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写 汪洋
城市化无疑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有网友担心，我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但这种“大跃进”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小觑。
城市化本质：
消除城乡二元差距
［微博短评］：农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这是中国结构性革命，它意味着中国已经彻底摆脱小农经济时代，预示着中国工业文明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时代，这是中国30多年改革的又一伟大成果。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迁徙史。从蛮荒之地迁徙富饶之地，从高山峡谷迁徙到湖泊平原，从偏远落后之地迁徙到繁华都市。
迁徙，人类接受文明变成一种可能。美国西部大开发缔造了美利坚的强盛。中国西部大开发缩小了东西差异，平衡了中国经济利益格局。
中国农业文明诞生之日起这种迁徙就一直没有停顿过。中原人口大规模背井离乡，造就了客家文化的兴盛；南宋整体南渡，创造了江南的发达；湖广填四川，成就天府之国富庶；三线大建设，输送了工业文明；西部大开发，缩小了东西差距。今天，农民蜕变为市民，是否预示着中国明天的辉煌，是否预示着人口结构变化，平衡了城乡心理距离，填补了城乡鸿沟，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三农”压力相对减轻？这都需要在实践中印证。
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农历新年前宣布，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港澳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流动人口继续增加。
从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大国，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时间是漫长的，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带有本质性的变化，从此，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城市中国将正式取代农村中国登上历史舞台。
根据经济史家的统计，英国达到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大约花了200年，美国花了100年，日本花了50年。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19%，然而，中国只用了30年多一点时间，就走完了上述国家少则半个世纪多则两个世纪的城市化历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在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水平达到50%的国家。而当时，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5%，也就是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只有6.5%。工业革命使英国率先进入了城市人口超过50%的国家，这早于我们200多年。联合国表示，全球总人口约70亿，其中大约51%的人生活在城市。我国刚好达到这个平均值。
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百分之十几，到改革开放前，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最近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几乎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增长得更快。当下我国城市化进城比印度城市居民所占比例为30%要高，比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82%要低很多。
学术界有句话，“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语”。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想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就一定要实现工业化。凡是以农业为主、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一定是农业社会，至少还是个发展不足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相伴相行，无法靠种地种出一个现代化国家。
纵观不少国家的发展历史，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工业化，而实现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实现城市化。因为工业要有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城市就是工业聚集的结果。未来，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下降。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百分之十几或二十，中国的城市化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代化指日可待，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意义。
按照国家发展规划，在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大概要达到70%--80%，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城市人口要占到75%左右。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不到15亿的人口，要有11亿人左右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工作。现在，这个数字是6亿多人，也就是说，将来还要有4亿多人住在城市。
城市化的本质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消除城乡二元差距。而根据中国户籍计算的城市化率和根据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它们之间的差距高达十几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农民所分享的城市化收益和福利其实还很少。
城市化无疑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有网友担心，我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但这种“大跃进”存在的风险也不容小觑。
红网网民“刘道彩”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约有15万亿元，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土地问题已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而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地域却在急速扩张：小城市希望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希望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希望变成特大城市，特大城市希望变成“世界城市”。
现在，我国城市已呈现明显的“三元格局”：一个是城市居民社会，一个是城市失地农民社会，一个是漂泊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社会。城市不仅要解决自身问题，也面临农村和农民问题。如果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数据与政绩，任由问题累加，让城市化徘徊在改革的半程，表面看牺牲的是农民利益，实际伤害的是国家肌体，随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终要由全社会埋单。
