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蔡梦藜 报道
农民工工资高：看上去很美
在现实生活里，目前不少单位给农民工开的工资目前已与城里人旗鼓相当，一些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的薪水甚至比应届大学毕业生都要高不少。而他们的生活，却与片中的人们相差不大，因为所付出的，却远比城市人付出得多。
以国内某知名合资汽车厂及同样是外资的关键零部件配套厂为例，虽然那里的产业工人的月薪随便能拿到三千元左右，但工厂的机制却是三班倒，隔一段时间，工人便会被轮到上夜班。同样地，富士康、广达等世界五百强电子工厂中，产业工人即便每个月可以收入三千元甚至还要高，但他们的“高收入”往往都是靠赚取加班工资而组成。据知情人士透露，2012年，某世界五百强电子代工厂的转正后底薪一般在2000元/月，加上加班工资一般在3000-4000元/月。尽管严格限制加班，但不少产业工人仍希望多加班以赚取更多的钱。
资料显示，经常性地倒换班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这种情况造成机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久之就会造成抵抗力下降，容易诱发经常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同时有损肝功能。前不久，便有一名富士康员工在夜班之后，在澡堂里猝死。而产业工人因长期劳作而“过劳死”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个案。
事实上，类似于富士康一类外资工厂，还算善待产业工人的。
据记者了解，我国一些本土民营生产企业，会要求产业工人从事两班倒、一班12小时的工作机制，且无偿加班是常有的事，十分辛苦。这让这个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们无法坚持，而企业不给签约、买社保更让他们无从找到归属感。加之他们本身居无定所，常年漂泊他乡，频繁换工作就成了容易的事儿。
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公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表明，“短工化”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他们初次就业的时间越靠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就越短。这种现状，农民工更难以在工作中有所发展和进步。
因此可见，农民工的收入尽管比大学生们还高，工作也相对容易找到，但他们所获取剩余价值，却比城里人和有知识的人更少，也更困难，有时甚至关乎生死。
留下或回家：进退两难的迷失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同日，胡锦涛签署第46号主席令，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农民回乡种田，将取得优于以前的效益。当时有报道称，全面取消农业税，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位农民说：“取消农业税是党中央、国务院给农民最大的一项优惠政策，我家46亩地一年就能减免近4000元钱。我和周围的乡亲们从心里感激党和政府，现在大家都干劲十足，一心抓粮食生产。”然而，截止如今，每年东南飞进城打工，仍是不少农民的首要选择。
河南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据河南省劳动保障厅劳务输出服务处统计，河南省农村有4725万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者有1500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有3200万人。目前，河南已经转移输出劳动力2100万，其中有900万人在河南省内务工，每年向外输出的劳动力则在1200万左右，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十分之一。
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双转移”的导向性政策，即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内地转移，让农村劳动力向流出地转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11月底，十省份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十省份为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省，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其中河南省11月底前提前返乡人数达107.5万。
不过，大多数返乡农民工仍愿意到河南本地的工厂上班，如富士康在河南投资的手机生产线，而并不愿回家种田。这主要在于河南位于中部平原，以现有的农业机械化水平，1000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已经足够。而且不少农民工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并不愿意或者根本不会务农。而且即便返乡，由于农民工长期在外，承包地早已经“易主他人”，很可能导致农村土地纠纷的增加。
而作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则面临没法返乡种田的现实。不少新生代的成长背景更为城镇化，他们其中一些幼年时期便被父母接到城里，即便在农村老一辈也舍不得让他们干农活。其次，他们大都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不少还在职高、技校里受过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18岁便进厂打工，务工所需要的知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可谓“一片空白”。而在城市就业，由于所受的教育无法与城里的孩子比拟，他们仍只能做父辈做过的工作，仍要面临艰辛，不时遭受制度不公带来的各种社会歧视。但他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简言之，他们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农民。
消息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目前在1.5亿跨省流动农民工中占六成份额，总数约9000万。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要不了10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随着这一群体人数的增加，这“迷失的一代”所承受的痛苦不仅越来越大，这种迷失，也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痛。
城市高成本：大多数人的悲剧
