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家赫拉克拉特斯指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革，它创造不确定性。
■ 斯蒂法诺·米科西 前欧盟委员会工业署署长
在我的发言当中，我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视角，介绍一下成熟经济体下的变革和风险管理，以及成熟经济体是怎样进行风险管理和开展变革的。我讲的这些经验不是来自于新兴经济体，而是来自成熟经济体的。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拉特斯（Heraclitus）指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革，它创造不确定性。最近几年变革的速度大为增加，当然随着变革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不管是做出政策还是经济的决定，各个国家都是就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一种“打赌”，是基于它们对风险成本的评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有不断的技术发展，同时有一些外围冲击会影响到他们。社会机制反映了政策的偏好，成熟社会将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介绍三个有关政策机制和政策选择的例子，它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结果。
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机制
全球化以及技术给劳动力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尤其是在欧洲。实际上，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劳动力市场突然变成了一体化的市场，同等技能的公司出现了融合。各个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比较优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多的繁荣。同时，没有技能以及中等技能人士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无技能及中等技能人士，技术替代了很多常规的工作，比如说重复的工作。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的工资差异很大。
失业率在全欧洲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国家可分成五个类别，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探究它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在Anglo—Saxon地区的国家，他们有比较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就业还是比较平稳的。2008年和2013年之间出现了什么状况呢？在Anglo—Saxon可以看到就业率出现了上升，工资下降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欧洲大陆的这些国家，还有北欧的一些国家，它们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它们失业率上升比较小，实际增长比较高，生产率提升比较低。大家看到Anglo—Saxon国家的反弹更快，像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边缘的国家，包括法国现在也有点像南部的欧洲国家了。这些国家失业率上升，生产率上升幅度很小，工资增长很低，GDP增长率很低。第五类的这些国家是-1.5的增长，2013年的回升也是非常缓慢的。
Anglo—Saxon国家就是美国的模式。大家看到它们出现了比较大的经济反弹，它们并没有太多的社会保障和保护，它们不太在乎，它们的社会体系就是这样。但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像德国是用新模式应对外来冲击，德国的模式是基于在危机的时候进行一种共识，对工资进行调整。工资谈判也变得更加分权下放，而且它们也更多适应低技能就业。它们创造了一些零碎的工作，比如一个月你领到500—600欧元，工作时间也比较短的“小工作”，但你还是就业的，并不是失业的，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通过一些补贴提高你的生活水平。
我们还有一个灵活保障的模型，人们可以有相应的自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公共安全网中，他们需要得到就业再培训获得相应的工作。这里我所介绍的灵活保障模式是在德国的改革中所推动的。我们看一下补贴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行为，比如像丹麦、比利时、瑞典这样的一些国家，它们花了很多的钱，使得人们辞职，离开工作，再进行培训，再找到新工作。但其他的一些国家没有这种支持。基本上其他国家提供的再就业支持只占1%的GDP，它对于生产力和GDP的影响，还是比较好的一种影响，尤其北欧国家这种模式，寻找了一个比较低的工资的模式。北欧和德国这样一些国家体系保护性还是比较强的。
雷曼兄弟破产后欧元区如何应对金融冲击
欧元区有单一货币币种，但各国有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当然你具体能做什么，比如说你的公共部门的赤字不能够高于什么样的数字，这是有一个相应的监管。如果你现在的公共债务非常高，你一定要能够降低到60%GDP的水平。欧洲央行在《里斯本协议》中的唯一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性，它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或危机管理权利。央行应该是来解决流动性和风险的问题，但欧洲央行却没有，它只有价格稳定性的权利，没有对银行行为进行监管的权利。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里斯本协议》的条款，为了避免一个国家伤害其他国家，这里面提到了对于主权债务并不能进行救助的规定，成员国之间不能进行相应的转移支付，以避免经济体中的周期波动。这个体系并不能应对所谓的周期波动。