张若渔认为，迄今为止，这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始终处于任其自发自为的发展状态。严重缺乏“顶层设计”，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在现实中招致了诸多的困顿和麻烦。这种状况，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缺乏对于城市化的一揽子规划，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粗粝与轻率之风，时常出没于城市建设之中。
有网民称，必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那么土地到底该怎么科学调配，城市空间到底该如何分布与构建，人口平权运动到底该怎么推进，政府在此间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凡此种种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败。
光明网网民指出，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户籍、土地二元分割为代表的制度设计缺陷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将日益突出。未来五年，要想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质量与品质，就必须把户籍、土地改革向纵深领域推进，同时加快解决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镇)快速聚集所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社会治理结构滞后等“半城市化”难题。
中国社会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拉动中国发生巨大变迁的三驾马车。在城市化急剧推进的过程中，土地的快速升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一方面，人们群众快速增长的改善住房新消费需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恰相吻合。另一方面，围绕地产收益产生的利益博弈，也影响到实业的发展，生活价格稳定和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
从整个结构变化来看，在城市化发展新阶段，区域格局正在发生所期望的深刻变化，就是中西部连续多年增长快于东部。过去一直是沿海地区增长快于中部和西部。2011年，前三季度东部地区同比增长12.2%，东部地区18.3%，西部地区17.1%。中国发展的后力在于广大的腹地，东部地区基数很高，所以增长放缓，但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后发之势，速度普遍超过了东部，现在一种梯度的格局正在形成。
此外，在城乡关系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低于GDP增长和城镇收入的增长，所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当然，根据这两年农民增长快于城市的局面，也不能说出现了拐点，因为现在基数差距比较大，虽然增长率比城市高，但是绝对的差距实际还是在拉开，只不过已经出现了和扭转这种趋势的一些迹象。”
农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这是中国结构性革命，它意味着中国已经彻底摆脱小农经济时代，预示着中国工业文明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时代，这是中国30多年改革的又一伟大成果，同时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从低起点向上跨越的重要一环。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能只有城市没有农村，工业的扎实发展和城市的可持续运转，离不开乡村和农村的发展。同时，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乡村中国”情结，农村、农民和农业基因深入民族思想深处。正如社科院蓝皮书指出的，“城市中国”的到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是短时间能够发生改变的，将是一场长期的持续时间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洗脚上岸的新城市居民，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工作，如何改变价值观念，融入到城市文明中，成为一个合格的市民都将是一次大考。而国家如何安排他们的就业，技能培训、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社保等都是需要系统考量。
当然继续留守农村的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将发生一定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农村的田地更加广阔，耕地绝对平均值加大，承担更多的城市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供应和责任，对其耕作技术和农业理念也将有着更高要求。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看见左右邻舍亲戚老表纷纷成为城市居民，是否有思想波动？是否有失落感？因此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城乡居民的心理距离也是极其重要的。
成都模式：
统筹城乡范本
［微博短评］：我国先后提出了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之后，2007年中央又提出统筹城乡战略，成渝两地成为统筹城乡的试验区。以期试验区放手创新改革，找到适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子。
中央选择成都和重庆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希望成渝两地担起担子，担负历史责任，在引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被称为“新特区”，以区别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新特区”被认为是中国新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新特区”之后，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获国务院正式批准。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其本着‘先试先行’的改革思想，经过实地调研和与官员、企业人士和农民代表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就怎样既加快土地流转、又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进行了大胆探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小琪认为，最集中的表现应该是农民将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城市居民一起享受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条件、能源、通信、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城乡市场建设、投融资体系等等都会更加健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也会更高。具体到其对某一领域的影响来说，王小琪则觉得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他说，农业产业化主要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目前成都在本土企业带动产业化这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成效，下一步就应该利用试验区这样一个好的平台，进一步吸引境外企业参与进来，为之提供同样的机遇，这样也有助于促使现有的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其经营水平。
西方世界一致认为，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但是奈斯比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而是认为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并且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奈斯比特夫妇决定将研究重点瞄准中国城乡一体化问题，并开始实地研究中国城乡一体化最具挑战性的先锋城市——成都。