不仅仅是对农民工，城市的高成本，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所有人无疑都是一种威胁。
以上海市为例，据统计，目前上海核心区域如卢湾、黄埔、静安、徐汇等，房价普遍在35000-40000元/平方米，有的区总体价格早已破四万，略偏一点的如浦东新区全境、闵行区、杨浦区等，房价也在25000元/平米以上，价格在30000元/平米以上的房子更是随处可见。即使是嘉定、松江、金山等地区的房价也在一两万每平。而通过上海市政府官方数据汇总的2012年上海市月均工资仅4331元，年平均工资为51968。也就是说，根据有统计的数据，且达到平均线，在上海上班一年不吃不喝，仅能在主城区购买不到两平米的房子，在郊区只能购买不到5五平米。
即便是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上海白领月薪平均7112元，假如两个白领成家，一月不吃不喝也只能去金山买一平米。而对于那些外来务工者而言，上海的房价更是在天上。据称，上海一般的技术工人月工资都有2000到3000元左右，个别高的也就刚超过4000元。要在上海买房安家近乎于神话。
不只是房价，上海的其他物价近几年也因为房价、地价、租金的提高而被推高。据一名在上海工作、月薪能达到七八千的外企技术人员透露，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不时有老家的人到上海来参观，他们在接待亲戚朋友时不免要带到上海小有特色的餐馆去吃饭，但四五个人吃一顿下来都一千元以上，请不了几次，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就快没了。不少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中午也只敢在路边摊吃一碗素的兰州拉面，但即使这样，也要十多元。一名在上海工作的山东人向记者表示：上海最便宜的餐馆，现在来看就是肯德基和麦当劳。
而对于收入更低的外来产业工人而言，随着近年物价一路飞涨，更让不少求职农民工觉得虽然上海的工资和工作环境比老家好，但相对于消费水平来说工资太低。加之一些世界500强企业在内陆省市落户，更让他们索性回到本省找工作，至少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不过，大城市物价高的现状，对于大学生和本来就生活在那里的人这类社会夹心层，无疑也是十分严峻的威胁。
贫富差距
乃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城乡二元人口的贫富差距，也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农民和农民工的贫穷，在全亚洲以及全球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以印度为例，作为世界主要农业国之一的印度，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全国10.2亿人口中，有近7.3亿人生活在农村，直接或间接以农业为生。尽管印度拥有令世人羡慕的土地资源，历届政府也无不将农业置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
但即便如此，印度农民的收入仍无法与城里人相提并论，根据权威机构调查，印度城市里收入较高的家庭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之间（1美元约为48卢比）；而在农村，一个农民每年要在地里劳动150天，每天的收入在60—80卢比之间，一年下来才挣9000—12000卢比，其中八成以上用来应付家庭开支。
目前，印度全国有2.6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少地的农民。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保险，而且还喝不上卫生的饮用水，至今仍有500万家庭直接饮用河水和池塘的水。在通电问题上，城乡差距尤为巨大。有调查表明，目前印度88％的城市居民家里都有电，而对于56％的农民来说，电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迄今，煤油灯仍是农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
究其原因，目前众多印度小农户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土地面积过小，购买力弱，没有能力进行现代技术投入，也缺乏获得信贷、技术、道路、市场、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的现代渠道。此外，由于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印度农业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在一些偏远地区，农业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面对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他们的农产品毫无竞争力可言。这让贫穷地区的农业经济形成恶性循环，也导致人们很自然地从落后地区向城市等较发达地区流动。
根据印度最新统计数据，终身流动人口总量将近全国总人口的27.4%，农村是人口流动的发源地和目的地，共有70.5%的国内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中，农村流到城市的占将近48.5%
1949年制定的印度宪法第三章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因此印度的人口流动在法律上不受任何约束。为确保外来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印度政府曾在1979年通过立法，规范农民工的就业和服务条件，要求城市的雇主需提供给农民工与城市人口相同的待遇与福利，不能区别对待。不少家庭也靠家人打工的汇款，开始脱贫走向温饱。
然而，由于农民工的就业仍主要在各大城市建筑工地、工厂流水线、小商贩、家政服务、清洁行业等基础性行业，这也让他们的工资并不能与城里人媲美。而且，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印度的城市也跟中国的大城市一样不堪重负。
资料显示，在过去10年中，印度大城市贫民窟人口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以首都新德里为例，它的总人口近1200万，其中贫民窟人口从224万增加到326万。而号称拥有“亚洲最大贫民窟群”的孟买的贫民窟人数从430万增加到585万；加尔各答从362万增加到431万；其他三大城市金奈、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贫民窟人口也都达到了100万左右。在贫民窟内，缺水、少电乃家常便饭，卫生条件极差，新生儿死亡率非常高。
而印度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如家常便饭，电影《三峡好人》中农民低层次的、漂浮不定的生存状态，在不少国家都具有普遍性。而农民的贫穷，农民工的悲哀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大家似乎都暂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