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山西商会会长 张世伦
1973年，阳春三月。
天津南运河的岸边，光秃秃的树枝杈在寒风中摇曳了整整一个严冬，似乎再也耐不住寂寞，用点点新绿悄然向世人昭示着它的无限生机……
不是么？人和植物一样，只有经历过寒冬才会更懂得春暖的惬意。这天傍晚，我漫走到家门对面的河边，驻足在杨树下，静静地凝视着枝枝杈杈上钻出的嫩芽，任由思绪走进那复杂的科学世界。
回想这段时间，我的科研进入了解决产品润滑性的艰难阶段，虽然“屡战屡败”，但我的心情却很轻松。因为，随着文革风潮的日渐衰落，曾喧嚣一时的造反派头头去年调离了五一化工厂。树倒猢狲散，工厂造反队也无声地消亡了。党支部纽书记重新主持企业工作，生产秩序很快恢复到正常状态。昔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如今已被机器运转的优美旋律所取代。
1968年夏天，我曾以“工宣队员”的身份到三条石金钟桥小学任教几年。1972年8月，随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催生出的“军宣队”、“工宣队”无声退出历史舞台，我又被推荐借调到公安红桥分局搞宣传工作。才干了半年，我厂成立供销科，纽书记手里缺干部，派人与公安红桥分局协调，把我要回了企业，耳提面命叮嘱一番，任命我担任供销科副科长职务并主管销售工作。那一年，我28岁。
重新回到企业后，肩负领导的重托，我哪敢有丝毫懈怠。天生不甘寂寞的我又撒起欢来。白天上班，我使尽浑身解数四处“烧香拜佛”，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最佳的销售目标。时隔不久，出色的工作很快就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然而，领导和同事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默默付出的则是难以言表的艰辛。因为，每逢夜幕降临，白天已经折腾的筋疲力尽的我准会重整精神躲进斗室，如醉如痴地继续进行着我那多少有点像天方夜谭似的“地下科研”。
从胆大妄为决定搞科研试验那天算起，5年光阴转瞬即逝。其间，为维持科研进行，到底花费了多少妻子精打细算从家人嘴里抠出来的钱，我早已记不清了。经常是钱花了，换回的却经常是一大堆不重样儿的“失败的经验”和妻子不温不火的嗔怪。一次次试验失败后的沮丧和骨子里对成功的渴望，就如同一块隐形巨石，经常挤压着我那颗时而坚强时而脆弱的心。
不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老天爷还算开眼。尽管斗室地界狭窄，设备简陋，切削剂的10个定向科研试验指标，毕竟已成功完成了5个。最让我感到头疼的难题是——润滑性这个关键指标的试验，总是屡屡受挫，只好重新调整配方，采买新的原料进行更替，再试验，一看效果不好，再配制新的，一次又一次地把报废液体扔掉，我很心疼，扔的，那可都是钱啊！
别看我顶着副科长的“帽翅”，每天忙里忙外说三道四，但挣的“银子”却不多。用当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形容就是仅仅够“半壶醋钱”。恰恰是这“半壶醋钱”，不仅要满足我家庭生活需求的支出，而且还经常被“挪用”走可观的一部分，用于购买试验所用的原料。
谁会相信呢？我在家里破财劳神秘密自费搞科研，目的竟然是为了献给厂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在承受科研经费压力的同时，还要承受社会不理解的压力，在常人眼里，我不是神经出了问题就是脑子里进了水。尽管如此，我却丝毫没有半点退却的意思。一股子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拧劲和坚信科研肯定会取得成功的信念，几乎无时不刻都在激励着我在科研道路上艰难前行……
时间奇缺，我可以挑灯夜战。资料匮乏，我可以四处搜寻。面对经济拮据，我却束手无策。说出来不怕您笑话，办法只有一个，继续找妻子商量，卖掉家里能值几个子儿的物件以解燃眉之急。
这天，晚饭后。看着和我结婚已经3年多的妻子阿芬，我的心里就如同被撞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结婚前，家里人为了我和阿芬婚后能居有定所，把原本地点很好的住房换到了红桥区一偏僻处，目的就是能为我倒腾出一间不足9平米的结婚用房。
您能想象得出吗？为保证一家三口的睡觉，狭窄的斗室里只能摆放上下三层的单人床。那是我自己设计，找业余木匠帮忙定做的。家里其他“大件”就是一个衣柜、四个衣箱、一张桌子。再有，就是在屋子的北墙边，有一个用砖头垫起当桌架，铺上一个长条木板，上面堆满各种仪器的试验台。房间里除去放东西的地方，空地只有2平方米。生活在堪称恶劣的环境中，妻子阿芬从来不发一句牢骚，总是一声不吭将房间收拾得干净利落，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即便妻子偶有微词，几乎多半都与我购买试验原料和居家过日子争“银子”有关。
为了支持我进行科研试验，耐不住我三番五次的软磨硬泡，理解我的她，不仅同意我卖掉了自己心爱的“五一”牌手表，甚至连她结婚时娘家陪嫁的缝纫机也被我“处理”掉了。
其实，不傻不痴的我何尝不知道亏欠妻子很多。
但欠同事的10元钱必须得还啊。购买急需的试验原料更需要钱！听着我多少有几分央求口吻的解释，妻子阿芬忍着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深情地看了一眼已经熟睡的女儿，自言自语道：“冤家，你就拧吧！不由着你的性儿，我们娘俩甭想消停。”
最终，阿芬同意卖掉家中最后一件像点样子的家用电器——春蕾牌收音机。
那一夜，我躺在上铺，彻夜未眠。只听下铺不时发出的轻微“嘎吱”声响，简直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告诉我，躺在下铺的阿芬根本就没有睡着，我想：阿芬有清早收听广播电台天气预报的习惯，她一定心疼那台收音机了。
阿芬“照方抓药”。很快就和家住武清县王庆坨乡的表舅联系上，请他帮忙再给收音机找个买家……
隔日，恰逢星期天。阿芬的表舅如约而至，用自行车驮走了收音机。妻子把钱递给我，轻轻地说：“我的小败家子，拿去吧”，我接过钱，面对着她，她也看着我，我看见了她眼里的泪花，我说：“谢谢你的理解，阿芬，一次又一次的败家，我也很心疼，可是我，不！是咱们，咱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一咬牙，转过身，箭步冲出屋门，蹿上除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一溜烟就朝化工原料商店方向冲去，留在我身后的是阿芬那信任、怜惜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