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长才
居家附近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原名“川军出川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在成都人民公园东门口默默地站立八年后，迎来了第一个“烈士纪念日”。9月30日8点多我晨跑路过这纪念碑而习惯性地驻足瞻仰时，两位在此采访的电视台记者拦住了我：“您觉得设立烈士纪念日有何重要意义？请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好吗？”
“设立烈士纪念日好啊，烈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连生命都牺牲了，当然应该纪念哦！”我指着这川军抗日纪念碑坦言，“比如这些川军英烈，他们浴血奋战的历史长期被埋没，他们许多人的姓名至今无人知晓，难道我们不应该纪念他们吗？我想我自己能做到的，就是把这个纪念碑前的花圈帮着摆好，把倒地的花束拾起放正，以我的心意和行动追思他们的奉献和牺牲，缅怀他们的精神和气节。”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由成都万年场迁至川军出川抗日出发地人民公园以来，我亲眼见证了这个纪念碑从“门庭冷落”到“朝拜者”与时俱增，从鲜为人知到“知名度”不断增大的过程，也目睹了对纪念碑前的花束花圈很少有人愿以举手之劳帮扶整理一下的“人情冷落”，甚至碑面被人泼漆污损而极难清洗的“悲惨遭遇”。这个纪念碑就像一块试金石，它在测试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观念、价值认同和人心向背，也在测试着当代国人的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情感倾向。
生命铸就的丰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川军主动请缨抗战，当年9月5日在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召开了“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并从这里整装出发，开赴前线。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第一次获得反侵略战争完全胜利的伟大壮举，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奠定了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的世界大国地位，书写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篇，而川军为抗战胜利做出的杰出贡献光耀史册，并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抗日战争期间共有300多万川人奔赴抗日前线，平均每十五六个四川（包括重庆）人就有一人走上抗日战场，全国抗日军队中平均每5人就有1名川人。出现了无数父母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安县农民王者诚送给川军儿子王建堂的出征旗，中间竟是一个大大的“死”字，上书“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等语，激励儿子勇往直前，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中伤亡的326万国民革命军人中有64万多川军将士，其中有统计的川军阵亡达26万多人，均占到国民革命军同类总数的1/5；从四川招募的士兵补充到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阵亡比例高达1/3。为台儿庄大捷奠定基础的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将军和三千川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伤员们不愿当俘虏全部自杀殉国。在100万大军的淞沪会战中，川军将士大部分战死，撤退到湖北的2000余人在随后的宜枣战役中痛歼日寇。川军当年出川抗日的6名中将便有4人壮烈牺牲，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位团级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四川营山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成都大邑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成都蒲江人，豫中会战牺牲）、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四川西充人，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等各路川军将领，率部出川转战全国各主要战场，均以极差的装备、惨重的伤亡重创日军，威震华夏。
抗日川军以感天动地的壮烈牺牲，以“无川不成军”的主力和担当，赢得了国共双方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李宗仁对川军做出振聋发聩的十二字评价：“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毛泽东1938年3月发表讲话称：“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四川资阳人，川军145师师长，南京保卫战牺牲——引者注）……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并撰写挽联哀悼王铭章将军（成都新都人，川军122师师长）：“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伴随着川军北上、东进出川抗日，四川人民在大后方同样做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有些地区的农民饿得奄奄一息甚至吃观音土也慷慨交粮支援前方，从1941年到1945年四川征收的稻谷总量占到全国征收总量的1/3。300多万四川民工参加修建川陕、成渝、乐宜等公路和成都、新津、双流、邛崃、德阳等军用机场，他们衣衫褴褛，吃糠咽菜，风雨无阻，硬是凭着瘦骨嶙峋的身躯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个工程建设的奇迹，夯实了四川作为抗日大后方的支撑。卢作孚等四川实业家则帮助国民政府创造了依托长江进行敦刻尔克式战略大转移的奇迹，转移到四川的兵工厂冒着敌机的轰炸为前线赶制被服和武器弹药，藏匿山中的工厂更是夜以继日不停运转，书写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诗篇”。
《血战台儿庄》中一名士兵面对血战前的重赏说：“长官，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留着它吧，等抗战胜利了，想着给我们立个碑就行了！” 60多万血染的川军名字，还有许许多多永远无从知晓或已经被历史所淡忘的名字，最后化成了一尊站立在石碑上的雕塑：一名脚蹬草鞋，穿着短裤，打着绑腿的川军士兵，胸前插着两只木柄手榴弹，背上背着一把大刀和一顶斗笠，手里端着一支上着刺刀的老旧步枪，俯身跨步作向前冲锋状。这就是“川军出川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雕塑，它由成都市文化界和社会团体于1940年开始筹建并发起募捐，邀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创作，于1944年7月7日正式建成，矗立于成都老东门内的街道上。
