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党生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这部小说全景式地表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近10年间中国的城乡社会生活。早在学生时代，我就读完了这本“大块头”。出于职业习惯，现在再读此书，我更多地留意书中与烟有关的细节。认真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平凡的世界》里有着浓浓的烟情结，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国的烟文化。
按照当今的说法，《平凡的世界》植入了许多烟草广告。好在这部作品创作并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控烟之说，否则，以当前的控烟形势，这部作品未必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书中有着这么多描写吸烟、渲染吸烟形象的作品，控烟组织不将其拉下奖座必不罢休，说不准，还给其评个“脏烟灰缸奖”——这是题外话。《平凡的世界》中有关烟的叙述和描写，是对那个年代的真实反映，并不影响其成为巨著。从烟的角度阅读《平凡的世界》，书中或多或少关于种烟、吸烟、敬烟等中国式的烟文化，值得品味。
关于种烟。从《平凡的世界》有关叙述来看，种烟是一门技术活，不是大部分庄稼人所能熟练掌握的。在《平凡的世界》众多人物中，只有孙玉厚和田福堂两位上了年纪的农民是“营务旱烟的一把好手”，其他人包括主人公孙少安这位农村能人兼农活高手也不算是种烟好手。小说里写到，田福堂营务的旱烟，抽起来“不硬也不软，又香又顺气，晚上睡觉还没痰”，徐国强老人认为是“最喜欢的礼物”；而孙玉厚仅在院子外边的弹丸之地上营务旱烟，所出产的金黄色的烟叶，“不仅保障了他父子俩（孙玉厚与孙少安）和他二爸（孙玉亭）的烟布袋，还有剩余在石圪节的土街上换回几个零用钱。”可见，要想种好旱烟，是要技术的。也许正因为需要技术，使得种烟在那个年代，成了“营务旱烟好手”们的副业，拿旱烟叶到街上出售，不仅可以买盐和点灯的煤油，还可换回几个零用钱。
关于吸烟。有关吸烟的叙述和描写细节，在《平凡的世界》中，多得数不胜数。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吸烟在中国是有着广泛的群体基础，烟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吸烟群体庞大。在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且文化娱乐活动少，吸烟成了一种消遣。在农村里，“男人们大都一人一杆旱烟锅”。不仅庄稼人吸烟，揽工汉吸烟，干部们也吸烟。吸烟俨然成了那个年代男人的标志。当然，身份地位的不同，吸烟的档次也有所区别。庄稼人、揽工汉这些底层老百姓吸旱烟，有的用旱烟锅吸，也有的用纸如孩子写过的作业本卷着吸；稍上层或有身份的如干部田福军、白明川等，以及条件稍好的如田润生、金俊海等则抽纸烟，也就是卷制好的香烟。吸烟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国人吸烟的历史可能不长，但吸烟对国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关于敬烟。当吸烟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烟成为大众化消费品时，人与人之间互相敬烟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敬烟同样有学问。熟人之间敬烟，可以不讲究，也就是自己抽什么烟，敬给别人也是相同的烟。这时，烟是增进感情的催化剂。若有求于人时，敬烟是马虎不得的，敬给人家必须是好烟、名烟。这时，烟是探路石，是敲门砖。也有为满足精神需要而敬烟的等等。
关于品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平凡的世界》里的卷烟品牌算是比较多的，共有六个卷烟品牌：大前门、金丝猴、牡丹、飞鹤、红塔山、良友。小说中有关这六个卷烟品牌的文字不多，尽管如此，也为分析那个时代的卷烟品牌提供了依据。首先，品牌档次的高低。“牡丹”烟是田福军、李登云之类的县干部常抽的；“良友”烟是胡永合送给马副县长的礼物；“红塔山”烟则是孙少安去河南购制砖机时在个体商贩那里高价买来应酬用的。可见，牡丹、红塔山、良友属高档卷烟。大前门、金丝猴、飞鹤无疑要比前三个品牌的档次低。
《平凡的世界》里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而成为历史。也就是从那个年代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旱烟，那个伴随了父辈们大半生的“精神食粮”，早已退出了烟草历史长河。中国烟草行业经过30年来的发展改革，烟叶种植技术越来越先进，种植效益越来越可观，卷烟产品质量越来越好，品牌销量越来越集中，品类越来越多样化，为烟文化的丰富注入了更多的内涵。
今天的烟叶种植，已向着“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现代烟草农业迈进。烟农不再像孙玉厚那样在弹丸之地上营务旱烟苗，成片的烟田越来越具有基地的特征；烟农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烟叶品质更具特色，已不是当年田福堂的旱烟叶所能相提并论；烟叶种植已成为发家致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