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希望更多人从财富源泉的层次看到中国长期增长的潜力，希望政府放弃短周期管理而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他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等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认为“当一个产品一经产出之际，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的限度以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萨伊曾宣称“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
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盛行的传统供给主义，便是在继承早期供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供给处于决定地位，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然而，随着经济改革从短期指标化转向长期深入化发展时，传统供给学派的理论便显现出局限性。从某种程度而言，“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更多是一种理想中的经济运行模式，在实际执行中，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出发，结合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理论，以及经济学供给学派思想，提出以“放松供给约束（supply-sideconstraint）、解除供给抑制（supply-siderestriction）”为核心的一系列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的经济政策措施，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物价配套管理办法，以及以“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标准的收入分配思想，最终达到短期稳定经济运行、长期提高潜在增长率并促进效率和公平分配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们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与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举例来讲，很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源很多，但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改革这些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
三种长期经济增长模式
除了上述基于五大财富源泉的增长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提出三种长期经济增长模式的划分。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长期增长理论都是围绕供给层面展开的。亚当.斯密关于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促进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estructiveCreation）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现：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90年代以后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换来了“库兹涅茨增长”为特征，兼带着“熊彼特增长”的时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阶段，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
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物价管控政策: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房地产金融刚刚起步、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住房供给结构性短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是的,新供给主义是在供给学派的基础上延伸的,是针对我们国家的现状提出来的。梅博士继续解释。
宏观经济的问题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总需求方面的波动，第二就是总供给方面受到的冲击。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次遇到了总供给冲击的新问题。由于劳动用工、原材料、环保、税负等成本的上升，导致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胀”。
新供给主义提出四个主张：一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而不是短期问题；三是政策上主张反垄断、放松管制，经济自由化、产权民营化、减税和改革；四是认为经济增长深层次的动力在于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马克思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和穷人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引发经济危机。他主张用政府计划手段来解决问题。
凯恩斯则以其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假说为立足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现，凯恩斯则提出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克服阶段性的需求不足。
与古典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传统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
新供给主义认为目前经济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其出发点可以笼统概括为“新供给可以自动创造新需求”。就像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该手机问世，新的需求就被创造出来。一位新供给主义的代表曾经说，“IPHONE不是哪个政府可以规划出来的。政府只需设计出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