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宜逊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实现“转型升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型增长，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任务。中小民营企业要实现转型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环境。所谓“良好”，并不是要求“优惠”，而是要求“较为公平”，也就是较好地落实“十八大报告”中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进而切实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一、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的基本现状：融资难、融资贵
目前，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金融环境，与“较为公平”尚有明显差距，与“十八大报告”中的要求相比较，则差距更大。目前，中小民营企业是融资市场中的弱者，其融资的基本状况仍然是“融资难、融资贵”。全国如此，浙江亦是。
（一）融资难
中小民营企业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量是与其规模不匹配的。如2013年6月末，浙江省中小民营企业的生产总值占全省的70%以上，税收占60%以上，新增就业占90%以上，但获得的银行贷款仅占39.37%。
2013年上半年，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带队到十余个省市调研后表示，“现在中小企业共有1400万家，大概其中有10%的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这些获得融资的中小企业已经出现‘融资难、融资贵’，而其余90%连银行的大门都进不了，更不用说‘难、贵’的问题。”李子彬会长还于6月17日写信给马凯副总理，“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当下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尤其是紧绷的资金链让众多中小企业的经营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愈发突出”。
据中国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小企业金融市场缺口巨大。以全国中小金融发展先行地区台州为例，截至2012年3月，台州中小企业（含个人经营性）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达46.9%，比全国高约20个百分点，但据调查显示，台州仅有不到20%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全国而言，缺口更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更基本没有，并且这一现状在较长时间内很难改变”。
据浙江省经信委的报告显示：到2010年底，浙江省110万家法人实体企业中，能在银行贷到款的只有10万家左右，90%以上的企业尤其小企业被挡在银行信贷门槛之外。
据笔者2010年在浙江省嘉善县的调查，规模以下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中的银行信贷空白区最大，远远超过农户。2009年末，嘉善县每100家规模以上企业中，有贷款余额的银行账户为171.24个；而在每100户规模以下小企业中只有7.22个，每100户个体经营户中只有4.34个；每100户农户中则有16.2个。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以“4万亿”为契机，大量资金涌向国企，引发了一波“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进一步加剧。由表1可以看出，2007年以前，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8年开始，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并且越来越低，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明显上升、越来越高，两者差距不断扩大。这就印证了贷款、债券进一步向国企倾斜。
由表2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程度，是与企业规模成反比的，即企业规模愈小，融资也愈难。
（二）融资贵
“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12年对浙江企业融资成本的调研显示，当地小额贷款平均利率是20%，大型民企融资成本在10%以上，而央企的融资成本只有5.3%，比大型民企低了将近一半！”（见《改革内参》2013年第二期第49页）
调研印证了上述情况。据杭州市浙江红叶园艺集团公司（大中型民企）反映，该公司获得的贷款，名义利率为6厘4，但是要为银行拉存款，补差贴息3厘，再加上请客送礼等其他费用，实际融资成本高于10%。据人民银行湖州市中支的调研报告：“据统计，2013年4月份湖州市银行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41%，虽低于去年同期1.04个百分点，但加上其他成本支出，银行综合借贷成本一般在10%左右”。
这里的贷款“其他成本支出”，有“银行内费用”和“银行外费用”。“银行内费用”主要是拉存款贴息、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及请客送礼等。“银行外费用”据人民银行长兴县支行调查，主要有担保费2%、抵押土地评估费2‰、抵押房地产评估费2‰、办证费85—550元、审计验资费3‰、公证费2‰、保险费1.5‰等等。
对于贷款余额较小的中小民营企业，则还要加上两笔费用。一是利率上浮幅度大。由于贷款金额小，银行贷款的“单位成本”势必要高一些；特别是由于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健全，数据不完整、准确度低，因此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而，利率上浮幅度必然较大。据笔者2012年9月在杭州市九堡镇的调查，当地主要发放中小企业贷款的5家银行，平均利率分别为7.56%、7.8%、8.2%、10.08%和8.63%，分别上浮26%、30%、37%、68%和44%。二是“资金期限错配”而引致的费用。人民银行台州市中支的一份调研报告称:“由于银行对信贷风险把控能力不足、基层行审批权限上收等因素制约，企业贷款期限被人为缩短，一般以一年以下为主，这与企业实际资金需求不匹配。为解决转贷问题，企业不得不主要求助于民间高息‘过桥贷款’，导致‘筹资——退贷——再贷’怪圈出现，大大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并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根据问卷调查，台州金融机构企业流动性资金贷款续贷比例高达83%，其中以贷款期限错配导致的转贷占绝对主体”。业内专业人士估算，“70%需求求助于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根据台州当前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为2‰/天。”另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支今年二季度对温州企业贷款形势的问卷调查，“资金期限错配”被列为“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的第二位。第一位是“产能过剩”，第三位是“融资成本过高”。
