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益忻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伟大的成就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同时我们在文化、理念、思想领域里面，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负面问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企业文化、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儒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难点、热点问题。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当仁不让的战略任务。所以说，培育、发展儒商文化是何等的重要和紧迫。从战略任务来讲我想了八个方面，由于时间紧迫，内在逻辑可能不够准确。
头一个问题是，要从单方面只讲硬资源配置为主导，向更加注意软资源配置为主导的多层面的资源配置。对资源配置我们长期以来仅仅讲硬资源配置，软资源配置不是不讲，是没有把它专门地、全方位地、多视角地作为主导资源来对待。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也没有把它像硬资源一样甚至更重要地提出来，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地方以软资源为主导的多层面资源配置，可能是今后我们全部经济发展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在儒家思想以仁以德治天下、治企业、治产业咱们讲了好多年了，而且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尽管做得不够，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给予新的解读，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它作为资源配置的灵魂、主导来处理。
最近，财政部组织了一个关于新供给学派的中国的理论实践应用为期两年的课题，之后搞了一个高端学术论坛和新书发布，特别请我去。我就在那特别讲了一下，供给学派讲了两个供给但是缺了一个供给：一个物质供给即投资，创新供给是制度，更重要的方面是软资源供给。所以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恶劣现象最大的问题是唯利是图。我们现在中国唯利是图相当严重，无论处理什么事什么人先计较利害，当然我讲的是消极面。而我们现在讲资源配置首先要抓这个问题，软资源配置首先是从这儿提出来的，是针对我们的问题提出来的，但不是否定我们的正能量。我们有好多正能量，也有好多负能量，而这一系列负能量的问题都出在软资源上，不出在硬资源上。软资源配置的产业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核心是创意，创意是软资源；软资源当中尤其是价值观的创意，这是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反过来讲叫做产业创意，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创意，都需要设计。实际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任何一种服务的提供，都要从设计开始、从创意开始。设计首先是价值观设计，而我们不这样（波特当初提出的价值链是最大贡献）。但是价值链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价值，没有人文价值。当然，这不能怪罪波特。但是这个概念从今天我们来用的话，波特的概念就不够了。普拉哈拉德提出来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又是核心价值观问题。实际核心竞争力第一位的是核心价值观较量。我们现在全世界文化战略步伐，好像是一场货币战争，我说货币战争背后又是价值观战争。所以软资源配置的产业形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文化创意产业，第二个叫做一般产业的创意，第三个也可以考虑虚拟经济。所以当我们理解软资源配置的时候，不要仅仅想着企业文化，或者是文化创意产业，这就窄了，还要考虑金融。软资源配置的战略主导地位是肯定的，任何产业链的资源配置当中，都是硬一块软一块的，软一块是主导的。软的一块当中当然是核心价值观了。
第二方面，从单层面只讲礼仪主导之内部化，向更讲责任主导之内部化过渡。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大家都知道，叫做内部性、外部性，内部化外部化问题。什么叫做内部化，什么叫做外部性？责权利益统一起来就内部化了，责权利益不能够统一就是外部性。不管外部性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外部造成的，自己犯错误可能造成，外部不可预料的原因也可能造成外部性。但是问题在如何统一。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责权利益脱节。我们现在利益是越大越好，一夜暴富，但是责任就讲得很少了。也在讲诚信，但实际上天晓得诚信不诚信，实际就是不负责任。所以我有时候想，我们的市场经济，不该叫“利益市场经济”，而应该叫责任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分为两种：以利益为导向的和以责任为导向的。
