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上接01版）
——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铁是国人的骄傲。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分布不平衡。发展高铁，最适合国情，被称为绿色运输方式。加快高铁建设，尽快形成高铁网络，将使国民经济跨上一个新台阶，对促进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铁路作为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其投资具有长期稳定回报的特点，应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建立适合铁路特点的长期融资机制。要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行长期建设债券，允许将沿线土地商业开发与投资偿还结合起来。拥有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应当建设地铁。我国有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42个，绝大部分尚无地铁。加快高铁、地铁建设，对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扩大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养老院、幼儿园、停车场等供给严重不足，群众反映强烈，成为公共服务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应推行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尽快满足需要。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各级政府应当把解决好这些问题作为整改的重要内容。
——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发展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汽车工业发展道路，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在这方面，我国同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已经拥有较好的基础，应当重点扶持，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以各种高性能有机合成材料代替金属材料，能够节约能源50%以上，具有广阔前景，应大力鼓励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
——对有条件在国内生产的大宗进口物资实施以产顶进。目前我国每年进口石油化工产品2000亿美元以上，进口各类芯片2000亿美元，进口大豆5000多万吨。去年仅进口对二甲苯（PX）700吨，占国内需要量的62%。日本、韩国生产的PX,80%对华出口。由于国内多年没有新建PX项目，进口量不断增加，国外供货商趁机抬价，在青岛设立拍卖市场，每月提价一次，整个石化产业链的利润向PX环节集中。对此，我们应果断决策，选择荒岛集中建设亿吨级的石化基地，一举解决PX短缺问题，同时加大对进口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的研发和国内投资力度，夺回国内市场。针对进口芯片，应组织国内科研、生产、使用单位联合攻关，建立产业联盟，研究成果共享。要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茶油树种植，增加木本油料供应。积极到国外建立棕榈、橄榄、大豆等油料生产基地，满足国内不断增加的需求。对于这些现成的内需市场，不能拱手相让，应想办法挤占。
——积极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不同发展时期，应选择不同区域作为经济增长极，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淮河经济带是目前最有条件成为新的增长极的地区。这一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富集、人口稠密，由于雨季过度集中，至今仍遭受着洪涝、干旱交替发生的困扰，是豫皖苏三省发展的洼地。过去几十年淮河治理以防汛为主，现在需要调整思路，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根治。应抓紧制定淮河经济带的整体规划，做到汛期蓄水、常年用水、科学调度，实现洪水资源化。要建成千公里河川式水库，万吨轮可从滨海行至蚌埠，万吨级船队可行至息县、周口。建成绿色食品基地、新型原材料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黄金旅游线，使之成为我国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和第四增长极，成为新时期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
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纵观二战后的世界历史，多数国家失败了，只有少数国家成功了。靠引进资金、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和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把人均GDP搞到5000美元左右，容易做到。但是，要攀上人均1.2万美元的台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转换，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城乡均衡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日本、韩国同巴西、墨西哥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50美元，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艰难爬坡阶段。近一年多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是结构转换难度加大的反映。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尤其需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能否发挥好政府作用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分水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让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在各个部门之间，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按照社会需求的比例在各个部门间分配社会劳动，从而实现各部门供求的大体平衡。在一个部门内部，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实现企业间的优胜劣汰。政府充当游戏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要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在实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战略中，政府要制定明确的导向政策，包括鼓励类、限制类的政策。在市场准入政策上，要制定负面清单，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在要不要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如何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东亚国家实行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不同模式，这也成为东亚一些国家能够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许多拉美国家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我国在30多年改革发展中，一方面不断扩大市场的作用，一方面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创造了经济奇迹。我国与拉美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以致有国外经济学家把两种经济现象概括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自由经济学派对市场作用的过度推崇和对政府作用的过度批判，已经误导了不少国家政府。作为自由经济学派发源地的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对美国银行和房利美、房地美实施救助措施，美联储连续几年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刺激企业投资和经济复苏，向国外转嫁危机，说明美国政府压根不信自由经济学派的那一套理论忽悠。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不仅不能使政府去功能化，而且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经济实施必要的刺激措施，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积极的褒义词。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者，应当支持政府推出刺激经济的措施，而不能随意指责。
三大调控杠杆要围绕促进转型升级形成调控合力。计划、财税、金融三大杠杆，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三者之间既相制衡，又相协调，形成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面对转型升级的任务，计划部门应制定转型升级的目标、重点、要求；财税部门应运用减税、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措施，引导信贷和社会资金投向；金融部门应运用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点贷、重点建设债券等措施，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规划和财税政策引导的方向。特别是在目前通胀压力小的情况下，金融调控政策应适时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变到以结构调控为主，运用强大的金融力量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要从选择型转变为功能型。长期以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往往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这种选择型的政策的好处是，有利于少数产业的非均衡发展，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往往造成顾此失彼，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带来新的结构失衡。应当尽可能避免推出选择型的产业政策，代之以功能型的政策。即对符合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经济活动，不管属于哪个行业、哪类企业，都要给予鼓励，而对不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经济活动，一律采取惩罚性政策。比如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等，是转型升级鼓励的方向，对于所有行业、企业和生产、消费，凡是符合这些要求的，都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以惩罚。制定功能型产业政策，比之选择型政策，对于推动转型升级，将能发挥更大的成效。
适时选定并实施带动能力强的国家重大工程。集中力量建设国家重大工程，带动经济、科技发展，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提出和实施了带动全球科技、军工发展重大工程。如曼哈顿工程带动了核弹、核电的发展；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航天航空产业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工程带动了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实施的新能源计划、出口倍增计划、再工业化计划等，对未来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和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青藏铁路工程以及正在实施的大飞机项目等，也都具有重大带动意义。当前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应当选择和实施对全局具有带动意义的重大工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工程、生物基因工程、新能源工程、根治淮河工程等，举全国之力攻克技术难关，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经济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必将产生重大带动作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