那些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就更高了。据省金融办，2012年全省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为19.16%。这还是名义利率，加上其他费用将肯定超过20%。据人民银行杭州中支，2012年四个季度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分别是25.62%、24.67%、23.96%和24.59%。
（三）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维度
我国目前的融资市场上，各类经济主体的融资能力是与两个维度相关联的。一个维度是所有制状况。经济主体的融资能力与其“公有化程度”成正相关，“公有化程度”越高，融资能力越强，反之亦然。另一个维度是企业经营规模，经济主体的融资能力与其经营规模成正相关，经营规模越大，融资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在这两个维度中，民营中小企业都处于末端，从而势必成为融资市场上的最弱者，“融资难、融资贵”的重灾区。
二、“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成因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全国性问题，从而其主要成因也必然是全局性的，需从全局角度来分析。
（一）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发展
我国目前存在的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就是，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经济体制根源。一些人士说，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这话不错，但是必须看到，在大多数国家，决定企业融资难的只有或基本只有一个维度：企业经营规模。也就是，仅仅存在由于中小企业的财务制度欠健全、“信息不对称”、又缺乏有效抵押物而造成的“融资难”。基本上不存在由于所有制状况而造成的“融资难”。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集中的计划经济，仅存在两种公有制。一是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二是包括了农村人民公社与城镇“大集体”企业的集体所有制。私人商品生产是不允许的。农户家中的极少量“自留地产品”主要是供自己消费，连每个农户允许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长途贩运”则作为犯投机倒把罪，要坐牢。与此相对应，在金融方面，没有证券市场，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金融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银行也只有“一头大象”与“一群小母鸡”。“一头大象”，是无所不包的中国人民银行，它按照“计划性、偿还性、物资保证性”原则主要对国营企业与城镇大集体企业发放“非定额流动资金”贷款。“一群小母鸡”就是遍布各地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它主要为人民公社生产队及农户发放小额贷款。这就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起点”。
改革开放，就是由“集中计划经济”迈向“现代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推进、民营经济也重新恢复并迅猛发展了。我国的改革采取“渐进”方式。35年来，民营经济的地位是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逐步提升的。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说，“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有益补充”。这里，民营经济以“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名义初步地有了“合法性”。两年后，在提出赫赫有名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概念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表述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里，去掉了“劳动者”、“适当发展”等限制词，意味着允许民营经济扩大生产规模、雇佣较多的工人。1992年，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四大报告”中说，“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这是，首次使用了“私营经济”一词，而不仅仅只是“个体经济”，这是一个重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准则下，进行了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与乡镇企业的改制，促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其后，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并且，民营经济不再是“补充”，而是“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必须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民营经济的地位毕竟还是不能与公有制经济等同的，因为毕竟还存在一个大前提：“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2012年，在经历了一轮“国进民退”后的“十八大报告”中，基本上是复述了“十六大报告”。“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当然，也有“积极”的地方，首次提出了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回顾改革历程，民营经济的地位有了巨大的、质的飞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融资方面，“直接的所有制歧视”，如因“非公”而遭拒贷，基本不再存在，至少也是极为少见了。但是另一方面，鉴于“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政策大前提，民营经济不能不“矮”于国有经济一头，“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实践中很难完全做到。目前，“间接的所有制歧视”依然大量存在，不少政策措施与制度安排，本身就是向国有经济倾斜的（从“以公有制为主体”角度看，这也是合理的、必然的）。甚至某些由国务院制定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在贯彻中也往往大打折扣。比如“新36条”（即国发[2010]1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因遭遇“玻璃门”、“弹簧门”而难以完全落实。