现在从儒家思想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复礼太重要了，我们现在不能克己，专门克人，专门克别人。像我这种75岁的老人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对面的小伙子骑着车子就过来了，就往我身上撞。我走路比较快，他不觉得我是老人，就撞你。有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美国有一次开国会分配碳指标，碳排放是要负责任的，分不下去，最后僵持起来了。没办法，最后不知是奥巴马还是议长，把克己复礼的话拿出来了——两千五六百年前孔夫子的话。在一个城市里面，室内温度动不动降到18度以下，需要多少能量啊！若冬天一个城市的热岛效应到25度，又要费多少能量啊。叫谁降碳指标谁都不干，没办法把孔夫子的话拿出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句话非常宝贵，批林批孔非得把这句话说成封建糟粕，这是不对的。克己复礼如果原封不动搬来当然是封建糟粕，但是我们需要吸收其中的正能量。所以我们想先就制度经济学的内部化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就是说第一位的到底是责任还是利益？
制度经济学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产权，就是讲受益、受损，受损之后如何补偿？这是它重在强调效率——帕累托最优，利益。制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讲效率，仅仅讲经济把道德排出到以外是对的，但是不带有道德、不带有软实力的经济是没有的。多少年来我总觉得我们的经济学走偏了，把所谓的道德和人性排除掉。儒家学说的责任观应当重新解读，三纲五常应该重新解读。我们一讲三纲五常，就认为是封建的思想。我最近跟企业家讨论过这个事，一讲三纲五常，他们就说，皇帝叫大臣死，大臣就活不了；老子叫儿子死，儿子就活不了，讲专制这一套。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朝以后，存天理灭人欲，是有它消极的一面。但是它有另外一面，具有“无限责任”的理念倾向。而我们现在一切的公司制都是讲有限责任的——责任有的时候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是无限的。责任从来是两面的，纯粹的有限责任或者无限责任是不存在的。老子可能对儿子有家庭暴力。过去毛主席说过，家长不要打孩子，不要对孩子过于严厉。你都这么管，是管不了的。中国的家族对孩子是无限责任的，反过来讲孩子对家长也是无限责任的，这一点太宝贵了。这里很要紧的就是从“将本求利”向“将责求利”过渡。将本求利前些年来大家以为天经地义，实际上是极端错误的。不信就想想看，从国家来看，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个省长来看，GDP为中心；从一个市长来讲，GDP为中心；从一个企业来讲，利益为中心；从个人来讲，就是赚工资、奖金为中心。其他什么都不管了。利益完全成了主宰一切的指导思想，渗透到行为的各个方面，甚至融化到细胞中，落实到每一个神经末梢中去。最后利益要无穷大，责任越来越小，都不负责任。心脏病人住院要上一个支架，好家伙，一下就上了五个支架。这个老人左腿不行了要截肢，结果左腿没割下来，把右腿割下来了……为了利益，很多事惨不忍睹啊！最近很多爱好文学的人可能有这么一件事，日本大作家村上春树这一次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好多所谓“村迷”们为他打抱不平，因为他的书太畅销了。咱们中国的一位文学评论家说了，越是畅销的书就不应该获诺贝尔奖。那些应该说不错的但是还没有畅销的书应该获奖。他后面这个意思特别批判了现代的所谓的“商业精神”。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商业精神”就是利益。将本求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要不要求利当然要求利了，不求利就不做买卖了。但是第一位的是责任。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里面讲到这句话，东方人做买卖和西方人做买卖不一样，做一次买卖是交一次朋友。他特别歌颂了夫妻老婆店，他把你当做朋友来对待，对你特别亲热，有种情感。但是这些年来淡化了。松下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松下在小的时候学手艺，关门的时候，伙计们也睡地铺，一定是头朝外，不能脚朝外。早上起来如果让客人看到你是脚朝外是对客人不尊重的。现在日本人好多这一点也丧失了。这一点非常宝贵，它把这个行为看成一个道德过程，而不仅仅看经济效果。本来制度经济学的大家康芒斯就讲过，愿意这个概念有五个含义的，经济的、法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美学的。心理和美学首先要讲道德，但是我们这些年来不讲了。所以如果仅仅是将本求利那好了，先求利，得到利以后责任负不负天晓得。现在不就这样吗？这么多假冒伪劣，每天你上街买东西，买吃的害怕，买穿的害怕。“将本求利”过时了，应该“将责求利”！任何一个人你让他负了责任出了力的，那个利益他忘不了。但是你叫他先把利益拿到手了，责任那就很难说了。风险就完全在你这边了，他完全没风险了，这就是他捞的一块利润。