后来出现了所谓的妥协，这个妥协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德国得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实际的汇率，同时，它也获得了欧元区的开放，可将它的产品出口到欧元区国家。只有瑞典和英国实际汇率和德国处在同等水平，因为它们能够对汇率进行变化。但其他的一些国家，在整个欧元状况下，它们的汇率的确都是上升的。德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了它的汇率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南部欧洲国家，它们得到了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们得到了一些比较松驰的金融监管，比如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地，欧洲银行当时提供了向周边国家大量的借贷。这些边远国家可以看到欧元区的利率和利差，比如十年的政府债券。在整个欧元区中由于危机的产生，所有的溢价都消失了。因此，通货膨胀在没有风险的时候，利率处在很低的水平，这些地方出现了大幅度的借贷的膨胀，有时候突然达到了5—6%的GDP水平。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关注它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市场中，后来开始出现了一些猜测，整个风险的溢价又产生了，大家开始忧虑整个体系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利差又出现了变化。当然，德国的汇率下降，还有周边国家信贷非常宽松造成的经常账户的状况。德国经常账户现在的盈余大概是7%的GDP，它是欧元区中最大的一块，现在经常账户的盈余在很多国家也产生了，其他国家是经常账户的赤字。突然2010年就出现了希腊危机，希腊欺骗了别国，它在说谎，尤其在公共债务这块。同时，它违反了没有救助的条款，所以，市场认为主权债务是危险的。这个体系也没有一个相应的机制来确保相应的主权债务能够得到有序的处理，尤其是在出现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当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没有一种机制能够给主权债务市场提供相应流动性的支持。所以，欧洲央行没有办法，只能进行干预，提供一些相应的流动性。欧洲央行的目标就被突破了，边缘国家的状况也出现了很大的恶化。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政策的响应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地方，欧洲央行不得不进行干预，它们提供了相应的最后救济的流动性支持。当然，这些核心的国家并不喜欢这样，比如德国公众非常不满意，但这已经发生了。欧洲央行后来宣布，它们不得不做任何所需要的事情来拯救欧元，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体系。当时它们还提出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常设欧元稳定机制，通过欧元稳定机制能够给成员国提供相应的官方融资的支持。同时，通过新的一些法律确保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不再发生，通过一些法律的权利进行联合监管和监督。
我们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呢？
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整个体系还是非常松驰，尤其在风险共担这块，在整个主权债务的风险共担方面。所以，我们希望银行的评级是能够独立于主权评级，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所谓的银行联合会，通过这个联合会对银行进行相应的监管，这样银行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会进行相应的主权救助。这个体系杠杆率非常高，但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财政支持，各个国家之间没有信任，德国人并不愿意为意大利人冒险买单，所以，这个体系已经找到了一些稳定性，但是这个体系还是非常脆弱，我们也不确定这个体系是否帮我们实现了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新的冲击在未来是否会到来，所以，这是一个并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的第三个例子，在欧洲我们非常关注相应的不确定性。我们十分关注空气质量和环境，希望在这方面花很多钱。在能源方面，石油价格还会继续攀升，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气候和能源政策包。在欧盟的政策包中，我们提到了2020年将会实现很好的目标，温室气体排放相比1990年的水平减排20%，引入新的排放交易体系，在欧洲排放交易体系是一个典范，但目前的状态不是很好。
另一个是可再生能源在整个终端能源的消耗中要占据20%，也就是说新能源、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这些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概是传统能源2—3倍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石油天然气价格还会持续上升。另一个目标是在能源效率方面提高20%。我们推出了一个市场开放的政策包，希望能够建立欧盟的天然气和电的统一市场来降低能源价格，目前一些大型石油和电力公司在本国市场垄断的，他们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我们目前做得怎么样，我们实现了一些目标。我们的温室气体到2012年已经降低了18%，到2020年能够降低32%和24%，这个目标没有问题。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在2012年达到13%的水平，在2020年达到21%或者24%，会实现之前的政策目标。能源强度在2012年降低24%，这是对整个经济来说，在工业碳强度从1995年—2012年降低了28%，所以，基本上这些政策的目标都出现了。页岩气带来了很大的革命，石油价格大家不期望它会上升了，因为在110—130美元每桶左右。天然气之前是一个区域性市场，而不是全球性市场。实际上在Anglo—Saxon的国家供给和需求不断的调整，欧洲和亚洲这块也有一些天然气市场，更多的是签署了一些长期的合约和市场的安排，对它们的价格产生了一些影响。很多天然气都是与石油挂钩的活动，现在使得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地位还保持现状。
我们看一下页岩气对天然气价格的冲击。欧洲和日本比较，某些情况下天然气价格高于美国天然气价格的7倍。根据国家能源署的预测，2020年各国的差异将会继续存在。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使得我们的电力比美国要贵两到三倍。现在我们的电力有关住户的法案，30%额外的成本是由于有这些可再生绿色能源的。对工业来说8%的额外成本也是来自于对可再生绿色能源的要求，能源价格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价格会比较高。总体上欧盟政策对于能源价格的影响，2009年欧洲还是离美国很远的。中国还有很高的能效潜力，所以，中国在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潜力未来提高能效。
高能源价格在一些国家会持续20年，能效价格的提高已经没有办法抵消价格的提升了。相对价格的改变将会使得我们将这些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迁出欧洲，我们也正在推动能效的目标。但具体能效的目标尤其是绿色能源比例的目标，我们已经放弃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很多社会压力，这种选择也是在社会压力带动下的。我们知道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也许还要重新思考核能核电。我们做了一个长期能源价格的预测，制定了政策，但现在这种长期能源价格的预测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出现了很多的麻烦，生活永远是不容易的。
（根据作者在“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发言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