“GDP主义”是当前经济体制中的又一个问题。各地政府为追求GDP政绩，势必更多地向大企业倾斜，以及通过扩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加大基础设施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份额，助长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体系有待完善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发生重大飞跃。不但有了庞大且初步完备的银行体系，而且也有了规模相当大的证券市场，有了初步完善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宏观调控。当然，从“现代市场经济”角度来考察，需要纠正、改进之处还甚多，其中包括一些明显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缓解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往往都是与前述经济体制大背景有一定关联的，主要如下。
1、“不对称”货币政策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基本作用是稳定通货，进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货币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判定货币形势及选择调控手段。货币政策像?“绳子”，对于平抑通胀、“拉住”经济过热相当有效，而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加速则效果不显，尤其是从长期看，没有作用。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应当为各类经济主体造就较为公平的环境。改革以来，我国在货币政策运用上，有过极为成功的案例，这就是对1993年高通胀的治理。当时，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并配以其他必要措施，用了3年的时间，使得25%的高通胀“软着陆”，并且使得其后的6—7年内货币保持稳定。近十年来，则实行了“不对称”货币政策，其政策效应明显有利于央企、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企等融资市场上的强势群体，不利于中小民营企业及普通百姓。
“不对称”货币政策的基本特点就是维持很低的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GDP平减指数）。由表1—3可知，在2003～2012年十年中，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为负值的有8年，仅有2009和2012年为正值；一年期贷款基准实际利率为负值的也有5年，即2004、2007、2008、2010和2011年（在1996～2002年7年中，一年期存、贷款的实际利率均为正值）。这种“不对称”货币政策实为剥夺普通百姓及中小民营企业的政策、“劫贫济富“的货币政策。普通老百姓的余钱，通过储蓄，大量变成银行的利润。如2011年，银行从储蓄存款负利率中，就获取了1500亿元左右的收益；也因此，这一年虽则工商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但是银行效益却普遍飙升。同时，银行通过贷款低利率（乃至负利率）向“强势群体”转移收益。在这种格局下，“强势群体”肯定会超量地向银行借贷，进而不但资金宽裕，而且还可以转手放贷。例如，《改革内参》2013年第二期第49页写道：“低廉的融资成本还将为央企创造‘放贷赚钱’的机会。据《经济日报》报道，在市场资金紧缺的2011年，至少有64家上市非金融企业放过贷款，其中90%以上是国企”。而中小民营企业等“弱势群体”则肯定会受到挤压、“边缘化”。在“不对称”货币政策下，当通胀抬头、货币紧缩时，民营中小企业更是遭难，实际上成为通胀成本的承担者。因为，在这种货币政策下，紧缩的手段是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与控制信贷增量，而低利率格局则不但未变，而且往往是负利率进一步扩大。
(见表3)
因而，紧缩对“强势群体”几乎没有影响，对它们来说，货币政策仍然是宽松的。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则就完全不同，它们是压缩信贷的首选对象，每次紧缩，都有大量中小企业被收贷，货币政策是非常“紧”的。它们因此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进而造成民间借贷市场需求激增、利率冲高，日子十分难过。比如，2011年上半年，在信贷紧缩的大背景下，“四大银行”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新增6170亿元，比年初增长了31.7%。而在另一端，据温州市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2011年一季末，企业的营运资金中，银行贷款份额下降4个百分点，民间借贷份额上升4个百分点。总之，实际上，“不对称”货币政策正是促成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2、证券市场不完善，间接地助长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
1990年12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这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式起航。20多年来，我国的证券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沪、深两个主板市场及深圳创业板市场。但是，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不完善的，还不是一个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真正“市场化”的市场。一则，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证券市场要“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服务”的管理方针，迄今尚未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二则，股票市场仅有顶端的主板、二板市场，缺乏广大的基础性市场，而且，上市公司的股票中，尚有相当数量是不能流通的（2012年末为22.2%）。三则，一级市场是封闭的，只有经证监会批准上市后才能向社会发行。四则，债券市场主要为国债及特大型央企服务，一般大中型企业都很难问津，中小企业就更为困难。也因此，证券市场的规模仍然明显偏小。如2011年末，我国企业股票和债券余额，占社会融资存量的26%，而同期，美国占73%，英国占62%。
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都不可能大量地直接从证券市场融资，既不可能大批上市，也不可能大量发债。但是，证券市场不完善，会间接地给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一则，由于证券市场相对“封闭”，直接融资规模偏小，因而，本来应当主要依靠直接融资的大中型企业也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信贷资金势必主要流向大中型企业，民营中小民营企业势必不受银行重视，融资相当困难。二则，由于证券市场是相对“封闭”，不向社会开放，因而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向社会直接融资，在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一些通常做法都成为违法犯罪，“孙大午”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三则，最要命的是，由于股票一级市场是“封闭”的，又缺乏主板市场以下的各种基础性交易市场，因而，风险投资缺乏顺畅的退出渠道，难以充分发展。这就使得民营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受到极大的抑制。
(见表4)
3、银行体系中，小银行的“份额”严重偏少，活力也有待增强
