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大米
真是慈善产品吗？
■ 张田勘
当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产品，而且这种产品被视为防治疾病、补充营养、改善贫困的有效方法时，当然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但前提是，必须保证黄金大米通过了法律和伦理准则。
日前，黄金大米负责人杜博克回应安全质疑时称，维生素A缺乏症(VAD)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VAD同样常见。尽管肉类、蛋类、奶类、蔬果等食物可有效补充维生素A，但对于贫困地区而言，这些来源很难实现，黄金大米能有效改善这一状况。也许四五年后，黄金大米就能进入中国，但这一决定权掌握在中国人民和政府手上。
杜博克的说法自然又引起争议。中国人是否接受黄金大米，公众和市场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当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产品，而且这种产品被视为防治疾病、补充营养、改善贫困的有效方法时，当然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可以在中国VAD最多的地方试一试。但前提是，必须保证黄金大米通过了法律和伦理准则，例如经过中国的批准，以及在试验中合乎伦理，如知情同意原则，而且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黄金大米有安全保障和营养价值，即能充分补充维生素A。
公众选择一种产品的动机和标准基本上是，一是否便宜，二是否有效，三是否简便实用。对于是否便宜，这已无需担心，因为杜博克已宣称这是一种“慈善产品”，是不花钱的。对于是否有效，现在还不能打包票。
由于湖南衡阳的黄金大米试验存在伦理争议，因此其结论不足为凭。而且，人体试验中获得的结果还需要大量的人员实际食用才能得到证实。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公众能否打破心理障碍食用黄金大米也是一个待验证的问题，所以黄金大米的推广有待观察。
其实，无论一个国家和地区多么贫困，人们可以获得维生素A的食物中实在太多太多了，而维生素A的含量和转化率要比黄金大米高得多。例如，西兰花、胡萝卜、南瓜等蔬菜以及柑橘类、苹果、杏等水果等，动物肝脏及其他内脏、蛋黄、瘦肉等也富含维生素A。即便贫困地区的人们很少能吃到动物性食物，但上述大量含维生素A的蔬菜和水果比比皆是，因此不愁维生素A缺乏。
另一方面，黄金大米既然是一种“慈善产品”，公众当然有不吃白不吃的心理，也许会受到追捧，但是，这种大米能否可持续供给，也有疑问。
还有，到目前为止，支撑黄金大米研发的经费已不是一笔小数目。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前，第一代黄金大米研发总共花108万美元，其中60万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24万来自瑞士政府，24万来自先正达公司；2005年，第一代黄金大米又获得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1130万美元资助；2009年，英国政府资助先正达公司第二代黄金大米项目800万英镑；2011年，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1030万美元，用于黄金水稻的进一步研发、推广和应用。另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为黄金大米在亚洲地区的试种和推广投入的巨额经费无从查考。
所以，如果不计报酬，黄金大米能否对发展中国家长期供应，也是一个疑问。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人有什么好担心黄金大米的呢？接不接受，中国人说了算嘛！
“APEC蓝”或难留，
但它不会归零
■ 浦来宁
最近，北京“APEC蓝”一词一夜之间走红，各种解读、吐槽不绝于耳。有人为APEC这个盛会给北京老百姓带来最珍贵的礼物——蓝天而叫好，也有人指责这是政府的“形象工程”。政府做了努力还不讨好，这也许是新媒体时代民意如流水的体现，也反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扫”乎？有朋友远道而来，借机把平时不那么整洁的房间收拾一下，虽有临时抱佛脚之嫌，但也是做人应有的礼数。中国自古就有重礼仪的传统，在“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排第一。
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时对城市运行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2003年曼谷主办APEC，曼谷及附近三府的公共机关和学校放假。2007年悉尼APEC期间，悉尼中心城区整体关闭。2012年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办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全城居民放假。再过几天，布里斯班将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当地政府已将会期设为公共假日。APEC在北京举行，八方宾朋，同襄盛举，我们采取一些措施让北京更加美丽、舒适，也是待客之道。
APEC之后生活将回归常态，雾霾也许会卷土重来，但APEC期间整治大气污染是北京环境长期治理进程的一部分，将使北京长期受益，就像实施车辆限行、发展公共交通成为北京奥运会的环保遗产。截至10月底，北京全市已淘汰退出375家污染企业，超额完成本年度300家的目标，116个环保技改项目完成，京、津、冀建立完善了环保整治协作机制。
尽管形成“APEC蓝”的一些超常规严厉限排手段从长远看不可持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整治经验、机制和成果不会“归零”。它增强了我们治理环境的决心，也让人看到了治理环境的希望和治理雾霾的样本，“等风来”不再是幽他一默的唯一选项。
事实上，即使北京采取了这么大力度的整治措施，这两天北京“APEC蓝”蓝得也并不那么彻底。对此，我们不必讳言，也没什么大不了。北京的雾霾治理还前路漫漫，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这也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治理雾霾是个长期过程，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政府的治霾努力。雾霾是一个国家快速工业化常有的成长之痛，20世纪的伦敦、洛杉矶都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治霾之路。治霾并非单纯的环保问题，它涉及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公民精神养成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治霾依然在路上，更多需要的是鼓励和支持。
我们或许难以留住“APEC蓝”，但我们可以表明铁腕治污的态度、壮士断腕的决心、雷厉风行的作风，我们很难让客人完全满意，但至少可以让客人明白我们的真诚以及付出的努力。
被俄经济拖下水？
杞人忧天
■ 丁一凡
