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的变革由于信息化的入侵，侵入到各个领域，所有的东西都变了——银行变成了网络银行，金融是网络金融，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变了。
■ 胡启恒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谈到社会变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纬度，那就是人的变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叫做信息时代都可以，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人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我们中国人已经变化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理性的研究和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变革的角度来更加系统地、理性地把它研究一下，把这些问题更深化，让公众更知道一些，我觉得可能会加快人的素质的改变和提升，以便使得我们整个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的速度更快地提高。我觉得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举出来。由于我们的头脑落后，特别是有些制定政策的决策者，制定规则的有些人他们的头脑落后，而使得我们的信息化常常是事倍功半。比如说我们的政府信息化叫一政府，拿一个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个政府的信息化水平呢？政务中间的所有项目、数据和内容，到底有多少实现了数字化？一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几乎是接近百分之百，全都数字化了。但是你要讲效率的话，人减少了吗？部门减少了吗？信息的流程缩短了吗？直接送达执行，从决策到执行中间的这个过程，这个复杂程度简化了吗？这些问题一问就知道了，我们的政府信息化很多是花架子。都数字化了，但是保持着原来所有的流程不变，每一个部门的主政者都认为保持不变对他是最有利的。
由于信息技术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就使得利他和利己，有的时候界限开始模糊。比如说，现在IBM、微软开始把他们一些核心的、多年来以垄断来霸占信息领域的技术、软件有选择的公开，把源程序公开，希望大家在它的平台上去开发新的东西。像IBM和微软这样一些大的企业愿意这样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忽然变成了救世主了？要讲利他？利己主义变成利他主义了？我想不是的。因为它要不这样做的话，就变得落后了。它的平台大家不知道，它的软件它不公开，别人会在新的基础上在公开软件上发展更多的东西，它被别人超过了，所以利己和利他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有些模糊了。
我常常感慨淘宝——我很喜欢淘宝，不止买东西方便，而且我觉得淘宝网正在解决中国一个最不容易解决、非常难解决的纠结问题，就是我们从上到下对诚信的重视。我们跟那些发达国家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些发达国家，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世界，他们的老百姓对诚信的认识是从几百年前。当纽约还是一个小小渔村的时候，它就开始有这个公众参与评判——渔民打了架它就开始弄了一个元老会，大家请德尊望重的人来裁断对错，这就是参与。后来发展成它们的议会，就是群众参与。在参与中，每个人自然而然地有一个公平，就是社会需要公平的，可是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种体验。另外就是信贷。在它们农村的小地，我去买一个棒棒糖，我今天没钱可以赊账，赊账久了以后，慢慢地就形成了它们的信贷制度。信用的值钱程度比他的银行卡还要值钱，如果他的信誉记录有了污点的话，他在那个社会就寸步难行——他要买房贷不到款，他要买车贷不到款。如果他水费、电话费忘交了，他可能就贷不到钱。我们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不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跟它们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迎头赶上了信息时代，怎么办呢？我们要补上这一课。当然淘宝网是一个代表，是典型的。有一次买一件东西出了错，我就给那个商家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大概隔了两个礼拜，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就是卖给你那个错的东西的，我愿意给你退货，你退过来，我给你重新发一个。我说我已经把那个送给别人了，因为那件衣服我不能穿了。他说那我太抱歉了，我一定改，你能不能把你的差评改成好评？我说你那么认真，那么重视你的诚信记录，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我就把他的差评改成了好评。
后来又有一个商家跟我打交道的时候，他说反正现在淘宝网上的制度都是有利于买家的，对于我们总是吃亏。其实我后来想一想，这个也许是淘宝网值得改进。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恐怕这个体验还不完全正确，因为淘宝网一边卖东西，一边积累商家的信誉，同时也积累买主的信誉。比如说，我有很多年在网上买东西，积累起来。我觉得现在淘宝网需要注意的是，它可能比较多地注意你买了多少钱的东西。比如说我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东西，很多年你一直在那里买东西，你的级别就提高了。但是这里面可能还应该加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如果有商家投诉，你是故意跟他捣乱。比如我拿到一个本来是好的产品，我故意弄坏了，去欺负这个商家，如果有这样的记录，不管你买了多少东西，你的级别立刻就掉到零了。如果有这样的，就变成一个双向的，大家都重视诚信记录。我是买家，要积累我的诚信记录。他是卖家，要积累他的诚信记录。这是一个案例，不是说大家一定都要去淘宝网买东西。但是我认为，确实在信息社会里，可以用信息社会的手段和基础设施。技术发展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些手段，让我们能够把利己和利他在某些地方可以一致起来——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我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事情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下一些功夫，引导我们的决策者，政策的制定者。比如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账号，我们企业的代号，企业在数字化领域的代号，在工商管理总局和海关系统是两套。企业从事外贸要有进口的，有两个表，在工商管理总局的表上是这个，在海关那个表上是那个，中间要有一个翻译。工商管理总局说我是你诞生的见证者，你这个企业要想成为一个企业必须在我这儿登记，所以我有权给你发这个出生证。你的出生证就应该由我定，这是我的控制，是我的领地，我不能把这个领地随便让给别人，我也不需要跟别人共享，这是我的，绝对不改。海关有他自己的道理，海关的体系也不能改，这么多年了。大概十多年前我听说这个问题，最近我得知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
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觉得是属于社会变革当中跟人有关的纬度。互联网的平等、自由、积极的参与，我觉得这些精神应该大力的提倡，并且进行一些理性的研究，使得一个信息时代的理性的经济人，或者一个信息时代的理性的政府，它就应该不是小肚鸡肠的那种人。比如说，美国信息都公开，看起来是非常大度，实际上对美国的利益是最大化。如果你说我们中国人常常有那种想法，讲信息公开的话，最好是你的信息我能看，我的信息不让你看，如果能实现这个对我最有利。实际上这是错的。他的信息让你看，你就给了他很多机会，你的信息别人看不了，别人就没法给你机会。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而我们国家的变革滞后，我觉得跟我们的电信基础设施、宽带基础设施超常发展，很快进入一个先进的行列，跟这个比起来，我觉得我们是最落后的，最难以解决的是人的思维的改变，扯了社会变革的后腿。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研究会要研究社会变革的话，不能少了这个纬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