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月1日以来，沪深两市共发布84份关于独立董事的辞职公告，涉及人数90人，排名第一的辞职原因是“根据中组部2013年10月19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笔者认为，《意见》对“政商旋转门”的约束效应开始显现，这对证券市场和整个社会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
之所以上市公司热衷于聘请前任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原因不外乎这些党政领导人脉资源、政商关系广泛，通过他们“牵线搭桥”可帮助公司获取诸多好处，另外，一些官员在任时为上市公司做过各种“贡献”，上市公司或出于“回报”而聘其为独董。
事实上，2008年中央纪委和中组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其中也规定，退（离）休的中管干部担任独董、独监的，不得领取报酬等额外利益，但在实际操作中，上述规定并没有切实贯彻执行。
相对而言，此次《意见》贯彻落实比较到位。不仅党政干部纷纷宣布辞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而且高校领导也开始严格遵照之前规定辞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2008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其中规定高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得在校外经济实体中兼职，同样之前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此轮随着对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或兼职的规范，也带动了对高校领导从业行为的规范。
2013年的《意见》不少内容借鉴了2008年《通知》规定，但两者有明显不同，比如《通知》规范对象仅是中管干部，且仅限制担任上市公司、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独立监事，而此次《意见》规范对象包括所有的“党政领导干部”，且中组部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定义是“所有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也包括担任非领导职务的人员”，正因为如此，在本轮上市公司独董辞职潮中，不仅包括已卸任高官，还包括普通科员。另外，此轮规范对象不只是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而是所有企业。
阻断“政商旋转门”，意义重大。首先，这可防止领导干部权力异化，推动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其次，党政机关掌握财政税收、专项资金等资源分配权利，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任职（兼职），可能影响这些资源分配，让一些不合规定的企业获得这些资源，使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一句空话，严重干扰市场公平竞争。阻断“政商旋转门”，才能真正实现“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的是，如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选举制度不改革、仍由大股东来把控决定，那么即使党政官员、高校官员不再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了，大股东也可能找其他关系人来担任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职能异化以及花瓶摆设现状依然难以改变，有时甚至就是大股东窃取上市公司利益的帮凶（有些不当关联交易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签字同意后才能提交董事会审议）。因此，尽快推动独立董事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独立董事花瓶摆设现状。
（熊锦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