随着美欧等西方国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不断下滑，俄罗斯的金融体系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在加快，引起卢布汇率下滑；另一方面，石油价格下跌使俄罗斯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有评论说，中国在俄有许多投资，握有俄的债券，有互换的货币资产，有直接投资，等等。随着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加剧，中国政府与企业在俄投资的风险在增加。如果中国在俄的投资大幅亏损，反过来就会影响到中国金融机构自身的安全，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是否需要担心被俄罗斯拖下水呢？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国际投资还有特殊的风险，比如政治风险、价格风险、合同违约风险等。但在关注投资风险的同时，我们还应关注投资的战略利益。
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当你的战略协作伙伴有了困难，你该不该出手帮一把？况且，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面临许多战略压力，需要稳定自己的战略伙伴来分担压力。某种角度上看，帮助中国的战略伙伴，也就是在帮助自己。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当欧元区的一些成员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时，是中国政府从顾大局的角度出发，义无反顾地购进危机国的债券，帮助它们稳定了债券市场。危机过后，曾经的“问题债券”身价倍增，一些西方投资机构跑来找中国的金融机构，希望能从中国手中买回一些当年它们避之不及的“问题债券”。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当初那些金融机构疯狂抛售“问题债券”时，想没想到事情还有反转的一天？
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也是一样。当俄罗斯经济缓过来后，世界经济重新回归增长时，能源价格仍会上扬，中国在俄的投资价值将会上涨。而这一切还没把中国可以帮助俄罗斯稳定经济计算在内。
其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中国的决定可以影响事态发展的曲线。中国有4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把这些投资用在什么方面会对全球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这也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障。
大国讲战略投资，不能计较每笔投资的得失。锱铢必较那是商人习气，战略家看最后的战略得失。帮助俄罗斯也是为帮助中国，有了俄罗斯这个战略大后方，中国才能稳定。
如果任凭美欧加强对俄制裁，使俄罗斯陷入困境，进而造成俄罗斯的混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处境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可不是能拿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遭受了多少账面损失计算得清楚的。反之，如果中国伸手拉俄罗斯一把，从而得到俄罗斯的信赖，俄罗斯愿意成为中国可靠的能源与资源供应伙伴，成为中国军事战略上的依托，这样的“交易”又该值多少钱呢？
开征环境税
应防止企业花钱买污染
■ 吴学安
近期密集释放的政策信号显示，环境保护税立法进程提速。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使环境保护税立法预期再度升温。“现阶段制定并开征环境保护税，以及建立环保税收体系基本条件已具备。”对于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标准和税率划定问题，一些环保部门专家建议，对造成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区别对待，征收不同的税赋，培养企业减少污染的习惯。
此前，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透露，环境税方案已上报至国务院，正在按程序审核中。“提高税率是环境税制定重点之一，和目前的费相比，税应该收得更多，以实现对企业的制约”，他说，环境税的征收应以税务部门为主，环保部门进行配合。环境税应作为共享税来征收，建议地方政府为主体，享有80%~90%。环境税以费改税为主，征收范围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噪音等在内的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
事实上，靠大幅度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来提高环保效率的做法，起源于战后欧洲经济高速发展期。此后为世界一些国家所仿效。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开征环境税，但对于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征收各种收费项目。
虽说，开征环境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大防污染力度。但环境污染对地球上越来越稀缺的青山绿水生态资源的破坏等，仅靠征收环境税是根本不可能再生的。可能还会有企业认为，既然缴了环境税，治理污染就应由政府全额埋单。
环境税是一种惩罚性质的税种，目的是让产生污染的企业付出更多代价。假若通过调整环境税收政策，排污企业能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环保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这无疑是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看到的效果。但如果有的企业这样想：既然缴了环境税，就买了“排污权”，不仅不能做到减少排污或实现零排放，而且变本加厉，在排污数量和浓度大大增加。这就需要将排污量的多少体现在环境税的具体征收标准上，防止企业缴了税反而多排污。假如污染大户中的“富人”可能用更多的钱换取对环境污染的“超容”，必然背离靠调整环境税收政策遏止环境污染的初衷。
尽管说，政府通过采取“高限处罚”的措施，如开征环境税，对恶意排污行为实行重罚，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堵死“花钱买污染”的漏洞。但在调整环境税收政策的同时，更要防止排污企业将所缴纳的环境税，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而计入产品成本，导致排污收费实际上成为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最后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步入“企业污染社会负担”的怪圈。如果因为开征环境税，环保部门就认为对排污企业又多了一道“保险”，可以松一口气，懈怠日常监管，那么，排污企业就会萌生侥幸心理，非法排污，危害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