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康
我想表述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在现代化新阶段历史性的考验中，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降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重的新阶段。往前看，我们寻找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的发展与有效的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已经强调多年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成为现实。而相关分析人士现在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也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迎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已经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三中全会文件的发表给我们更多的研究激励和改革转型的紧迫感。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50人论坛正式运作的今天，我愿借此机会简要勾划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什么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努力是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的基本政策主张和思路确定之上。
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有研究界的朋友发出问题，你们的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我们已有的研究还是相当初步的，但是已经可以做出概要的总结。一是“新”在我们的“破”，二是“新”在我们的“立”，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政策主张与思路设计。
首先，我想谈一下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需反思，这已成为中外人士反复提到的挑战性问题。我们认为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破”至少集中于如下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我们直率地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存在共同的失误是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也就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它并没有有效地校正还原，实际上是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存在明显的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面几十年的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颇有贡献，但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后，人们发现其理论系统性还明显不足，他们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不能提升上去。
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经济学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我们还直率地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地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他们自己在教科书里也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知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垮台，而有了这样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沦陷，主流教科书相脱节的状态，这是我们提出批评的第二点。
第三，我们还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的代表人物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80年代《雅克卡（音）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关键是产业政策，到现在我们可以认真总结的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过去主流的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本来应该是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这个领域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所谓不够格的状况。
我们认为上面三点至少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我们必须反思的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建议缺陷。虽然经济学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有非常重要值得肯定的内容，但是我们确实认为在反思中要客观的指出他们的缺陷和不足。
第二个层面我想简单谈一下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在有了上述反思之破之后，我们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范围内所有经济和启示，以更概括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来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金融刺激下的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的作为当代学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和创新趋向。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以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于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他的决定性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从基础理论层面生发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实现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回应和解决这个视角上的问题，其实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这种把需求和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在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我们认为必须明确确立从基础理论层面的重点。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我们认为应该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然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以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问题的基点上，是一个升级版，这个升级是需要进一步的拓展模型和洞悉现实，这里的挑战性是显而易见的，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均质、单一和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的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非单一，不可通约，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拓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和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
过去经济学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中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微观经济支点上的一系列有待深入开掘的大文章，这是我们认为在立的方面必须强调的第二点。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该各有所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的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所谓市场在中国实际的情况是5800万家以上的大大小小的市场主体，所谓第三部门有非政治组织、志愿者组织、公益团体等等，他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式的互动，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这种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和特点又必有不同。有分工失灵，包括市场失灵，也包括政府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所有PPP这个前沿概念，这种方式下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这是我们研究里特别看重的第三个我们认为需要明确确立的研究基点。
第四，我们特别强调了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也就是物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我们过去认识到有发展经济学，有转轨经济学等这样的名称，他们的研究对我们都有启发，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立足以集大成的理念把他们打通。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要，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建设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理性地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的历史任务，必须借此来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框架的对称性提高，这样的认识落实到中国经济学所处的现实中必然合乎逻辑的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最大红利所在。
如果做一个比较，我认为政治家有充分的理由在公开场合宣布中国绝不可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作为我们研究团体在研究讨论中却要更加注重居安思危，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的凸显所带来的挑战。像中等收入陷阱无非是面对经济实践中间的基本现实，前面100年时间段里，有差不多100个经济体曾经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上，但是如愿地走过这个阶段，进入发达国家现代化状态的经济体有多少呢？寥寥可数。二战之后只有一个日本，一个韩国，更给我们教训意义的案例是拉美这样的群体——100年前阿根廷跟美国的人均GDP是在同一个水平上，100年之后阿根廷还在，他们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所有的矛盾反复折磨社会和民众，这些问题我们作为研究者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在这个视角上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变革创新，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的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对进这个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急因素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可以越走越快，越走越顺。
第三个层面，我们新供给政策主张有一个文本，在我们已经形成文集中也有清晰的表述——所谓“八双”，面对两个一百年跨度的“五并重”。我简单利用下面时间说一下我们研究上的一点特定的定位和追求，就是拒绝简单化的标签化的这一研究，注重从实际出发，在供给端发力服务全局，简要地说，我们通过前面的“破”和“立”提出我们认为尽可能体系化，尽可能体现密切联系实际的正确主张和思路设计之后，我们这些研究的努力应该讲是生发对经济规律的探索，首先是既对中国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以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我们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现在仍然在追赶；我们在50年的跨度里第三步里看到决策层给出了2020年这样一个阶段性目标。除了前面表述的全面小康，这次三中全会给出了全面改革在2020年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个最后意图的实现，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国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了200年以后又后来居上的，通过这种民族复兴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梦想，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绝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梦，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的梦；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在一度落伍之后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阵营的梦；是在人类发展共赢中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贡献的梦。这个过程就是人本主义所说的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过程。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在具体的演进过程中的争鸣是难免的、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一般的对某个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于某些观点，这样的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贴标签的后面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是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再对经济的认知领域内一些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的标签，处处分辨是左是右，姓资姓社。新供给研究的追求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学学说做出发展，这种发展包括补充、整合、提升。
我们对于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也要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和不可变的，还要注意回应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和不合理的虚幻的需求；我们要通过研究和深入分析，争取把这些理清，既从实际出发体察中国国情，同时也要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和个性，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可以得到普世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总之，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分析中特别需要注意供给侧、供给端，结合政府、市场的互动，全方位的考察和相互关系的认识，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我们绝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时代而做出理性追求的创新。
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的成绩，但是它主要还是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需求为主的思路，继续贯彻单一反周期操作的这样的路线。随着今年的矛盾积累和矛盾凸显，已经日益表现了它的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潜在增长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收入分配等制约，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已经明显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这样的空间已十分狭窄，比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势在必行。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国人面临的共同的历史性的重大考验，那我们显然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注重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