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月27日在北京发布一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普遍被视为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由世行开给中国的“药方”。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指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如对一个低收入国家而言，大抵要经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跨出去了，就可以升入“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依世行2006年的定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定规模以上或相当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的一种状况。由于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乃至长期停滞，导致一直迈不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我们不妨拿世行开给中国的“药方”，用历史经验主义研究手法，先放到韩国身上验证一下。韩国是个“过来人”，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一直踌躇于低收入穷国之列，到80年代中期才升格到中等收入国家，到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一万美元大关，闯进高收入国家。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升格到高收入国家，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相对于19世纪明治维新后就崛起的日本，20世纪中叶以降依然属于“一穷二白”的韩国，其经验无疑更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可用“倒推”的方式，来寻找在韩国身上所能耦合的世行“药方”。
世行的一个“药方”是国企改革。韩国的国企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推动，与我国的改革几乎同步。韩国的企业改革之彻底，不仅着眼于改变“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局，而且以破除垄断、为市场经济开路为终极目的，不但拿涉及铁路、电讯等国企开刀，也对形成垄断能力的财阀和私有大企业开刀。遏制民营企业成长活力的是市场垄断，权力形成的资源垄断与竞争形成的市场垄断都不是好东西。持续的生存竞争意识，使三星电子等公司成为了各业界的“快速追随者”。
世行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创新。今天中国人均拥有的专利数量远远落后于韩国。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后，又在90年代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韩国进入21世纪后十年，人均GDP又增长了一倍，动力就源自于永不停息的创新。从依赖外国技术到成功转身，自主创新能力空前提升，短短时间内其自主汽车产业的兴起就是一例。而中国汽车产业二十年，基本上被外企沦陷，成为外国品牌汽车的最大卖场，被美国人戏称为“大超市”也不足怪哉。
世行推出的第三个“药方”就是机会均等，说直了就是公平和透明社会所必需的法治状态。韩国从军政府转型，每一次艰难的转型，都是一次法治化的痛苦蜕变，治腐治特权，权力阳光法，财政预算透明，这使社会发展到了“鱼儿忘于水，民忘于官”的公民社会状态。
今天世行的“药方”回推给“过来人”韩国，这样的验证对我们定然是一种触动与觉醒。
（摘自《南方都市报》 和静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