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春泽
大家早上好！衷心感谢大家拨冗来参加这个会，谢谢你们的光临和支持。我也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泛海书院的约稿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与努力，使我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还感谢“网易财经”精心组织了这次读书研讨活动，邀集了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来共同研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个重大命题。这与我写这本《猜想与求证》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这本书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决策思想的总体反思。
选择从“帕累托猜想”切入是同类研究中的独特角度，我是从数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得到的启示。1992年，我曾经给人民日报（内刊）写过一篇题为《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文章。但当时只是感到，在经济学领域里解决计划与市场问题，其难度有如在数学领域里求证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近些年，我又联想到，既然自然科学界把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假设都叫做“猜想”，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把20世纪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大师级社会学与经济学家帕累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假设命名为“帕累托猜想”呢？
顺着这个思路思考，我认为：
首先，帕累托是在1902年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社会主义制度》两卷集中明确提出他的假设的。即：假设一个“社会主义生产部”，由它实行经济计划，并在“理论上” 达到恰好与市场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结果。他自己认为，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
其次，帕累托的假设，在西方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正反两方面激烈的、持续的辩论，辩论双方都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领军人物。正方有：巴罗内（意大利）、泰勒（美国）、兰格（美籍波兰人）；反方有：米赛斯、哈耶克、罗宾斯等。这场大论战后来流传到苏联东欧国家，形成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受到主流经济学派的不间断的批判。
第三，这个著名的假设，难道不需要有个求证的结果吗？
于是，我就以《猜想与求证》为题，想写一本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方式求证的过程与结果。恰好，邓小平1992年的公开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从实践的角度对“帕累托猜想”得出的反证。
本来，我以为，这个命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已经取得了共识，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但直到近日，《社会科学报》刊载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资源配置的两个层次和政府市场的双重作用》。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尽管我个人对这位老经济学家非常尊重，但他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这个命题现在还有展开讨论的必要。下面我结合《猜想与求证》这本书的内容，谈一些看法，向大家请教。
第一，计划和市场，究竟哪个是第一性的？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重新阐明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客观存在的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再高明，如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存在，或不发挥“决定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只能是瞎计划、乱指挥，按某些人的主观意志来对资源误配置。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以60年的昂贵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1990年，我在国家体改委以国外司的名义召开过一个苏联东欧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比较研究的讨论会，请来的大多是长期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线记者、外交官以及长期做有关这些国家经济研究的学者，他们都列举了大量亲历的事实说明，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市场供求与竞争的规律无从表现。苏联有一种面包13戈比一公斤，是列宁时期定的价，面包上打着钢印，几十年如一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埃尔曼教授说，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几年，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计划工作和长远规划远没有苏联那样细致、复杂和重要，中国制定计划的技术也落后于苏联，中国合格的计划统计工作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要少得多，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的应用以及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均无法和苏联相比。可是，苏联这样精深细致的计划工作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导向和决定作用下，经济效果甚差，日用消费却长期短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60年代起递减，直到1990年开创了战后负增长的先河，1991年又一月不如一月。据当时媒体报道，统计公报的经济综合数字“令人目瞪口呆，没有一个光明点”。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混乱，经济、民族、社会、政治四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整个社会频临“爆炸性的边缘”。1990年4月20日，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人生活得好与有人生活得糟的问题，而是真正威胁到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行了60年精细计划经济的苏联解体前夕的形势。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有位中央领导人问：“苏联的渐进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我想，答案应当是：没有明确地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改革目标。苏联从1957年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改革，动因都是从直观上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决策权力过分集中，因此，改革几乎都是从行政性分权入手，赫鲁晓夫是把部门行政分权改为地区行政分权，结果是没有去除弊病，反而加剧了地方主义，增加了混乱。从1965年开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长达18年的改革，也是在不触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加强企业的物质刺激。但占工农业总产值80~90%的产品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95%以上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83%的企业利润由国家直接或间接分配。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要求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只是徒具形式的一句空话，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对“市场社会主义”开展不间断的批判。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尽管他在政治上搞了很多开放，但在经济上对“市场经济”却依然讳莫如深，他强调“计划仍是配置资源的主要的、基础的方式”。1985年我在美国参加戈尔巴乔夫执政一年的苏联经济研讨会，当时，美国著名的东欧经济专家休·一特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嘴巴’开始，中国是解决‘吃饭’问题，苏联是解决‘说话’问题。我看，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赶不上年老的邓小平。苏联人的‘嘴巴’可以随便说话了，但填不饱肚子，这样的改革能持久吗？”果然，他言中了。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实行排斥市场经济的僵化体制，经济走下坡路，人民没有丰盛的盘中餐，“填不饱肚子”，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1999年，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苦果，也有精神上的苦果。”当前的乌克兰问题，从深层次来说，也还是那时留下的苦果。
第二，苏联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唯一的选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流经济学界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个教条使我们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奉为经典。这是“市场经济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顶礼膜拜的理论认识根源。正是“市场经济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的顶礼膜拜，阻碍着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明确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才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自195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始终在行政性分权的怪圈中转悠，一直不能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然也就没有源于竞争、创新的经济效率。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已经逐步地局部地突破了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直到1990年代，“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框框仍然禁锢着不少人的头脑，意识形态领域的“姓社”与“姓资”争论不断，干扰着改革实践的进展。
我个人也有个思想解放的过程（见《猜想与求证》后记）。1990年，当我接受领导交办的任务，写一个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材料时，我就考虑，怎样有说服力地消除市场经济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的顶礼膜拜。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政治性争论“软化”、“轻化”，把它还原为只不过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那个材料经体改委作为“绝密件”上报后“通了天”，获得了肯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这本书是那个材料的深化与扩展。可以说，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消除“市场经济恐惧症”，同时，所展现的历史事实也能雄辩地消除对计划经济的理论误解。
