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友军 贾一峰 报道
4.28成都理工大学国际学术会议厅举行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修复”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发表了演讲，就人类面对的资源、环境、人口、生态危机已影响到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本研讨会由成都理工大学对外合作与交流处主办，四川省环境科学协会地下水与土壤环境专委会指导。
刘茂才：
文明转型与生态文明
与会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家，地质学家刘茂才先生认为，目前我们现在正处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比如我们现在吃不上安全食品，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基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挑战。
他表示，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环境危机，而我国更为严重的危机，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迅速激化，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矛盾也将增强，如果我们对此不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人类就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科学发展观，也就难以从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
刘茂才表示，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文明转型，即因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突飞猛进。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
我国的国内资源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这就是我国面对的资源、环境、人口、生态危机已影响到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这表明，改革开放的过程，它是我们发展急剧增长的过程，也是我国工业化急剧增长的过程，更是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急剧增长的过程，因而也是人与自然的对立急剧增长的过程，同时也社会财富两极化急剧增长的过程，因而导致了我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急剧增长的过程，正是如此带来不可低估的社会危机问题，财富的急剧增长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占用向少数人集中，从而出现社会矛盾的急剧增长，”刘茂才表示，对我国而言，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当前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将难以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区域分化和阶层分化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全球环境恶化的矛盾。
此外，刘茂才称，他认为”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寻求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人类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
余永红：
地下水污染在“防”不在“治”
与会的美籍华人，现为美国Hydrodynamics公司总裁，余永红博士表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淡水资源组成的地下水资源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突出表现在城市地下水超量开采和污染加剧。
他认为，其中地下水的污染现状给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应当予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以实现城市地下水的可持续性发展。
余永红博士说，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资源的资源。当今全世界范围都出现了水资源危机，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不可能避免的出现了水资源危机，尤其是与日俱增的城市地下水资源危机。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大大增加了城市对地下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现象，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农业的生产。
就从污染来源解析，地下水问题的解决在“防”不在“治”。2011年，《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发布。其中列举了多种地下水污染来源，包括: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渗滤液、铬渣、锰渣、石油勘探、化肥、农药滥用等。面对如此多的污染来源，能够采取的措施只有预防。
余永红介绍，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十分有效的治理地下水污染的技术。无法承受的治理成本也使得地下水污染陷入困局。
有报道称，上世纪80年代，日本测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800万亿美元，只好扼腕叹息。2011年，环保部、国土部与水利部联合公布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中，预计2015年年底前，中国将完成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和评估工作。到2020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基本建成。但是具体的、类似PM2.5防治的措施尚未推出。我国地下水相关标准体系的滞后，以及监测数据的缺乏，决定了后续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政策的推出需要数年时间。我国现有的《地下水质量标准》还是1993版本，仅仅包括39项指标，已落后于时代。
他还表示，由于地下水的的严重污染与水资源密切向光，并且在我国已经造成了巨大危害，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城市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Juho So:
“中国，别美国化”
与会的Juho So 博士旅美韩国人，现任美国Williams & Company Consulting, Inc.,工程主管，他表示中国应该关注家庭户数的增加、家庭规模的减小和家庭消费的增长。政府可以创造各种机制来鼓励家庭间资源共享。提高教育投资，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从而改善中国环境。应当制定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服务，其中包括生产卫生和营养的食品、净化水和空气、制造氧气、缓和气候变化、帮助农作物和其它植物授粉、控制农作物害虫、以及碳储存等。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0%，但土地和水资源仅占世界的7%，因此可持续发展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环境领域，也就是如何能够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严重依赖煤炭能源，因而造成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等严峻环境问题。此外，水污染问题也非常严重，中国需要在净化水资源体系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这也是中国未来需要优先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Juho So博士说，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既有可供汲取的经验，也有可供借鉴的教训，中国应注意甄别比较，不应盲目的去模仿。
例如，在过去30年里，美国在清理河流以及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制订了许多比较好的政策，但在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方面，美国显然并不是个好的榜样。再如，在处理都市化问题方面，纽约就是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因为纽约是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城市，但它的公共交通体系却非常发达，其温室气体排放仅为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或者更低。但是，洛杉矶市的情况就比较糟糕，城市大，公共交通状况不佳，人们出行主要依靠小汽车，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都非常严重。
中国许多城市越来越像洛杉矶，庞大的城区再加上郊区，人人都要开车，去哪里都要至少一个小时。他说，中国应该重新思考这种发展模式，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人的健康因此受到影响，能源短缺，污染加剧，人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路上。
记者手记：PM2.5、地下水污染、土壤环境恶化……一些陌生的专业术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该怎样改变“疲于应对”的被动状态？如何扫清我们心中对生态文化认识的“雾霾”？改善生态环境，我们到底最需要做些什么？
记者认为我们要建立系统、规范的生态文化发展、生态宣传教育、生态伦理道德的知识体系，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标、主要任务、实施进度和保障措施。
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是一项巨大的系统社会工程，任重而道远，加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探讨其中的规律性认识，是极其重要而紧迫的，由成都理工大学，四川省环境科学协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调查与修复学术报告会”与会人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实现和谐，确保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研讨，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记者采访了研讨会的部分学者，希望全民参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