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
（上接7月20日02版）
2007年经济增长率14.2%，达到新世纪初年的峰值，显示经济处于明显过热和通货膨胀环境下。当时官方政策表述是要防止经济增速过快变成过热，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变成通胀，可以看作是我国特色政策修辞学对当时形势的严肃而委婉的描述。如果经济增速14.2%还不算过热，我国30多年改革时期可能也就没有发生经济过热了。不过政府还是务实实施了遏制过热通胀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至少在逻辑上有可能发展成为对几年经济扩张偏快的阶段性调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外贸带来严重冲击，与国内紧缩周期政策效应相互叠加，对国内经济增长引入较大下行压力。虽然当时也有观点主张利用外部冲击环境顺势力推改革调整，然而实际决策选择是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四万亿计划是一次天然试验，显示在本身具有内在扩张冲动的中国现有体制环境和发展阶段，如果政策上不仅放松管制，甚至还重手刺激经济，会带来怎样令人惊叹的效果。
超常刺激政策在不少方面取得重要成效。首先是推动总需求很快V型回升。其次是有助于稳定当时就业形势。再次是带动投资、消费两个内需轮子加快转动，推动我国工业增加值、资本形成等在2009年前后第一次跃居世界第一，这些指标赶超美国时间或许提早两三年。美国危机与全球经济动荡环境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对全球经济较快复苏做出显著贡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彰显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
不过实施超强刺激政策代价不菲。一是货币信贷扩张过度。刺激高潮阶段政府三个多月连发三份文件改变信贷政策配合刺激计划，执行过程出现信贷大扩张短暂盛宴。2009年信贷增速高达31.7%，超过上世纪90年代初信贷增速，在改革35年间仅次于1984年33.1%增速。2009年广义货币增速28.4%，在改革时期也很罕见。同年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为32.5%，是2002-2012年公布该统计指标时期除2009年外其余九年均值1.76倍。
二是通胀压力加大和资产泡沫化因素加剧。消费物价指数上涨滞后性较明显，该指标到2009年6月反弹并一路增长到2011年7月6.4%。资产价格飙升更引人注目。上证指数从2008年10月1816点急升到2009年7月3582点，IPO重启后受多个大盘股上市打压回落。受土地制度和建造周期制约因而供给弹性更低的房地产承受更大涨价压力，刺激政策推出后不到一年半期间，官方统计全国房价均值竟飙升近50%。
三是推高地方债务率和杠杆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07年底约4.6万亿飙升到2010年底10.9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占GDP比率从2007年底17.3%上升到2010年底27.3%，该占比指标过去几年仍以每年两个百分点速度增长。
四是急速推出的产业振兴计划使此前几年持续高涨后一些行业对产能偏快扩张的调整过程戛然而止。其中既包括像钢铁、电解铝、房地产这类产业政策多年抑制的传统部门，也包括风能、光伏等政策强力支持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目前困难有多方面原因，与刺激药方作用也不无关系。
五是对市场预期产生不利影响。应对危机冲击时政府强调信心具有必要性并有积极意义，不过在早先通胀紧缩调整关键阶段实施超强刺激措施，客观上强化市场广泛存在“政策是跌出来的”“救市”预期。服药不规则有增加机体抗药性风险，救市预期强化不利于产能过剩与过高杠杆行业根据市场原则适时主动调整，不利于确立市场硬预算约束和必要财金纪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失衡调整具有规律性与客观性。虽然外部特殊环境下推出四万亿刺激暂时延缓这一规律发生作用，刺激加剧早先某些失衡因素使得随后调整来得更加紧迫与难以回避。调整进程在上届政府最后两年已开始，直接刺激因素是一度得到遏制的通货膨胀随着大规模刺激计划实施卷土重来。2010年年底，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一次网络媒体互动场合回答网友“为什么到处都在涨价”时说：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并表达政府遏制物价上涨决心。就过度扩张内生调整的常识逻辑而言，这个细节报道从特定角度提供一个具象生动注脚。
2010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停止采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官方政策表述，标志宏调政策全面退出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我国特定形势下，刺激政策带来过度扩张与通胀，退出刺激不同于回到某种平衡状态，而是在客观上意味着不得不对累积失衡格局开始调整。最初调整不仅包括治理通胀措施，还包括对刺激时期政府债务急剧飙升的初步关注，以及对影子银行等表外业务不规范行为初步治理。随着退出措施实施和初步调整政策执行，一些在2003—2008年以及随后四万亿刺激时期扩张最为过度的行业和地区，最先感受到调整政策以及市场纪律压力，钢贸行业、光伏行业等部门这类最初承压部门的典型，鄂尔多斯、温州等地则是最初个别承压地区的典型。虽然采取了初步调整措施，然而当时还来不及也缺少必要条件对调整根源、任务、困难、目标给以必要而深入的反思，调整必要性尚未上升到经济运行特定阶段的宏调方针层面加以认知。当时实施措施具有初步性和某种被动性，通过再度刺激摆脱困境的观点诉求仍有相当影响力。
