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军工领域一直被视为民营企业投资的禁区。直到2005年6月，原国防科工委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规定：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将面向社会开放，部分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可于2005年底正式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从此，允许非公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的大门，方为民营企业徐徐打开。
记者在1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军民融合年会上获悉，在国家大力推行军民融合式发展政策推动下，我国“民企参军”取得重要进展，截至2012年底已有1000多家民营企业获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军民结合
产业发展快速
“‘民企参军’是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上将说，军民融合式发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诸多领域，必须加强战略筹划和顶层设计，制定完善配套的规划计划，努力构建以需求牵引建设、以计划规范进程、以标准控制质量的科学管理模式。
近年来，我国工业领域军民融合式发展成果显著，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民融合式发展理论架构，军民融合式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军民融合式发展投资融资环境不断改善，“民企参军”步伐不断加快，军品市场准入、装备采购、民间投资等方面的制度障碍逐步清除，军民结合产业以每年超过20%的增速高速发展，技术水平、科技含量、发展效益不断提高。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彦庆表示，我国工业领域军民融合式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体制改革滞后于管理职能调整，促进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引导政策与措施有待进一步加强，军民能力建设统筹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李彦庆说：“未来一段时，工业领域军民融合式发展将主攻三个方向：顶层机制建设、资源开放共享、壮大产业基础”。
发展道路与西方相反
在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倪乐雄看来，中国目前所走的“民企参军”之路，是沿着西方的军工产业发展之路“倒退”回去。与中国恰恰相反，西方的军工业从一开始便是从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随后国家政府介入控制。
倪乐雄介绍到，西方的军工业发展，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那时有大量的手工作坊生产武器，光意大利就有几百个。”倪乐雄说，“不过那时大多生产些冷兵器以及初级热兵器。”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作坊被不断兼并，工业革命兴起以后，形成了以比利时列日为主的军火工业中心，并逐渐形成了军工产业巨头。“每个国家一个巨头，比如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工厂，德国的克虏伯等。”倪乐雄说。
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政府开始介入私人军火产业。倪乐雄向记者表示，由于那时国际局势愈发紧张，而军工科技却掌握在私人手中，并且国际间军火贸易往来频繁，出于军事保密的考虑，西方国家政府开始与军工企业签订保密协定，并控制军火生产计划。“由政府派人监管，并规定武器生产数量。”倪乐雄说。另一方面，一些军工企业家也开始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由此也带来了严峻的后果。“军火商入职政府部门，作出了很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此后，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也开始介入控股私人军事产业。倪乐雄向记者表示，目前许多西方的私人军事企业都有政府部门在背后控股，政府控制军火生产计划的政策也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他指出，随着尖端军事科技发展到如今，许多军事装备的生产已经无法靠单一的军工厂商完成。“私人军工厂只能负责整个军事装备系统的一部分，更多还是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倪乐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