员队伍。
本次王健林所购得的20%股份并非由马竞现在的大股东出手，而来自于俱乐部的增资扩股计划中扩出的股份。因此马竞通过这次交易，资本纯增加了4500万欧元。
马竞当然知道西甲在中国球迷心目中的分量，甚至知道马竞在中国有许多拥趸。中国足球市场是巨大的，对于欧洲足球尤其是西班牙足球来说，其开发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马竞正想通过与万达的交易、通过万达来赢得中国球迷、赢得中国赞助商，进而赢得中国市场。
万达方面拒绝评论，总有其难言之隐。无人否认王健林热爱足球，热爱中国足球。由万达牵头组织的中国青少年留学西班牙项目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由万达送到西班牙踢球的中国孩子们正融入西班牙足球氛围，为中国足球积累实力过硬的后备力量。万达收购马竞肯定也能为此助一大力。
然而，出资几千万欧元仅仅是为了培养有限数量的中国青少年球员，那是说不通的。并且，还会有人追问，中国次富、热爱足球的王健林为什么不直接投资中国足球？
老实说，巨额斥资对于民营商人来说，没有直接的商业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眼下的中国足球对王健林来说，几乎没有投资的机会，因为不存在一支可供他控制并有实力争冠的中超球队。但是投资马竞，根据西甲的历史经验，西甲球队也几乎没有直接盈利的纪录。
王健林投资马竞起码有以下几个商业机会：不排斥王健林有这样的野心，当那批目前正在西班牙培训的小球员成才时，万达再建一支新的万达队，在中国足坛与各强队以争高低；收购马竞部分股权，肯定能够扩大其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和收益，万达在其中也能分得一杯羹；最重要的是，通过收购马竞的部分股权，有利万达集团在战略上华丽转身。首先，万达是作为一个地产集团起家的，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中国地产业的阵阵寒意，万达正在实施“轻资产”战略，向娱乐业转型，收购马竞肯定能够算是这样的战略转移中一个有影响的代表性动作。
更直接的理由是万达的向外发展。中国商务部刚刚宣布，中国已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无论是王健林作为中国次富拥有132亿美元个人财富，还是不久前H股上市筹得40多亿美元的万达商业地产，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海外并购必定是他们发展的重点之一。收购马竞部分股权，不仅直接有利于万达目前正经营着的马德里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西班牙大厦，还能扩展万达今后在西班牙乃至全欧洲的生意。
有着上述种种理由，痴迷足球的王健林出手收购世界顶级球会之一的马竞部分股权，是毫不奇怪的。
老字号需与时俱进
改善经营
■ 钟传芳
市场经济时代，人人你追我赶，唯恐被潮流抛弃。但有些人继承祖荫，老本不少，却无法在大潮中游刃自如。1月20日，在主题为“广州老字号发展大家谈”的羊城论坛上，太平馆、妇儿公司和李占记轮着抱怨新年租金飞涨，太平馆租金升幅为524%，其他的也有3倍以上涨幅。老员工哭诉“肯定经营不下去，只有关门”。
新租金真的高得离谱？反正比例之高甚是吓人。报道称，太平馆现月租2.7万多元，涨价后将升至14.4万元/月，涨幅为524%。连见惯大场面，工作30多年的经理都说：以为自己看错了！这次要涨租的是越秀区房管部门。但无论涨不涨，涨多少，大概都应归结为市场行为。业内知情人士以及曾工作20年以上的员工都认为，老字号的经营成功与否与租价上涨关系不大，毕竟这里很多商家都有同样的负担，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经营。
员工的一句话似乎道出了老字号的生存状态。它们俨然就是政府的小baby，如果不抱在怀里喂食，而是放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中，恐怕就会生死垂危。老字号大多存在历史包袱、用人机制等客观问题，政府适度倾斜可以理解，但倘若妈妈太过操心，宝宝就可能无法长大，甚至会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每逢遇到风雨，就害怕得哭闹起来。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一哭，就哭成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另类。
这次太平馆、李占记等“老字号”的涨租风波，恐怕也是一个伪命题，毕竟业主都是有关部门，不可能眼看金漆招牌倾于一时而无动于衷。在磕磕碰碰、扭扭捏捏之后，还是要和谐如初。当然仍然有很多人为老字号们操碎了心。他们有的认为扶持老字号应该成为政府行为，有的呼吁赶紧成立专项基金进行扶持。
笔者曾经多次到太平馆就餐，也喜欢那里的华贵装修、典雅气氛，更为一家本土餐厅有资本提供“总理套餐”而自豪。喜欢归喜欢，怀旧情感不可能替代经营理念的更新，更不可能带来实质的经济收益。笔者更关注的是，在政府的专项基金扶持下，在地方的保护政策呵护中，“老字号”会不会仍然固步自封，服务会不会依然原地踏步，这才是多数人最担心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