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
这个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第四章当中有明确地提到，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在11月份的时候国务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化解产能研究过剩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很厚。综观这个意见，一个总的感觉现在推出的治理产能过剩的举措基本上还是以关停并转为主。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它基本上反映了一种工作逻辑，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干预，但是在操作的手法上还是一种反向的操作。对我们国家产能过剩问题各方面都非常关注，对这个问题要做细致的分析。产能过剩有很多种，比如，周期性的产能过剩、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我们国家产能过剩是一种更特殊的产能过剩，它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经济性的，虽然我们也存在，但是政府更关注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体制性的产能过剩。对于体制内的产能过剩我们对它进行一些简单总结，我们基本上是先把它列到产业政策当中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然后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确定价格，而且这种要素价格比市场需求低，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政府价格信号，它吸引的企业大量地投资，大量地过度投资，进而产生产能过剩。基本形成机制是这样，我们下面有一个图表对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有一个描述，时间关系不阐述了。
政府在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方式外部化社会成本，在独特的体制性产能过剩中，恰恰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成本是在政府的某种程度的协助和默许下由社会来承担的，其中包括环保、社保、劳保等等各个方面。
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进行了很多详细的分析，其中对于钢铁和光伏做了很深入的分析，不管是分析哪一个行业，发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产能过剩具体的产生、发展、转折，然后再到高潮，然后再到企业的投资，最后产能过剩的发生，一直再到最后的价格战，然后再到国际上贸易报复……整个故事发生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在现在政府所关注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由政府自身造成的。
政府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实际上就三个原因：GDP、税收和就业。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政府手里掌握着非常大的权力和资源，所以，它可以借此管束和引导企业，这些资源除了刚才讲的经济资源还有大量的政治资源，包括大家关注的行政审批，实际上还包括其他一些资源。
体制性的产能过剩在我们国家久治不愈，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痼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以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必然的伴生物，所以，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观必然性。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使产能过剩控制在市场能承受的范围内，就是要恢复正常的价格信号，特别是要素价格信号，从新供给推进相关的制度创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化解产能过剩所产生的体制性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核心要素是市场化改革。
我特别想提一句产业政策的问题。贾康所长提到新供给主张的时候，对产业政策有正面的表述，通过我们的研究，非常清楚地表露出来产业政策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讲，或者对任何国家来讲固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产业政策有高度的前瞻性，而且属于创造市场、创造需求，甚至创造供给，因此要求的精度和要求的前瞻性非常高，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