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留不住钱财和人才？
眼下，中国富豪“流行”投资移民的现象备受关注，然而，饱受房价、子女教育等压力困扰的“中产人群”，才是真正的移民主力。这些循“技术移民”等途径远走高飞的人，数量远远超过需要金钱堆砌的投资移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社会中坚”。
技术“精英”去国良多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
“目前，广东的移民业务90%左右是投资移民，中小企业主一直是主力。”广东某移民中介公司卢先生告诉记者。不过，这个数据或许很难反映移民市场的全貌。“大量的技术移民完全是由个人独立操作。”另一家相关机构的陆小姐这样认为。
据羊城晚报报道，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通过投资移民获得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三国移民签证的人，总数超过6000人。而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达到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相对来说，投资移民只是少数。
“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透露。以加拿大为例，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堪称“社会中坚”。“一般来说，名牌大学本科或硕士；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30多岁最好；专业对口。”毕业于西安交大自动化控制专业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10年拿到加拿大绿卡，据其所知，他们班上技术移民的同学不下10人。
事实上，技术移民并非“中产”移民的唯一通道。
“能够提供当地就业岗位的‘雇主担保移民’现在特别火。”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告诉记者。她说，为吸引高技术人才到澳大利亚，当地政府推出了这项移民计划，只要当地雇主肯聘请移民者，只要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雅思”平均5分、缴纳10万澳元移民费，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到澳大利亚定居。
陈小姐多年从事移民中介，在她看来，这样的移民在目的地国“很受欢迎”。她透露，雇主担保移民甚至可能比投资移民更快拿到绿卡。“投资移民带去的是一笔财富，但对当地就业并不一定有拉动，而这类技术移民马上可以投入工作，拉动GDP。”据了解，由于门槛高且有对口的工作岗位，这种移民通道的“过关率”高达99%。
此外，对于不少“中产”来说，新加坡以及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是一条移民捷径。“先申请一个冷门国家，再辗转移民到发达国家。比如先到大洋洲的岛国斐济，再到澳大利亚；又比如先移民西班牙：一年内银行流水账达到2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申请。”中介陈先生说。
中小老板移民为“转型”
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因为“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所引发的
“潮涌现象”值得关注，它不仅使中国的财富、人才、税收和消费流失，更对“橄榄型社会”的构建造成深远的影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如此认为。
知名经济学家华生则认为：富人移民？明星大腕确实大多移了民，但我们仍整天躲不开他们的熟脸；大一点的企业家很多也移民了，但转了一圈都还在国内打拼。富人办移民不过像穷人给自己办个保险，别以为他们真的离开了好赚钱的热土。中产移民才是真移民。真正的问题是留不住想移民的中产，而中产的壮大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以“资本”转移为特点的第三波移民浪潮正在杀到。不同于去年珠三角老板赴海外“抄底”掀起的移民风暴，今年以来新一轮移民风潮中，一些在珠三角经营乏力的中小老板俨然将移民视为“转型”之路，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客则在上演“候鸟”式迁徙。
湖南人涂先生是深圳一家电子芯片厂的老板，身家过亿元。涂先生自己没有移民，但太太和子女已经悉数在国外。涂先生告诉记者，和他一起读MBA的一众老板中，他知道的已经有五六个人移民了。“不过，都是当‘候鸟’，出去一段时间，还要回国打理生意；回来一段时间，又要出去‘坐移民监’。”
对于富豪移民造成财富外流的说法，涂先生并不认同，“事业都还在国内，能带走多少财富？”
某中介公司的卢先生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如同农民工南下打工一样。它短期内确实会造成一部分闲钱被拿到国外，但只要这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在中国，根在中国，大规模财富外流的可能性就不大。”
为子女移民，替未来下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实不论是“中产精英”还是富贵人家，说到移民，都喜欢拿“教育”说事，把“子女教育”归结为移民的重要理由。照此推断，目前的教育体制扮演了移民潮的推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移民中，很多人收获的只是悲剧结局当人们拖儿带女到达目的地国，多年后或许会发现，虽然帮助孩子逃脱了应试教育的命运，但在东西文化的交锋中，他们并不成功，甚至很可能“丢掉”了自己心目中的孩子。
李先生旅居加拿大多年。对于时下的教育移民热潮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在加拿大，孩子16岁以后就必须独立，自己挣学费，父母的钱宁愿拿去旅游，也不会为子女付学费。因此，父母年老后，子女也不认为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国家应当负责老人的赡养”。李先生说，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很多老人最后在养老院度过余生；也正因为如此，老外往往习惯提早规划养老金，因为他们明白，养老只能靠自己。“这些观念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完全冲突。”李先生说，不少第一代移民在子女教育上会感到“不平衡”。他们普遍对子女全心付出，但环境使孩子的思想已经完全西化，缺乏对父母的责任和关爱。“华人在子女教育上做不到像老外一样‘无情’，因此也就没法儿接受孩子对待父母的‘无情’。很多年后，孩子可能创造性思维更强，但思想上和父母距离很远，甚至会感觉‘丢’了自己的孩子。”
不仅如此，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艰难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子女成长的巨石。李先生说，以技术移民为例，约九成新移民短期内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移民夫妇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种父母的“亚健康”生活状态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枚定时炸弹。李先生的一位朋友，移民前曾是广东某高校的副教授。两夫妻为了孩子能够顺利移民，到加拿大下飞机后第二天，副教授就通过中介找到一份劳力工，从此一干五六年。数年后，副教授追悔莫及，深感这样的抉择对孩子来说未必是最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