“成都模式”，即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主要从产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层民主建设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深深吸引着这位未来学家，无论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美债危机中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描绘着中国的未来。他坚定地相信“成都模式”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以平等促活力，以活力促发展，以社会生态保民生，以法治建设促平安。他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权利平等的问题，成都的统筹城乡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解决了权利的平等化问题。
我国实行户籍制度，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从1953统购统销政策一直到1978年，农民就一直处在二元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之中，确保工业城市而牺牲了农业。城市户口就像一个勋章，带来买车、购物一系列便利，农村户口就像个胎记许多人都想把它拿掉，实现自由迁徙成都是“城乡统筹”样本。
“成都的一大创举，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居民的自由迁徙。”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成都7年来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推进城乡配套改革实验区，从体制和机制下功夫，拆掉城乡两元结构这堵墙。葛红林说，经过7年的配套改革，成都在全国将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取消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差别。
为此，成都要做好住房、就业两方面的准备，让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进城有地方住，有工作干。同时，为新市民提供上学、就医等公平的公共服务，享受城市的社会低保和救治体系。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城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这对正处于“城市化”发展中的中国，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成都市在城乡统筹发展思路为“以城带乡，联动发展。”统筹城乡战略实施以来，每年二、三产业解决农民就业10万人以上，并按照城市社区标准建立新型社区，引导40万农村人口到城镇集中居住，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其重要特点就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5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6：1。地处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近郊的三圣乡在政府推动下发展起生态休闲旅游业，5个小村组形成了“花乡农居”、“幸福梅林”、“荷塘月色”、“江家菜地”和“东篱菊园”5个旅游知名品牌，成为闻名遐迩的“五朵金花”，其发展模式被收入中央党校教材，列为“城乡一体化”的成功样板。
三圣乡总面积12.8平方公里，人口1.5万余人。6年前，该乡是成都近郊最穷的一个乡，人称“外八乡”，近乎于上海人说的“下只角”。由于地处城市通风口，土质系酸性膨胀土，“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长期以来，全乡“土地不多人人种”，始终“丰产不丰收”。
2003年，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统筹城乡发展，锦江区政府依托城郊优势，因地制宜，设计出“政府主导、集体运作、农户参与”的农家乐旅游发展模式。三圣乡的土地不适合种粮，却适宜发展花木。锦江区按照城市建设标准，有针对性地对三圣乡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家乐旅游。成都市财政与锦江区共投资1.2亿元，对5个村的乡村道路进行硬化、房屋进行改造，工程90％的资金由财政投入，完善了路网、通讯、引水、供电、供气等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2005年实施了第二次改造，区政府按人均35平方米的宅基地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通过“买一把遮阳伞送一把遮阳伞，买一套餐桌送一张桌布”等方式补助农民，引导农民对农家乐设施升级换代。工商、税务、卫生防疫、环保等部门也最大限度地给予政策扶持，与此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建设，当地银行实行农户贷款“五户联保”，解决投资不足。
三圣乡成为集观光农业、乡村旅游、商务会议、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城市近郊生态休闲地。“五朵金花”整个建设概括为“五不一扶持”：不征地、不拆迁、不失业、不失利、不失权和加大财政扶持。通过打造“一村一品一业”特色产业，为失地农民就地安置提供了就业支持，实现了农民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前期政府主导，后期企业化运作。仅农房改造一项，财政就投入2827万元。同时构建起农村保障体系，统一城乡社会保障。
农民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但离土不离乡。通过风景区建设，在区内从事经营的3000多户农民，共计11500多人，全部就地转为市民，解决了8000多农民的就业安置。而“五朵金花”景区每年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近1000万元。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这个历史转变，是中国亿万农民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后才能够出现的。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农村不仅向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还提供了大量用于城市扩张的土地。在一些关键时期，中国农民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脊梁支撑着前行中的民族躯体。我们犯的任何政治错误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农民首先成为承受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方使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由此为结束农业哺育工业创造了条件。我们必须感谢中国农民，必须给他们以回报，必须引领他们与城市居民一起迈入中国发展的主流。
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完成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使直接的种植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同时，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效率。如果这两个转变不能完成，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任务就不能说完成。
城乡一体化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经济学界则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有的学者仅讨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可称为“城乡工业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也是政策措施的变化；不仅是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也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进。对于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应该废除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废除现行的人口流动管制。