命运多舛，毁后重建
“川军出川抗日无名英雄纪念碑”建成后，成都市民称其为“无名英雄铜像”，逢年过节，必前往瞻仰。但这个功昭日月的名字，一件荷载着丰富内涵的珍贵文物，却不幸毁于无知和偏见。按照现在川军出川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旁所附的说明，原纪念碑“60年代初因故被拆毁”。
“因故”据说是因道路建设。以道路建设一类理由毁损一座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雕塑，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悲的行为。显而易见这是完全可以迁移他处的，甚至可以依托这类文物建筑创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街区，以保留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但在那个传统文化和文物古迹惨遭摧残的悲剧年代，城墙、门楼、庙宇、牌坊等古建筑被肆意拆除，古书古画等珍贵典籍被任意搜刮毁损，金属古董甚至被投入土高炉炼成废铁块，1938年建于少城公园的王铭章将军纪念铜像也早在1952年就拆除了，“为国民党兵痞树碑立传”的抗日川军无名英雄纪念碑被拆毁，在当年就毫不奇怪了。
所幸疯狂的时代终于过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成都市民要求恢复“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呼声渐高。1985年，国家主席李先念从缅甸访问归国途经成都，在听取省市领导汇报中涉及纪念雕塑重建问题时，李先念明确表态：“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川军抗日有功！”为重建无名英雄纪念碑扫除了障碍。其后成都市政府邀请原作者、年逾八旬的刘开渠作指导，按照原貌并放大重建此雕像，将其安放于东郊万年场二环路十字路口中心位置，于1989年8月15日正式剪彩，为纪念抗战胜利、缅怀抗日先烈提供了一个瞻仰实体、祭奠之地。
恢复重建的川军抗日纪念碑囿于当时的局限性，去掉了原名中褒扬性的“无名英雄”称谓，重新命名为“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2001年4月24日，一位名叫盐谷保芳的83岁侵华日军老兵专程来到川军纪念碑前祭扫，敬献花圈并深深地三鞠躬，以此向中国人民谢罪，向阵亡的川军将士表达敬意。2006年万年场二环路改造，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迁移至人民公园，回到了1937年川军出川抗日誓师大会的召开地、北上抗日的出发地；2007年8月15日，该纪念碑正式移立于人民公园东门前。
有评论人士指出：“拨乱反正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能恢复这个塑像是在改正过去的错误，但还未能完全恢复对抗日英雄的认可，只承认阵亡。只要我们在思想领域继续进步，总有一天会恢复对抗日英雄的认可和崇敬！”
护花“保卫战”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迁至人民公园已届八年，正好经历一个全民抗战的时长，渐次成为了尚且健在的川军老兵、家属后人、成都市民和四川人民的一个凭吊、追思抗日英雄的载体。笔者亲眼所见，它日渐成为许多人寄托哀思、感恩先贤、缅怀英烈乃至感悟川人杰出贡献历史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载体和由民间人士发起进行的寻找抗战老兵活动相呼应，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民意认同，形成了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力。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念碑前人们自发敬献的零散花束不断增多，并从“七七”“八一五”“九一八”等与抗日战争有关的纪念日，逐渐扩展到所有的节庆假日。虽然常常只是几枝不甚起眼的鲜花、一二个其貌不扬的花圈花篮，很难与任何正规的纪念活动相比，也很难与街头院落临时搭建的灵堂前比肩而立的大花圈相比，但它却是莘莘民众一种源自内心的自发行为，是当代国人正确认识历史、崇敬抗日将士的一种真情的流露，也是一种灵魂的回归、心灵的觉醒。今年9月30日的“烈士纪念日”及随后的国庆节假日，竟至成为了川军抗日纪念碑移立人民公园东门口以来自发祭拜者最多的一次，不但有与川军老兵有关的个人，有署名“志愿军战友”等各色人士，还有为数不少的单位、社团组织。
但我也发现一个有点难堪的现象，就是人们自发敬献在纪念碑前，用于祭奠英烈、表达崇敬心意的花枝、花束、花篮、花圈等物品，大多寿命不长，往往不出三五天即全部不翼而飞，无影无踪。心想纪念碑的这些“装饰品”，既有感情表达及观瞻之美，又能吸引游人注目，供人观赏或摄影，且至少不会影响什么，何故要如此急匆匆地予以“清场”呢？
我甚至一度怀疑这些花圈花束花篮的消失，会不会是出于“维稳”的套路而被早早地和谐掉了。近日国庆假期我几乎每天都到人民公园跑步健身，跑毕特意从东大门返家，以便每次都能看一看这纪念碑，并自愿当起“护花使者”，将倾斜或倒地的花圈重新摆正立牢，整理花圈上飘乱卷曲的挽带等饰物，捡拾散落于地的一枝枝鲜花摆齐放好，将倒地散乱的花束花篮收拾起来摆正放稳……
10月5日上午当我又一次在纪念碑前做这“义工”时，忽闻身后一声吆喝：“给我收起来！”回头忽见一名穿啥制服扶着什么车的壮汉，开始以为是警察或城管，于是不客气地大声回应：“收什么呀，多放几天让人看不行吗？”“那些花圈花草篮子乱糟糟的，收走算了嘛！”壮汉坚持要收。
真是碰到“清场”的了。“我这不是已经收拾摆放好了吗？你为什么要收走嘛！？”我执意护卫着不准收，壮汉无奈对随行的女同事嘀咕了一句“假期结束后再来吧”，然后悻悻离去。我静心细细一看，断定只是两个环卫工而已，壮汉所骑之车，其实是一辆装饰得整洁气派的垃圾车，看来确实是专为收走纪念碑前的花束花篮花圈而来。想不到我这位“自愿者”，无意间打了一场“护花”的“保卫战”。
历史的见证
2010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省长蒋巨峰、省政协主席陶武先等与四川省暨成都市各界代表300余人，向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成为川军抗日无名英雄得到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的重要标志。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不是一般的景观雕塑，也不仅仅是四川人的、成都人的，而是属于全民族和全国人民的。近年来，“川军抗战”被赋予了“轻生死重大义”的精神文化内涵，从一个局部展现了中国人民以血与火的抗争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险境的英雄气概。当年川人（包括重庆人）共赴国难反抗侵略的奉献和牺牲，感天地泣鬼神，必将与日月同辉，与青山同在，永远光耀中华史册，成为当代中国伟大复兴与圆梦未来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与鼓舞力量。相信矗立于成都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定会继续向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后来人叙述四川人民昨天的光荣历史，也将会持续见证当代川人为实现明天的梦想而不懈奋进的未来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