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社部牵头、财政部等部委参与的对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调整方案初稿已经草拟完毕并开始征求意见。而这份计划草案一个主要建议是，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根据这样的规定，平均薪酬较高的金融企业高管削减数额最大。（8月25日《财经》杂志）
央企高管离谱的年薪被诟病已久。对此，中央8月18日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部署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并审议了两份有关央企改革的材料：《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这给了公众以很大的希望：无论是高管的年薪还是高管的职务消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一个较好的约束。
近几天，央企高管究竟该拿多少年薪的问题，在媒体和坊间都展开了一些讨论。纠结的问题是，央企高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平调，这部分人，既是干部，是“官”，同时也是企业负责人，也就是“商”。现实问题是，企业靠效益说话，效益好似乎自然应该多发薪酬，但他们又是官员，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政与企如何统筹、或如何能更有效融合的问题。但也基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央企高管，不能享受高行政级别的身份，又享受商业带来的巨大利润。
如果“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的说法确凿无误，对于动辄数百万甚至有的直逼千万元的年薪而言，自然称得上是“割肉”。更可以期待，央企高管们降了年薪，央企的二、三级单位、各管理部门以及相应级别的每一位管理人员，薪酬都会有下调的可能。再辅之以严格的职务消费约束和对八项规定的严格监察，相信我国央企的经营成本必然下降不少。国企利润的上缴，恐怕也会创一个新高。但是，之于央企改革，无论是约束领导人员的高薪，还是深不见底的职务消费，都远远没有触及当下央企改革的核心问题。
笔者认为，央企改革永远绕不开以下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何时破除？当下，发改委反垄断局针对一些外企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这没有问题。但不少媒体也发出了“反垄断不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疑问。显然，对于我国尤其是石油、石化、通讯、铁路、电力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垄断现象，更应该破除垄断。这不仅仅是行业垄断，还有很大的问题是行政垄断——即政府只允许一两家的产品存在于市场中，这样的绝对垄断经营模式，势必会创造超额的垄断利润。而这个利润，即便是不只给高管们发高薪，其职工收入也会超高，会让社会产生不公。
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建立起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早在20年前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明确提出了推动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在行政化、官僚化严重，事事都按官场办事原则来处事的诸多央企，不仅越来越不像企业，反而越来越像是衙门，行政成本高企，似乎也是必然的事。
央企改革的阻力，不比任何一个领域少。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了很强势的利益集团，要改革、打破垄断或建立符合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割他们的肉。因此，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一样都不能少，如其不然，央企必然还是政策保护下的“独立王国”，而高管必然还是“独立王国”中的“王公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