城市政府工作重心如何向农村转移？新农村建设过程不仅仅是城市政府工作中心向农村的延伸，而是整个工作重心、职能设置、资金投入等的全面转移。要以城乡统筹为核心，以新农村为重点，对城市政府功能进行再造和升级。
废除城乡二元化体系，让7.4亿农民在医疗住房社保等看得着摸得见的地方得到同样的实惠，真正享有国民待遇。当农民的收入与城里人差距缩小之时，统筹城乡的核心问题方能切实解决，不但是物质层面的国民待遇，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国民待遇，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要走向工业大国乃至强国，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坚定不移地走好这一步，尽管道路很艰巨，问题盘根错节。
土地出让
与“股田制”、“双放弃”
［微博短评］：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村集体习惯于代替农民进行决策。本次土地改革以赋予农民更为充分权利的方式要求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自己，尊重农民，尊重农民处置土地的权利。关于土地流转的讨论和决策，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紧紧围绕耕地保护目标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力争到2020年，全国完成土地整理不少于6.5亿亩，新增有效耕地面积不少于3700万亩。坚持以建设促保护，大力开展基本农田建设，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等专家调查发现，工业用地出让的增值收益扣除征地管理费后，用于农业和土地开发的比例，在中国西部最高为45%，东部最低是29%；而经营性用地出让的增值收益中，用于农业和土地开发的比例只有10%到25%。
众所周知，土地作为公共资源，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实质是民众的租金收入。国家税收遵循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政府土地出让金则应按照“取之于地、用之于农”的宗旨，政府征地卖地的差价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换句话说，每年的天文数字般的土地出让金，应该主要用在农村农民身上，绝不能轻易挪为另用。
所以，当人们看到2007年有近万亿土地出让金进账时，自然会想到：这个巨型蛋糕，农民到底能分到多少？这个数据并未走进公众的视野。因为没有明确和权威的信息，我们不能确定土地出让金到底用在何方。不过，在脆弱政府财政管理制度上，明账的税收尚不能做到公开、透明，更何况明账之外的土地出让金。
一项权威调查，似乎能充分印证土地出让金用在农民身上的尴尬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等专家，对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安徽桐城市、江苏昆山市三地的土地出让金分配问题做了专题调查。调查组发现，工业用地出让的增值收益扣除征地管理费后，用于农业和土地开发的比例，在中国西部最高为45%，东部最低是29%；而经营性用地出让的增值收益中，用于农业和土地开发的比例只有10%到25%。
正是因为农民这个群体在土地出让中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仅2007年堂堂一国总理就两次提及，先是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新农村建设省部级专题研讨班讲话中郑重提出：“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紧接着，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进一步宣布：“占用农民的土地要给予应有的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这可视为中央政府，将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向农民倾斜的最为明确和彻底的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于土地出让金这块大蛋糕应主要分给农民，有中央高层领导的全力支持，以及有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至少要拿出“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15%，专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红头文件，但是，鉴于目前土地出让金属于预算外资金，且它的收缴、统计、使用和管理都极为粗放、随意，并涉及到多重博弈，因此，如果不把土地出让金纳入预算管理，如果不对现有土地进行彻底的产权变革，那么，政府关于土地出让资金链条流向农村，实现土地出让金主要给予农民的目标，执行起来会有相当大的困难与阻力。
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流转的权利在农户手中。土地是否需要流转，如何流转，流转给谁，只能由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自己决定，任何人和机构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农民作出流转的决定。哪怕这一决定表面看来可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甚至可能给农民带来好处，也同样是不能接受的。
这也正是本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宗旨所在——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以增强农民抗衡任何其他人和机构的能力，包括抗衡其他人、公司，也包括抗衡村集体和地方政府。改革是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自然也意味着强化农民在决定土地流转方面的主体性地位。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村集体习惯于代替农民进行决策。本次土地改革以赋予农民更为充分权利的方式要求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自己，尊重农民，尊重农民处置土地的权利。关于土地流转的讨论和决策，也必须以此为前提。
农地直接入市的方式，后来被称为南海模式。简单地讲，南海模式就是由村庄组成股份公司向工业投资方出租农地，地租收益按股在农户和集体之间分红。根据两年前一项调查的估计，南海全部工业用地中未经国家征地的部分约占一半。比之于国家先征地、再批租，南海模式开辟了农地直接入市的新途径。村集体只需在合约里写上“联营”字样，所用土地就无须经过国家征用、也可以出租给外来工业投资者。农地直接入市的第二种模式，是农地转用的权利主体从集体转为农户。这种模式流行于长三角地区。最早的公开报道见之于《外滩画报》，故事发生在江苏昆山市陆家镇车塘村，引子还是土地收益——围绕开发区的农田，搞农业每亩年收入800元，政府征用后转租给外商，每亩地年租金6000元；若按50年期出让，每亩出让金25万。昆山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复垦获得一些非农建设用地的“额度”，土地转让权不全归集体所有，农民也可以“单干”，比起南海模式，昆山农户获得更多土地增值收益。
据当地统计，1998年——2003年间昆山新增建设用地共8.25万亩，其中新增集体建设用地约为2万亩。一般的做法，是村里以50年为期将土地有偿出让给农户，并允许农民进行非农建设、投资和转让。这样，原有仅限于农业用途的土地转让权就延伸为非农用途的土地转让权。昆山市已有1600余户村民自发加入各种以开发非农土地为目的的合作组织，投资总额超过6000万元。昆山模式——由农户充当农地转用的权利主体——由此诞生。土地集中，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的发展方向。但是为了避免农民被现金投资者边缘化，土地资本的股份不断被现金资本冲淡，应该采取以上的措施。