第三个层面，从单层面只讲物质主导之劳动价值观，向同时更讲人文主导之劳动价值观过渡。这是儒家的人本价值观问题。这就涉及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前年我主持的“经济学家周报”在人大开了一个劳动价值论的研讨会，咱们按照传统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我总感觉理解也不是不对的，但是应该向前发展了，之前的多少有点教条了。说空气、阳光、水分都有价值，但不是劳动价值。那么到底什么是劳动价值？后来我讲了一句，我说是劳动价值还是非劳动价值，关键看有没有人文物化其中；有了人的价值理念追求物化其中的价值叫劳动价值。没有人的价值理念、价值追求、道德品质物化其中的价值就不是劳动价值。劳动价值论和非劳动价值论的分水岭就是有没有价值理念、人的价值观物化其中。价值理念物化到产品中去了，人的某种欲望物化到其中去了，这种价值才是劳动价值。而儒家思想首先从本人讲起，修齐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自身讲起的。儒家思想最突出的优点就是从自我的价值观讲起。这一点特别宝贵，是一切西方的价值观所没有的。它也讲价值观，不是这样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重新认定——我想要重新定义。工人阶级劳动伟大，光喊口号不行，为什么伟大？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的要求说起。当然，物化其中的人的价值理念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过去叫阶级，现在叫社会群体。人文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这个时代来讲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以这个理念来作为我们观察各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一条指导线索。过去，我们将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方法作为我们认识观察各种社会现象的指导线索，现在看来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应当以人的理念价值追求作为指导线索，观察认识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延安抗大毛主席提出的抗大教育方针三条的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在这里想借用的是，我们可以将“政治”二字换掉，改成坚定正确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指导我们各种行为行动的指导线索，或者说理论基础。第三个特别讲儒家人本价值观的时代意义，现实意义非常重要。下面我讲和为贵问题，非常宝贵。中美两国分不开，因为两家的经济交织在一起，和为贵啊。你别看你造什么尖端武器那也不敢打，因为打就是打你自己。人文价值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面没有价值理念，人文价值理念。它讲经济价值，两回事儿。所以说马克思这一点不管作为老祖宗他以前怎么定义，我们应该向前推进，向前发展。要不的话我们这些后生们就太窝囊了。本来学生应该超过老师，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继承了老师已有的成就，往前迈步。
第四是从单层面只讲生产物质产品之生产观主导，向同时更讲人文价值生产观主导之多元化生产观过渡。我们企业仅仅讲物质产品生产肯定是不行的。我是研究海尔大概二十几年的，从1989年以来一直跟踪、研究。我跟张瑞敏总经理好多次谈到，我说你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还生产价值观，生产价值理念，生产作风，生产风俗习惯，生产美，生产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又是随时随地指导我们动作的那些东西。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得重新认识。最近习主席不是讲了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识形态也是极其重要的。从我们来讲，我想主要是价值观念。工业化加工三个层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工业化加工本来是马克思这样讲的，人为了在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而去进行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就是加工物质，改变它的存在形式，以为人利用。所以这个地方，价值观生产就特别重要。实际我们是研究价值观生产的。企业文化也好，我们儒商文化也好，直接对象是研究价值观生产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生产，以及这些现象同那些硬壳的、物质的生产是怎样结合的。
第五，从单方面只讲力量主导的产业观，向同时更讲人文主导的产业观过渡。在《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有这样一句话，说“向下的东西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表现在质上。”代表新时代的东西表现在质上，不表现在量上。他是说服我们的人，当时敌强我弱，国民党强我们弱；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强大我们怎么比得上，不管是装备还是战术根本不如日本人。但是，它是向下的东西，所以它肯定要失败，而我们是向上的东西。
最近，英国剑桥有位教授写了本书还是发了篇文章，讲了这么一个东西。他说全世界对于二战当中中国的贡献忽略了。西方世界一讲到怎么样战胜德国法西斯，是苏联的功劳，斯大林的功劳，而一讲亚洲战场怎么样打倒日本鬼子的，讲的是美国人的贡献，却对中国的贡献、毛泽东的贡献讲得很少（确实有这么个问题）。这里面包括我们艰苦的八年抗战，诞生了毛主席好多的战略、战术、指挥艺术、政治思想。两论不就是1937年写成的吗——《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曾经是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博士必读书目。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哪一个领袖有这么两本著作的。下面接着我要讲王蒙这句话。王蒙最近被记者采访，就是针对当前各种文化思潮，各种歪门邪道那些东西。