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益忻
现在，中国举国上下都在探讨经济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谋发展的新路径，对这个问题，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划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到2010年，这一阶段有人叫作“大四万亿”，这个话不一定太准，但可作参考。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从外需为主转到内需为主，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发展导向，表现在三驾马车的关系上，就主要转化为投资主导了（消费主导当然谈不上），于是出来个“四万亿”。现在静下来想想，四万亿的出现一方面是被动的，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另一方面或许也有一点我们主动调适理念的生出。现在看来，这点主动的理念非常宝贵，就是我们开始摸索到一点什么。能够这样做，一方面确实有计划经济的影响。我们的计划经济有个特点，就是高积累、低消费。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殷实的基础，家底雄厚了。比如说直到今天，美国的债务相当于它的GDP的314%，我们中国就没有这样。这不是说我们地方没有欠债，有的地方欠得还不少啊，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绝没有那么严重。
从中可能学到点什么，还表现在第二阶段的实践，就是2010年—2011年末，这个阶段开始注意GDP的质量。但是，这个阶段总的来讲，大概相当于有些人讲的叫做稳增长。开始提出稳增长阶段的时候，严格来讲也是被动的，不是主动做出来的，一说稳增长好多人还想不通。有些人老想快，开始好像也觉得应该从追求GDP的速度让位于追求GDP的质量。但是由于传统影响，总是“快”字当头，最后感觉这样不行，就变过来，使“又快又好”才变成了“又好又快”。整个阶段从“又快又好”变成“又好又快”是一个重大转变，不再把数量看得那么重要。稳增长之“稳”在强调效益、质量实则是增长方式，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
根本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模式最终引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上来了。从2011年末或2012年初这个时候开始，稳增长转向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就显得比较明朗了，不是说前面没有重视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但是那个时候的重视不像现在这么重视——当作根本动力。这时，从三驾马车上来说，消费之重要被人们空前关注了。有人说，如果一个农民从农村到了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其消费可能提高8倍。这个推算可能有水分，但这的确是广大农民群众热切盼望城市化，急切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并不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之合理在于其必然性之中。而事物发展之必然性不正是客观规律吗？从“四万亿”大投资，经济稳增长中间过渡，再到以城镇化作根本动力源，这五年的经历，表明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版本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之“必然性”之客观规律上开始摸到一点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宝贵经验。我们内部曾搞过一个报告会，题目叫作“打造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我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但它又是不同于日本的东方版本，也不同于韩国的版本。概而言之，东方版本的探索我想总体上还是应以马克思讲的产业资本理论作为基础。我以为今天我们应下大气力研究产业资本问题。
时至今日，全球化的危机问题有所缓解，而我们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本身的事业搞好。我觉得李稻葵教授的主张很有道理，就是主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前一年我也谈过这个事情，怎么样真正建立起我们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发展实践当中好的东西要能够形成模式。海尔老总张瑞敏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抓模式。张瑞敏教导他的员工说：为什么许多时候同样一个错误犯了下次还犯，就是因为你的经验没有概括成一个足以“正能量”化的模式、模块。
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确实还有待改革、打造，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探索，有些地方问题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说，3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我们开始从成功尤其是失败中摸索的那些比较重要的、带有引擎性元素的经验，应该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据。
唯其如此，2013年我们要着重提高GDP质量，要稳妥地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加大改革红利和重大理论实践的探索；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我不同意市场由政府主导，但是，又要处理好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这二者的关系。成思危先生刚才讲“永远是两个方面”，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观点，但是一定要强调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本文系作者在《2013·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上作的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