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在经历了36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阶段。完成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能赢得新一轮的经济持续增长,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各方面矛盾凸显,将延缓现代化进程。这是当前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集中考验。在这个艰难的爬坡阶段,政府千万不能弱化自己的功能,而是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要通过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尽快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一、实现稳增长目标关键在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改革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的,直接导致了目前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
我国的投资率从“六五”时期的年均33.9%一路攀升到“十一五”时期的47.1%,提高了13.2个百分点。同期最终消费率则从66.4%不断下降到48.7%,降低了17.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从51.8%降为35.4%,降低了16.4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出了问题,决定和影响着经济全局,靠其他措施是无法补救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时曾经指出,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的演变,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个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北欧社会民主党执政,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中得到启示,通过发展福利社会和加强对经济的预测调控,扩大了居民消费需求,并按照对市场需求的预测,调控投资规模,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矛盾逐步缓解。现在则走到了反面,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国民经济呈现出供给不足、需求过大的态势,欧债危机就是其集中表现。反观我国,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的难题,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突出任务。
物质消耗的高增长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是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1978—2012年的34年间,我国年能源消费总量由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6.2亿吨,增长5.3倍,年均增长8.0%,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0.82;钢材产量由2208万吨增加到95318万吨,增长42倍,年均增长17.0%,钢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74;原铝产量由29.6万吨增加到1986万吨,增长67.1倍,年均增长19.2%,原铝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96;水泥产量由6524万吨增加到22.1亿吨,增长33.9倍,年均增长15.8%,水泥消费弹性系数高达1.6。
随着能源、原材料消费的大幅度增长,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大幅度增长。2012年,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11.7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达1029.3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2.9亿吨,工业废水排放量221.6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2423.7万吨,氨氮排放量253.6万吨。由于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排放的增长速度,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去年冬季以来,华北、华东地区连续出现大面积严重雾霾天气,说明大气污染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河流、湖泊、海洋被污染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诸多难题,释放经济发展新的潜力,克服经济下行的压力,引导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
一是要扩大居民消费。如果经过三、五年的大幅度调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到接近“六五”时期的水平,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每年将有9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目前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即可提高40%以上。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调控目标,就将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最好的贯彻落实。要继续把改善居民住、行条件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这两个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级的商品,是其他任何商品无法替代的。要扩大公共服务,改变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的状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化解过剩产能,逐步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去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已达46%,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应当看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6%。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50%。如果经过五到十年的努力,将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提高14个百分点,就能新增1.1亿个就业岗位。这不仅能满足居民多层次的服务需求,降低企业的流通成本,而且能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一年多来,“营改增”的试点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应加快在全国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只要改革到位,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必将在未来十年内出现一个持续的井喷式的增长,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三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继续鼓励企业、科研单位、大学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带动产业升级,逐步提升我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推动我国工业产品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目前,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已占GDP的2%,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已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0%以上,民营企业创造的技术专利已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67%,在国内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已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再有两三年也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形势非常令人鼓舞。目前,国有企业和大学的科技研发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要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大学的科研体制,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使国有企业和大学成为创造技术专利的重要基地。深圳市由于形成了鼓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和社会环境,培育了一批创新型企业,每年创造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7%。各个城市应当向深圳学习,特别是那些科技资源远远优于深圳的城市,更应抓紧建立创新激励机制,把13亿人中的创新潜能激发出来,形成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推动力。
四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农村人口尚有6.4亿人,农业劳动力尚有2.6亿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为土地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流转,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体制条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整洁农村行动。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将释放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发展潜力,使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二、选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选准重点,集中力量予以突破,才能在有效克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按照国家城镇化规划要求,我国城镇化将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同步推进。一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群。目前这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5、1.7、1.3万亿美元,再经过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均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大都市群即纽约都市群和东京都市群各两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三大都市群将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对全球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周边的地级市为节点的次区域城市群,在带动省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是以新型农村社区、小城镇、县城关镇为依托,形成就地城镇化的格局。在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在原地居住或适当集中,大部分在第二、三产业从业,农业实现了现代化、集约化经营。这三种类型的城镇化,都需要用高铁、高速公路把大大小小的城镇联结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这就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TOD”模式,即交通引导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的抓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好“三个一个亿”:东部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一个亿,中西部再吸纳一亿农民工进城,加快改造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解决一亿人住房困难。通过三个层面的城市化,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到2030年使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城乡人口结构才会基本稳定下来。在此之前的十七年,由于城市化的强大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都属于快速增长期,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都是在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之后经济增速才明显下降,我们也应当能够做到。在2030年之前,经济增速达到8%左右,是完全有条件的。
——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向污染宣战,表达了国务院治理污染的决心。关键是要建立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制度,培育环保市场。为此需要破除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推进环境保护妨碍经济发展。环保产业提供的产品是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他们作为共享性的公共产品,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应当建立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值补偿机制,使投资环保产业照样能够盈利,把扩大这些产品的供给作为当前发展的重要内容。二是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说什么伦敦的雾霾治理用了五十年,言外之意是我们也不必着急。这是没有看到我们具有后发优势,目前治理污染的技术是现成的,绝大部分设备国内都能制造,唯一缺的就是机制。只要措施到位,用三、五年时间取得明显成效是完全可能的。三是误以为煤电成本低。我国原煤消费量2012年已达36.5亿吨,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67.1%,这是大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在煤电成本中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和健康医疗成本计算进去,如果计入,煤电成本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成本不相上下。如果说过去我们把煤电价格定的低一些,有利于加快发展,现在推广煤炭清洁燃烧技术既已十分急迫,也具备了对较高煤电价格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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