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山西商会会长 张世伦
啪！一颗小石子打在窗户玻璃上。我走到窗前，只见一个男青年向我眨眨眼，然后匆匆走出厂院。
啊！是岳建，我在造反派中的“卧底”。
“向我使劲眨两下眼”，这是他和我事先约定好的联络暗号，如果他向我发出这个暗号，就表示他有紧急的重要“情报”要向我报告。
我和岳建都有因家境困难未能升学的经历，所以，怀着共同的理想，相互勉励，成了好朋友。他在自学中，如遇到难题，厂里也只有我能辅导他，我也不厌其烦地教他。他很敬重我，见我，就称我为张老师。
文革开始后，厂造反队成立。由于岳建性格老实胆小，不爱掺和闲事，没加入。造反队头头吓唬他，还打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加入了造反队。为此，岳建还主动找我，说了实情，请我理解。
半个多月前，岳建忽然把我约到厂西面的一个小胡同内，惭愧而诚恳地对我说：张老师，我心里一直把您当知心朋友和最可信的人。如今我在造反队里遇到了麻烦，我想了很久，只有您能指导我，希望您能像过去教我怎样做人，教我解数学难题那样，教我。
我为他的诚恳而感动，我对他说：谢谢你还对我如此信任，你说吧，我会站在公正的角度，朋友的角度，甚至站在老师的角度，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岳建说：这一阶段，我看这几个造反头头苗头不对。前几天，吕副司令带着我们几个人，还有别的企业造反队员，说是执行任务。去了一家工厂，看见他们用匕首刺伤了一个人，还伤得挺重。回来后，下令保密，谁说出去，这个被刺伤的人，就是谁的榜样。这次行动，我虽未上前掺和，但将来案发，我算不算团伙成员啊？还有，最近他们又研究，想砸商店，抢东西，如果他们让我一起去干，我是去不去呀？我越想越害怕，向他们提出退队，他们恐吓我，说我要是退出，就是叛徒，白刀子进来，红刀子出去。张老师，您说，我该怎么办呀？
我思考了一会儿，对他说：我认为你有三条路可以走。首先是坚决退队，远离他们。
岳建说：不行，我试过了，我如果再提出退队，恐怕他们先把我伤了。
我说：第二条路是，虽然不退出，但他们的一切打人、伤人、偷盗、抢劫、流氓等等一切出格的违法行动，你既不做也不去。
岳建说：这也难办，头儿带我们出去，说是执行任务，事先从来不告知任务内容，等到了地方才知道是干违法的事，不去也来不及了呀。
我说：那只有最后一条道了。如到了现场才发现是违法行动，你绝不能参与，设法不接受任何行动分工，包括帮忙、望风等等，远远躲在旁边看就是了。但是，你虽属受蒙蔽，还有知情不报的责任。所以，你要用心把违法行动的策划、时间、地点、参与人，过程、后果，乃至赃物处理情况都记录下来，在适当的时候，第一个主动向公安局报案、提供可靠线索资料，你就无罪了，反而有功。
岳建说：那我不成了“卧底”了吗？
我说：对！你就是“卧底”，正义的“卧底”。在违法行为面前，在场的任何一名革命群众，都要自觉地当“卧底”。这个“卧底”，就是群众的眼睛。如果有一天，你去公安局报案，我会陪你去，我会证明你今天和我说的话，证明你的无奈，证明你的正派，证明你和他们是不相关的人。你甚至可以说是我让你去当的“卧底”。
岳建说：张老师，您知道，我一向胆儿小，我怕。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要怕，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不管文革形势怎样，底线是不能做坏事，谁做了坏事，都不会有好下场。
自那天以后，岳建一直没有信息，今天他忽然向我发出联络暗号，有什么重要事情呢？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约定地点，看看后面没有“尾巴”，钻进了胡同，只见岳建已在等我。
有什么事？我先问他。
岳建说：今天上午，造反指挥部来了一个陌生人，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凶巴巴的，他和吕副司令在屋角嘀咕事，我离他们远远地，支起耳朵，听他俩提到您的名字，副司令对那人说：“下手狠点”，还说了很多，我就听不见了。我担心对您不利，赶紧告诉您，您要提前防备。
我说：谢谢你，我会留神的。
我俩分了手。一整天，我都在琢磨：如果是针对我，那么“下手狠点”是狠批？狠斗？狠打？狠杀？
这个“狠”的结果，是伤？是残？是死？
这个“下手”，是公开下手？还是暗中下手？
“卧底”让我提前防备，我又怎样防备？
自此，我每天无论上班、下班，骑着自行车，一路上警觉地搜寻四周，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睡觉时，都支起耳朵，一有风吹草动，都会草木皆兵。
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我想，大概岳建是神经过敏吧？害得我提心吊胆。
谁知，“卧底”的“情报”是准确的，我已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雇主派出的一名凶恶杀手，正紧盯着我，伺机向我扑来。
我已站在生死线上！