农业现代化之后，农民的收益主要来自自己在农业公司工作的工资和福利收入及土地股份的分红收入。如果这些收入超过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农民还可能回流农村。扬州东鸥高新农业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以高新技术发展农业的“股田制”农业公司。这个“股田制”农业公司是由数家公司联办的。那么农民能否也可以组织起来建立类似的“股田制”公司，从而实现一种全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法呢？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的有效办法，要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进行现代化大农业的实践和探索，由农民参与的“股田制”也许是一个好途径。
实行“股田制”，就是建立现代农业公司，规模开发、集约经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让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入股并按股分红，如果农民继续参加农业劳动，则可以吸纳为公司的员工。随着公司的发展，农民工资收入和分红也将逐步增加，甚至还可以通过股权转让，享受股票增值的利益。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农民没有失去被认为是最可靠生活保障的土地；二是与出租土地获取固定租金收入不同，农民可以在发展中获取新收益，从而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另外，农民具有双重身份：劳动者和股东，因而实现了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有机结合，为逐步解决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减少城乡差异问题提供了可能条件。从网络资源查询的情况看，全国类似于“股田制”由民间自发进行的试验已经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有关政府部门不妨因势利导加大推进力度。
四川金堂县又新镇祝新村通过土地整理，把新增耕地1119亩入股作大股东，村民把自家的土地入股作小股东，成立股份公司，714户村民都成了股东，下田可种地上田可打工，还坐收红利。
这个新成立的农业开发公司由村支书孙平全任董事长成立公司的好处有：公司按每年每亩土地400元的底价，给村民作土地租金，村民给公司打工拿薪水，作为股东，村民每年还能从公司分红。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搞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以土地入股引进不少企业后，祝新村一下子解决了本村500多人就近打工，连附近村也有不少人在这儿打工。
从农业上转移出去的农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动地、受价值规律的牵引，已掌握一定生存技能而流向城市的农民；另一种是被动地、受国家建设影响而离土的农民，目前这部分农民进入城镇缺乏动力，离土不离乡，城镇对农民进入缺乏吸引力。因此，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措施完备、保障有力的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厉以宁认为，宅基地的置换问题有些地方现在已经在做了，所谓置换就是农民放弃他的宅基地，放弃以后换三个东西：城市户口、城市的住房一套、城市的低保，一个换三个。最大好处是我们加快城镇化的措施。同时农民把宅基地置换了上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有什么用呢？这里提出就要复为耕地，因为它本来就在耕地的基础上辟出一家一户的宅基地的，土地土质是非常好的，所以重新复为耕地，这样农村的耕地不就多了吗。采取平衡的方式，这里的耕地增加了，而在城市周围或适合于办工业的地方置换出一块土地，把耕地拿出来作为工业建设用地，这对国家来讲，仍然手持着耕地18亿亩不变。根据这个，户口制度要改革，目前先做到的放宽中小城市的户口，放宽了以后就有利于让农民工进城，所以各地根据这个精神，中小城市户口先放宽，大城市慢慢来。
成都温江区建立“双放弃”模式，就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尝试。“双放弃”进社保制度，主要坚持了三个基本原则，即政府引导、农民自愿、政策激励。同时，在审批的过程中，温江区还注重了三个结合，即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相结合，与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三个集中”总体规划和新型社区建设相结合，与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相关政策相结合。
“双放弃”是针对温江区各镇(街)辖区内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产业，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经审批同意后进入城镇自主购房或按政府规划要求进入集中居住区居住的农民。
温江区出台政策，确保“双放弃”农民能够在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买得起房。规定，凡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经审核批准，可按政府规划要求在全区范围内购买集中居住区的定向安置房居住。定向安置房按3种标准作价购买：人均35平方米以内按入住居住区的安置价购买，人均35平方米至45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人均超过45平方米的部分按市场价购买。
“双放弃”农民与失地农民一样可以获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双放弃”农民的申请批准后，参照《成都市温江区征地补偿办法》由国土、财政会同镇(街)根据实有面积实施补偿。农民应得土地补偿，按所在村组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自留地人均面积应补偿额计算。
“双放弃”农民入住安置房以后，可以根据温江区“双放弃”社保政策参加社会保险，享受区财政社保补贴。根据温江区劳动保障局等单位联合制定的《关于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实施细节(试行)》，个人缴费的标准及享受待遇为，凡达到男满60周岁或女满50周岁且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的，从满龄的次月起，由社保经办部门根据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今后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金调整。
无论是“股田制”还是“双放弃”，都是土地流转的一种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多种模式可以借鉴。但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农民的整体利益一定要得到保障。失去土地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最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已经大量承接了农村人口，只不过他们处于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提高农民放弃土地的收入，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这并非简单的加减法，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调整的长期任务。
下一个30年
中国经济引擎
［微博短评］：未来30年改革成败取决于“三农”，未来30年改革面临的语境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增加农民收入及破解严格区分城乡户籍而造成福利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是未来30年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民地位为优先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多年。
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文件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允许农民买卖土地耕作权，以法律形式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从现在的30年延长至70年，这样不仅能增加农民资产而且可以促使大型农场的产生，这将有助中国农业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一亩或者10亩土地，收入才有可能大大增加。低效率和农田的减少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不利因素之一。
