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制度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与政治、法律制度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各项具体的制度，这些，还在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髓，那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也就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
■ 江春泽 教授
20世纪末，世界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就是有近17亿人口的30多个国家（原来的10多个国家分解后）先后从中央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与其他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告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仍然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而且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繁荣进步。
（一）怎么说是“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市场经济”呢？
记得2008年，在一次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经验”的研讨会上，我说过，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讨论这个主题，我有一种幸福感。众所周知，为了探索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有多少先驱者和仁人志士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肉体生命。而我们，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艰苦探索实践之后，终于能举国上下来讨论中国从计划经济平稳地走向了市场经济，出现了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双奇迹的历史经验，目睹着三十年经济社会的巨变，难道不幸福吗？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中有一句歌词是“为梦想，千里行”，作为一个具有改革志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可以说自己也曾“为梦想，万里行”。
早在1979年初，我曾经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过一次即兴发言，我列举了世界各国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多种经济体制模式。我认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是单一的苏联模式，我建议用国际比较的方法研究世界各国发展的模式，以便借鉴和择优，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1984年，我受国家派遣，作为美国福特基金赞助的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访问研究两年多，为了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不仅选读了很多比较经济学专著，参加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活动以及本学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暑期研讨班外，还深入到实际生活层面去观察大公司、大商场、贫民和黑人居住区、东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区、农民的住宅及生产生活活动、监狱、法庭审理民告官的官司，等等。更有趣的是，为了能取得国际比较的第一手直观资料，经单位批准，我利用去英国与荷兰讲学的机会，在欧洲境内使用火车月票（Eroupass）独自走访了东西南北欧14个国家，实地观察比较各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并事前预约了拟访问的国家的同行专家交流，中心话题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包括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诺夫教授、牛津大学的布鲁斯教授、瑞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林德贝克、荷兰的迈克尔·埃尔曼教授、南斯拉夫的科拉奇、马克西莫维奇教授以及匈牙利的改革之父涅尔什等等。探讨交流的中心话题是：市场经济是不是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搞了会怎么样？不搞又会怎么样？
我的“万里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答案。如今，时光流逝了二十多年，我在“万里行”中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很多情景在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已陆续再现，我当初的所思所问，已经由中国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
这个答案之所以值得庆幸还因为，截至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从来就没有兼容过。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融入并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显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说，中国不仅在国内，而且与世界市场经济也兼容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已经平稳地、渐进地、成功地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如此深刻变革的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在奔小康；经济、社会日益进步；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是世界经济体制变革史上的创举，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而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市场，它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在西方一个理论派别所谈论过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Pareto)和他的学生巴罗内(E·Barone)，在大论战中的捍卫者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F.Taylor），集其大成者是美籍波兰经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Lange)。他们所研究的市场是人造的，是计划机关（所谓“集体主义国家生产部”）模拟的，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在他们研究的“市场”里，没有实际存在的竞争环境，不可能通过竞争形成一个能真正标志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体系；而没有这样的市场价格体系，价格信号必然陷入混乱，不可能准确地反映供求关系状况，不可能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而他们所谈论的“集体主义国家生产部”，是以生产资料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存在经济利益独立的市场主体。这种虚拟的“市场社会主义”，一直停留在理论的王国里，从来没有实践过。
我还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而不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部分市场机制，所以，它也完全不同于上世纪50~80年代，东欧国家一些改革派的先驱们所谈论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波兰原计委主任布鲁斯设计的分权模式、捷克原副总理奥塔·锡克设计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模式等，那些模式都还是在中央计划框架内有条件地引入市场机制。由于他们的主张得不到本国最高领导的支持，尤其为当时的苏共领导所不能容忍，他们于是被迫逃亡国外，他们的改革见解成了没有成功实践的、受历史条件局限的学术著作。
同样，我还要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不是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上世纪50～80年代，在一波又一波改革浪潮中引入的那些零打碎敲的、基本上属于行政性分权的市场调节。那时，所有这些国家都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说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只能起影响作用而不能起调节作用，所以，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那些改革中的市场不是全流通的，是支离破碎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后，一面提出“加速战略”，高喊“新思维”，一面又坚持说“计划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杠杆”，提起“市场”这个词就“谈虎色变”，所以直到苏联解体之时，苏联的市场还是极度发育不全的。普京任俄罗斯总统后，于1999年12月30日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正在建设和继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在市场发挥基础作用条件下的宏观调节体系、法律框架、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市场经济的条件，适时地研究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之间的“适宜边界”。
我同样要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现代市场经济，它完全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中的市场。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的“经互会”组织自成体系，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经互会”组织不是现在所谓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市场，“经互会”国家间的交易不是等价互惠的。“经互会”实质上是苏联国内中央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在国际上的延伸，成员国出口企业同样是按照行政指令来分工生产的，基本上要服从当时苏联的利益，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利益。所以，“经互会”解体后，苏联终止了订货，东欧各国当时的产品就很难出口到世界市场去。而中国自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以来，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加大，贸易顺差持续增长。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了并正在继续探索着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途径。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关键。迄止20世纪80年代末，人类历史上自然发育的市场经济，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发地逐渐演进而成的。凡断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者，其主要论据就是市场化必须以私有化为前提。如果我们僵化地对待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没有经济利益独立而且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那么，社会主义当然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兼容。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而搞市场经济，并在转轨伊始立即着手大规模地私有化。中国的抉择是，积极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寻求公有制实现形式多元化；允许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与此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社会主义的理念。
（二）怎么说是“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念的更新
记得1988年10月，我出席了由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办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圆桌讨论会，会议地点在南斯拉夫海滨城市擦夫塔特。东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及其他左派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共151人出席了会议。我受中共中央联络部派遣，以中国共产党3人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会。与会者围绕着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本纲领和实践模式进行再评价。
首先，当时的与会者普遍感到“社会主义运动存在严重危机，只有全面深刻改革才能复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弊病日益明显，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严重脱节，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已不再能成为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吸引力的模式。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处于低潮，共产党的影响力在西方国家普遍削弱，群众对社会主义信仰的热情明显消退。与会者由此而批判了苏联在30年代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这种后来为许多国家效法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埋下了停滞与萧条的祸根；在政治上破坏党内和社会的正常民主生活，形成家长式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的、空洞的和僵化的教条。这些严重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与会者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全面的、深刻的改革和更新，否则，它将不复存在。多数与会者认为，只有改革，才能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带来希望，只有在改革实践中，才能重新构建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理想。记得当时有位苏联代表告诉我，现在大家都批旧东西，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的，但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我说，看来只能在未来的实践中去探索吧。
而后，中国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向经济体制注入市场机制活力的同时，也向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观念注入新的因素，新的活力。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是普遍贫穷而应是共同富裕的；不能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而应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不能是排斥市场经济而应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不应是闭关锁国而应是全面开放的；不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的；不应是GDP挂帅而应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已有的探索实践已经勾画出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所在，就是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它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一面鲜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高高飘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上空，这是当今中国的形象，是继续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号召我们，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