第一篇，讲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消除商品、货币、市场，全社会是一个大工厂，人们在自由人联合体里按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的预言，与当时的生产力有关。他们逝世后，技术革命浪潮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我在本书后记中对此略有思考。我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地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第二篇，讲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实践，不断地修正自己原先的认识，不断地变动经济体制。到后来，他自己终于说 “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认识到商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链条的“中心环节”，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他大胆地提出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断地根据新经验深化和扩展“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列宁在逝世前甚至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新经济政策”之“新”就“新”在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新”在强调利用市场机制，“新”在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并要求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新”在尽可能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它第一次在实践中造就了一个重视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果沿着列宁这样的的思想路线走下去，苏联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模式。可惜，由于列宁的早逝，他的探索成果被斯大林完全抛弃了。
第三篇，讲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党内发生了关于继续执行还是终止“新经济政策”的激烈争辩。如果当时是布哈林的理论政策主张占了上风，新经济政策继续执行，就有可能发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布哈林早期因反对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加入“左派共产主义者”行列，著有《共产主义ABC》和《过渡时期经济》，这都是他早期的“左”倾观点，我们党内老一辈的革命家、理论家是从这些著作了解他的。对他后来的主张并不了解。实际上，布哈林是共产党领导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列宁曾称赞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新经济政策有很高的悟性。他非常清楚地阐明了通过市场道路、通过工农业同时繁荣来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反对派曾经给他扣过一顶帽子，就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新经济政策分子”。斯大林曾经倚仗布哈林的理论打败了托洛斯基的极“左”反对派，当时，斯大林在与托洛斯基争论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胜利时，曾经正确地说“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条件就是执行新经济政策”。但后来在联共党内第二场斗争中，斯大林却拾起托洛斯基的观点，批判布哈林，压制和封锁了他的意见，没有把他的政策主张交给中央委员会集体讨论，只武断地把“阶级斗争熄灭论”、“花纱布社会主义”等帽子强加于他，把他清除出党，最后甚至罗织罪名把他枪毙了。现在，我们再看看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论述，他讲得何其正确！如果那时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允许不同意见发表，允许对不同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主张展开充分讨论，允许布哈林的意见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经过实践检验再统一思想，作出决策，苏联的命运也许会被完全改写了。斯大林处决了布哈林以后，大权独揽，钦定《联共（布）党史教程》，把“新经济政策”定调为暂时的退却，条件具备时再“进攻”，随后在1929年强力推行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块。从此，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法的样板。我在书中第三篇的述评结论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弯路。
第四篇、第五篇是反思中国走过来的路。毛泽东从正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到长期以“左”的指导思想变革生产关系，我在述评中简单总结了几点主要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从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到破解计划与市场的世纪难题，我给予了充分的的肯定。书中我着重记述的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传统观念逐个突破的那瞬间发生的故事。读者可以看到，好不容易突破了一点，但还有反复、还有新的局限性。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是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反反复复做了多少工作啊！走出这一步已经非常艰难，可是，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市场经济，更何况人们对这一提法可以各取所需，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强调“商品经济”，以至后来还是争论不断。分歧的总根源还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有盲区。1992年，邓小平公开明确地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才确定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模式。自那以后，我们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增强，都是不争的事实，但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要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死死地捆绑在一起，仍然把市场关在计划的笼子里。其实，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点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它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
第三，加深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认识和深入研究。
关于市场经济的效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有生动的描述，说资产阶级在它统治不到100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全部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也熟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中的结论：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频繁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的萧条景况令人毛骨悚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主要来源于此。正是这场大危机促使了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我在本书后记中提到了当时的情景。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是深刻的。各国生产倒退几十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人口由1000万增加到4500万，其中，美国的失业人口由150万增加到1300万，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5%。“大萧条”的时间跨5个年度。“大萧条”导致货币体系崩溃，美国银行全面瘫痪，这在危机史上是第一次。由此，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中“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受到挑战。当时，英国保守党的丘吉尔政府仍然坚持传统经济理念，而美国共和党的胡佛政府则无所作为，被称为“袖手旁观”的政府。这时，纽约州长、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挺身而出，发表演说，许诺将实行包括复兴、救济、改革的“新政”以挽救国家。他说：“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实验。”随后，他在就职演说中更坚定地鼓舞士气，说“大可不必害怕坦诚面对我们国家今日所处的情况”，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充满信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建立起国家广泛参与的新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转型的时代”。
转型后的现代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就是加入了政府“有形之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或称调节（Coordinate），他们不说“调控”（Control）,政府只在“市场失灵”的场合下发挥作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的边界怎样合适，也是西方经济学领域永恒的争论主题。随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了。
我们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作用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内在各环节有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体系，它要以行为主体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行为主体的行为要以法律为准绳，要以金融监管为保证，要有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为安全阀，要有合理的税制既鼓励劳动和创新，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要倡导公益基金会为依托的捐助文化，关注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引导社会财富的良性循环，等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也是逐渐修补、逐渐完备的。毕竟，这种转型有半个多世纪了，积累了经验，我们要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开展比较研究，进一步突破一些僵化的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化改革，逐步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化建设尽快地完善起来。
上面，我讲了讲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和书的大体内容，以及刚刚读到那位老经济学家的文章之后的感想。一句话，改革正未有穷期，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还没有终止。这个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劈风斩浪，扬帆前进。
（本文是作者6月14日在其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上的致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