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溶溶
我刚结婚的时候，妻子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她所谓好人，就是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可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变成半个好人了，因为我抽上了烟。
我为什么会抽上烟呢？因为我太贪心了点。一般人抽上烟，大都是受同伴影响，同伴抽烟，也抽根烟玩玩，不知不觉就抽上了。我也有过这种时候。读大学时，有些同学抽烟，抽烟好像是一件有派头的事。我不抽烟，也买过一包烟表示我也有烟，拿出来抽抽，并请人家抽。我买的一包是“红人牌”香烟，硬纸盒装，盒盖上有一个印第安红人头像。这是敌伪时期的烟，我说起来许多人都没见过。可我真是个好人，香烟实在吸不进，结果把烟送了人，再也没买过。这一关总算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工作以后，我每天中午跟几位京剧爱好者一起在我的办公室唱京戏。有同志是抽烟的。我为了活跃气氛，特地买香烟来请他们抽。我到友谊商店买当时外面买不到的红狮牌香烟。这一次我一根也没尝试抽过，因为实在感觉不到抽烟有什么乐趣。好险啊，但这一关我也算过了。
接下来是困难时期，许多东西都凭票供应。有一天，行政科同志来统计人数，说以后要发香烟票了，以后没有香烟票就买不到香烟。我当时贪心这些香烟票，心想，我虽不抽烟，但领了香烟票不吃亏，我可以把香烟票送人，或者请人家抽烟，于是说：“我要香烟票。”以后每个月也的确是送人，太平无事。
可接下来我下乡做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天天跟农村干部开会到深更半夜，这些干部十个有十个是抽烟的。我于是用香烟票把烟买来给大家抽。可有时候到了深夜实在太疲倦无聊，也学着大家点支烟呼呼。也不知怎么搞的，有根烟呼呼倒不想打盹了，于是就呼着玩。但这样一天天下来，渐渐成了习惯，这一回我香烟真抽上了。回家也抽，因此我妻子说我变坏了。
接下来我多年在农村工作，接下来又碰上“文革”进干校，抽烟从此没有停过，直到前几年患上肺气肿，才深感抽烟之害，不抽了。但已患病，悔之晚矣。
因为我深受香烟之害，如今我看到别人抽烟，忍不住会劝他别抽，不要像我这样生了病才戒烟。我看到别人健康就羡慕得不得了。
当然，戒烟也不容易。我过去自以为抽烟不多，只是玩玩，没有烟瘾，没有戒过烟。可见过有人戒烟不成功。如我的老友作家包蕾，他烟瘾厉害，有一次他向大家宣布要戒烟了，想抽烟就用吃盐金枣代替。有一两个月他真做到了，可接下来又看到他还是抽烟。问他怎么啦，爱说笑话的包蕾苦笑着说，这回是用抽烟来戒盐金枣了。可见没有决心和毅力，烟是戒不掉的。而我另一位老友，译文出版社前社长孙家晋就不同。他原先也是“老枪”，“文革”一开始就戒烟。后来我在干校饲养场劳动，他到饲养场出肥料，休息时我们聊天，我向他敬烟，他婉拒说，他早戒掉了。还有一位老朋友在干校蚊帐里抽烟，蚊帐烧了个大洞，大家吓坏了，他自己也吓得不敢再抽烟，先是不敢，后来也完全不抽了。可见抽烟是可以戒掉的。
说了半天，我反正希望大家爱护健康不要抽烟，抽烟的马上把烟戒掉，别像我这样如今懊恼，为什么不早点戒烟，特别是懊恼当初为什么贪心那几张香烟票。不拿香烟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