农村土地改革正式拉开大幕。而这被认为是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自身救亡的长效药方。
在世界经济全面陷入衰退之际，把财富扩散到农村，农民可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释放农村医疗和教育开支资源，通过内需来减少出口压力，这是明智之举，是国家战略眼光。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闭幕之际，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政府还兼顾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这些措施有的已经见到效果，有的可能还会等待一段时间。温家宝指出，中国有广大的农村，有广大的西部地区，城乡的发展差距和地区发展的差距比较大，因此内需还有很大的潜力，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温家宝表示，“只要我们政策对头，我们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他还表示，在世界经济危机加剧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农民将成为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计，农村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之一。
土地自由流转，解决了农村生产力，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经济才得以发展。农民将成为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30年，中国一直保持约10%的年增长率，中国经济70%由外贸拉动，如今世界陷入金融危机，中国依然保持较大增长，拉动内需是重要战略。13亿消费者是中国内需的基本面，而广大农村就是拉动内需最大市场之一。
未来30年改革成败取决于“三农”，未来30年改革面临的语境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增加农民收入及破解严格区分城乡户籍而造成福利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是未来30年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民地位为优先课题。
未来30年，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将是新农村发展很好的思路。就是农业不仅有经济功能，而且有生态环保功能等。我们今天强调农业多功能，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应该成为今后的一个主要方向。2.4亿分散小农户，7.4亿分散农民，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农业的形式多元化，但核心思想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适用的形式叫综合性的生产合作社或者综合性多功能的经营主体，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如果这种组织创新能够推进，当然带来制度创新的需求。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后，才有各种不同领域的谈判地位。有了一个农民的成规模的组织，你的谈判地位、监督能力、反腐败能力才能增强，比单家独户强得多。
在未来30年，重点解决城乡一体化，多种形式土地流转，加快城镇建设。
在未来3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
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要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道路，要走大农业道路，但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地中海式的大农业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土地的局限性，除东北三江平原、华北平原适合农业机械化的大农业外，绝大多数地方应该走农业精细化之路，秉承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打造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之路，从农业产业结构，从种业商业化，从粮食品牌化，从仓储物业现代化，从农业科技入手，因地制宜实施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自由流转，有实力的企业资本能够更好地整合零散的土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借助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农业摆脱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争得世界粮食一席之地。
当土地作资本，增收为根本的新土改政策落到实处，当“三农”不再成为包袱，当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非身份，当社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三农”问题，当城乡二元结构的瓶颈打破了，中国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温家宝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懂得，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农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古人云“农人不饥，天下肥；蚕妇不寒，而天下安”。农民富裕了，中国才真正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压器，才有资格圆强国之梦。
土地改革是中国“三农”改革的新突破口，是缩小城乡及贫富差距、求取社会均衡发展的途径之一。而中国基本目标，是要在2020年使农村居民收入翻一番，并且全部消除赤贫人口。这是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目标。但以中国农村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底子之薄弱，这又是一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巨大工程。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依然落后，是改革开放政策最早设计者和实施者的未竟事业，也是中国进步过程中的一大遗憾。如今，从全球化视角将此提到“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以政治的视角将此提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和重心将有明显调整，最终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平衡、平稳发展。
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中国都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培养内部市场、扩大内部需求的转折点。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农业基础确实“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也“最需要加快”。
2012年6月24日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大事件：神九上天，蛟龙入海，宇宙和海洋上演中国崛起，拓展了中国的生存空间。外电评价开启深海探索与宇宙探索两个新纪元。科技强国的中国应该值得尊重。那么作为粮食生产的土地，能否开辟更有效率完成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呢？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5%始终是我们的隐患，只有中国农业做得足够强大，100%地满足供需，国家粮食安全才真正得到保障，中国灿烂的农业才会令我们骄傲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