前不久，南京搞性感书店，那个姑娘脱得光光的，拿本书挡住下半部，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五花八门。还有像李宇春这样的人物，怎么出了名的？你说唱歌唱得好，或者说形象美？像刘晓庆这样的人物，有几次失败后，人家再出来演戏，你也不能不让演，这个对吗？不让演肯定不对。但是我们文化缺失现象的确比较严重。所以王蒙先生说了，“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我们讲的是有根据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多年来很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不说看不起臭皮匠，看不起草根，但是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你就是三个臭皮匠、三十个、三百个，你能赶上个诸葛亮吗？别人不说，毛主席咱们知道，打了那么多仗，也有那么多失败，最后才出来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你别人就是比不了。所以说，文化首先是品质，而不是力量。
事物表现的第一是质第二是量，这是辩证法基本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公平正义，这是我们一切社会存续发展的一个中心。这个地方关键是怎样看待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费用问题。计算交易费用然后得出来一个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里面就缺这种关怀理念，缺少人文关怀，当然更缺少儒家思想。所以将来我们研究儒商文化要将其加入到帕累托最优里面去。上次省里面搞了一个核心竞争力课题。讲到核心竞争力的衡量指标，有销售量、利润率。这些经济指标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美誉度、顾客的忠诚度，这些是核心竞争力的原生指标。至于那些经济指标都是派生指标。所以张瑞敏说我们对顾客不是卖而是买，是买顾客的心。实际交易过程是你把产品交给了顾客，顾客给你授信。我们现在授信的概念应用到金融当中，实际上真正的授信发生在一般的交易当中。你给客户你的产品、你的服务，他给你信任。《大宅门》里面白景琦跟管家到河北博野采购药材，一个东北关外的一个老头扛着一棵大人参在街上晃荡着走，好多人跟着，就要买他这棵人参。这个人要给一千，那个人要给两千，老头儿都不卖；后来遇到白景琦，一看百草厅的大牌子，马上就要白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白景琦的百草厅声望太高了，影响太大了。百草厅就是现在的同仁堂，同仁堂现在是337还是340年了？这个牌子经久不衰，不但是老子买，而且儿子买了孙子再买。有一句广告语叫做“第一次不来买是你的问题，第二次不来买是我的问题。”我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好。所以公平、正义是特别宝贵的。这个地方交易费用现在的算法有问题。现在企业文化建设正在搞企业文化测评，测评现在也已经发展了好多年了，我们要参考它。对于我们将来儒商文化，测评是很重要的。把一些定性的，特别儒家的东西加入到里面。将来我们应该考虑把孔夫子的《论语》和《毛主席语录》对接，研究这个。“三人行，必有吾师”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是一个意思吗？“吾日三省吾身”不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共产党的成功好多东西是来自儒家思想，批林批孔是不对的。
第六，从只讲派生效率主导之绩效观，向同时更讲原生效率主导之绩效观过渡。这里我想讲一个数据。从1998年到2008年，对于GDP的贡献率，资本的、技术的在大大提高，而真正劳动的贡献率却下降了三倍。这个地方有好多解释，比方说工时浪费。咱们好多国有企业的工时太糟糕了。我到草原去，那里下午三点上班，五点下班，你说他工作几个小时？这不多讲。
下面探讨人的积极性问题。凡是由人的积极性统帅的贡献率，我叫它原生的贡献率。那么，凡是外面的，资本的、技术的贡献率叫做派生贡献率。人的积极性就是人的价值追求实现的积极性。原生效率就是靠人的积极性的发挥获得的效率。在这以外的效率叫做派生效率。
接下来讲“和而不同”问题。从先“和”后“不同”之和谐观，向先“不同”而后“和”之和谐观过渡。和而不同本来很好的，先讲和，然后讲不同。但是这个共性化的“和”跟“人一口”的“合”不一样。这里面有个互动，是两回事。再一个，现在的社会是“不同”，也就是个性化主导的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个性化主导的社会向有共性的过渡。市场经济讲求个性化，讲求个性追求，但是中国肯定不会搞到美国这种个人主义、个人利益第一位的那种社会，不可能的。当然，也应该学一些，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但是这个积极性，不应该违背共性。制度经济学也讲作业团队的合作问题。
从为兼容消费者、消费生活之“营销”，向以消费者为主导之“营消”过渡。我出过一本书就叫《营“消”》，主张三点水的“消”的“营消”，就是说企业要经营消费者，经营消费者的生活。不是说产品生产出来卖出去就有价值了，不是这样的。马克思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件成衣生产出来，如果没有消费者穿到身上，就不算生产完成；一条铁路修好了，没有通车就不算生产完成。生产完成一定要进入消费过程。该吃的吃了，该穿的穿了，该用的用了，才完事。所以马克思的“惊险的一跳”进行重新解读。“惊险的一跳”不是卖出去拉倒，卖出去了但是消费了才算数。买了好吃的到你的冰箱了，但是还在冰箱里放着，那也不算数，一定是吃了才算数。这是我对马克思以消费为终点的产业链、价值链的新的理解。（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