十八大以后进入到自觉和主动调整阶段，在经济形势和政策内容上演进与展现为我们一开始描述的几个方面特点。新一届领导层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基础上，对经济政策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度以及具体方针进行重新定位，既反应了直面失衡调整规律客观要求的科学务实态度，又为调整进程持续与稳健推进提供了关键的政策保障。虽然面临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多方面困难，目前在利用市场机制力量调整早先宏观失衡方面已取得多方面阶段性成果。一是“挤水分”即调减早先扩张时期带来的虚高产能，二是“去泡沫”即降低早先扩张时期产生的虚高价格，三是“控杠杆”即通过规范监管影子银行及地方债务过度扩张控制金融风险，四是“调预期”即改变政府必然救市预期并重建硬预算约束和宏观财经纪律。
调整好比扎针灸，在关键阶段如何把握扎针深度以求在较好疗效与避免副作用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需要在动态评估形势基础上斟酌选择。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4月25日会议指出：“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坚持现有政策基调，创造良好发展预期和透明宏观政策环境。”同时要“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合理调节流动性水平，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周小川5月10日在一个公开演讲中指出：从目前经济状况看，短期数据还需要观察，不一定真正说明问题。国务院也明确提出，宏观调控要有定力，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现在确实出现一些经济方面变化，但得出结论需要慎重一些。有时候短期的数据出来，可能不一定真正说明问题。央行逆周期调整始终在进行，这种逆周期调整绝大多数是微调。”
从当下情况看，这轮调整正经历向下一个阶段转变。周小川在上述演讲中提到：“政策工具是以迈台阶的方式在调整。”迈台阶与过渡到新阶段有类似含义。存准率、利息率、存贷比等货币金融政策工具变化，将成为调整阶段性变化的关键标志。考虑我国存准率高企是早期宏观失衡机制的标志性遗产，也考虑到逐步稳健降低存准率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放松准入管制这两项金融改革基本任务具有内在联系，估计下调存准率将是调整进入新阶段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的重要看点。出于种种考量，近来央行调节存准率采用针对扶持农业和小微企业的定向方法，不过货币政策毕竟属于总量性政策工具，上述操作应是普遍存准率下降之前的“暖场”。
需讨论的是，即便货币和金融监管当局决定动用降低存准率、利率和存贷比等工具，依据本文分析逻辑这仍应是宏观失衡调整新阶段的政策内涵，而不是通常宏观周期意义上扩张政策，更不是穷尽常规政策手段之后的刺激举措。推进这类政策调整的适当宏观经济环境，应是随着经济增速持续较低位盘整与挤水分去泡沫过程推进，与7.0%—7.5%区间增速相联系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难以支持中性宏观政策环境所要求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增速，届时普遍降准能较好兼顾稳增长和促调整双重目标。央行眼下出手审慎，可看作仍在对现实形势是否满足上述条件斟酌拿捏。
普遍性降准或许是调整新阶段的指标性政策工具，但不应是重回刺激老路的标志，原因在于超高存准率是早先失衡的政策遗产，下调存准率是调整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轮调整需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通过一段时期持续降准给央行自身减杠杆，从而为推进金融改革创造配套条件，同时也使央行从超高存准率退出后轻装上阵，迎接下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到来，并在未来全新内外环境中发挥一个大国央行的应有历史作用。而要通过逐步降准平顺实现央行资产负债表相对或绝对瘦身目标，关键是要避免货币与经济增速过高和通胀卷土重来。坚持远离刺激立场和稳健为先方针，对成功完成本轮调整后续任务具有前提保障作用。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预测未来所必然具有的“知识的冒险”，或可对下一阶段调整轨迹提出一点展望，进一步推测今后两三年可能是这一轮调整最后阶段。如果能坚持目前改革调整方针，在比较平顺实施调整基准假设下，未来一段时期较低经济增速调节将有效缓解长线部门过剩产能压力，房地产行业通过中度调整一定程度化解早先过度扩张积累的泡沫性因素，地方政府过度债务有望得到控制并使其财政状态修复与巩固，市场纪律约束强化与市场出清规则生效将修正政府必然救市的危险预期。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改革措施成效将进一步显现，金融改革全面展开有望给经济运行创造比较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如果把早先时期中国经济面临体改僵局与宏观失衡对增长制约比作困难重围，力推改革好比远处借兵，坚持调整好比就地突围，坚持目前改革调整方针，一段时期以后有望迎来“远方援兵”和“突围队伍”成功会师局面。有理由相信，经过十八大以来改革调整大潮洗礼的中国经济，届时将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展开其进一步追赶和崛起的历史进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