银行贷款仍是我国的融资主渠道。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中，各项贷款占82.4%。可见，当前我国的银行体制是十分强大的。
有的人士在论及中小企业贷款难时，往往强调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硬伤”，即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信息不透明、缺乏有效抵押物，等等。其实，这是在用大公司贷款的标准要求中小企业。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银行经营的利润来自于企业经营利润，银行必须适应企业客户的需要设计金融产品。只要中小企业的资金运用有良好的利润，那么，信贷资金的介入就是安全的、有利可图的。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则主要是银行应当设法找到破解办法、设计出针对性的产品。
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主要得依靠小银行。因为，小银行资金实力弱，无力与大银行竞争大客户，只能与大银行“错位”，主要去为当地的小客户服务。另一方面，小银行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法人银行，在当地有较为深厚的人脉关系，在破解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也就是适合为当地小客户服务。众所周知，在我国目前的银行体系中，不缺少大银行，只缺少小银行。正因为如此，国家的金融决策当局才出台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等。但是，小银行的发展步伐不快，2013年末，全国才开业村镇银行987家，只有县级行政区数量（2853个）的1/3，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同类的小机构（城市信用社）数量最多时曾达到5200家（1994年）。2013年末，村镇银行的贷款余额仅3645亿元，市场份额只有0.51%，即使加上小额贷款公司（7839家）的8191亿元，才占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65%；而1994年，城市信用社的贷款余额占当年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3.07%。在经济比我国发达得多的美国，同类小银行机构（社区银行）有6000家左右，市场份额要比我国大得多。美国2002年，社区银行的存款市场份额达到18.79%。可见，目前我国小银行的数量尤其“份额”，确实是严重不足的。
另一方面，小银行机构的活力也参差不齐，尚欠理想。不少农信机构的经营机制尚未“市场化”，活力不足；村镇银行中也有一些机构活力甚差，难以有“鲶鱼效应”；更有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在规模做大后，市场定位发生“变味”，脱离了小客户。
此外，鉴于现有的银行基本上都是“公有”的，或者是国有控股，或者是地方国有控股，或者实际上由政府掌控，因而潜在的“所有制歧视”残余还多少地存在着。这对于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也是很不利的。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体制”不到位，巨额信贷资金“放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是在改革邮政储蓄体制基础上组建的商业银行，2007年3月正式挂牌。国家对邮储银行的定位是:专营小额贷款的全国性中小企业银行。邮储银行的营业网点遍布城乡，98%在县域及以下，合计超过了3.9万个，居全国银行之首。存款余额仅次于“四大银行”，列全国银行第五。并且，存款增长势头一直不错。如2013年6月末，其浙江分行的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2.36%，高于全省银行机构平均值（11.05%），更高于省内“四大银行”（5.02%）。市场定位也十分良好，忠实地执行了国家的要求。比如，其浙江分行，到2012年6月末止，累计为56万客户提供了1400亿元贷款，户均25万元，低于省内农信机构平均值，也低于省内村镇银行平均值，并且，70%的贷款小于50万元。
邮储银行最大的问题是存贷比太低，以致巨额信贷资金“放空”，不能用于中小企业贷款，如2013年8月末，存款余额为50892亿元，而贷款余额仅9336亿元，存贷比仅18.32%。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存款75%可以用于放贷，也就是最多可放贷3.82万亿元左右，大致上有2.88万亿元“放空”了。这个“放空”数量，相当于同期全国中小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的1/6强；浙江省全部中小企业贷款的1.2倍。这是相当可惜的！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体制不到位”。（1）资本金不足。2012年1月，邮储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50亿元，资本净额1071亿元，相对于其总资产显然严重不足，不可能支撑贷款的快速增长。（2）法人治理结构欠完善。虽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但系国有独资公司，股东只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一家。（3）管理刻板，很欠灵活。不但贷款的流程及管理办法均由总行统一规定，而且审批权限也统得过死，县支行只有5到10万元小额贷款审批权，金额再大一点便要上报市分行、省分行，公司类贷款则一律要报北京总行审批。（4）人力资源管理距离“市场化”较远。员工的竞争上岗、薪酬激励均不完善，薪酬水平又比同业低得多，以致优秀人才难以引入，员工素质也提升缓慢。
三、应当采取的“全局性”对策措施
由于主要成因是“全局性”的，因此主要对策措施也应当是“全局性”的。应当说，中央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重视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发文（国办发[2013]8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八条意见：确保实现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和增量“两个不低于”的目标；加快丰富和创新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方式；着力强化对中小企业的征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积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大力拓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全面营造良好的中小金融发展环境。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也正由于中央的重视，因此，中小企业贷款增长加快。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说，2013年5月末，全国的中小企业贷款达到16万亿元左右，比年初增加1.1万亿元，市场份额达到22.22%，比年初增加0.27个百分点。为加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课题组建议，除了要切实贯彻国办发[2013]87号文件外，还应当遵循“十八大”报告中“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精神与要求，进一步采取下列措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